從上世紀80年代初籌辦婦女類雜志到現在，中國家庭生活第一刊《家庭》雜志已經走過了快40年的歲月。它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在改革開放的前沿中誕生，又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不斷發展，由最初發行兩三萬本的小雜志，發展成為深入人心的大刊名刊，并在2002年組建了中國首家期刊集團。

從忌諱提“家庭”到“家庭”效應

我上世紀80年代初走出大學校門分配到廣東省婦聯，當時很不安心，婦聯工作和我的志趣相去甚遠。第二年，一個做夢也想不到的機會，讓我終于有了實現理想和追求的希望。

當時，作為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廣東，得天時、地利優勢，又占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在很多方面都走在全國前列。1980年11月，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到廣東省婦聯視察并座談時提出，遼寧有本《婦女》雜志，廣東也可以辦一本。當時，全國只有《中國婦女》《內蒙古婦女》和《婦女》三家婦女期刊，在省委書記的關心支持下，1981年6月，我們正式籌備成立《廣東婦女》雜志社。當時的條件非常艱苦，且沒有辦刊經驗，《廣東婦女》從內容到讀者群都非常狹窄，既局限在“廣東”，又局限在“婦女”。占51%的男人不看，個別男人看時為免遭人取笑，還偷偷把封面撕掉。年輕姑娘也不訂閱，因為在她們眼中，婦女是指結婚生了孩子的女人。結果，《廣東婦女》一半賣一半送，銷量不過兩三萬，這使我們意識刊物必須全面改版。

然而，改什么？如何改？刊名改得好不好，將直接影響到整個改版的成敗。思想解放是改革開放的先導。廣東改革開放的先行，得益于思想解放的先行。當時，我們在社會上廣泛征求意見，吳有恒、秦牧等也都紛紛出謀獻策。短短時間，我們征集到的刊名就有數十個之多，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其中比較集中的意見是偏向“家庭與社會”這一類，基本共識是：極左時期，人們都不敢提“家庭”二字，誰有“家庭觀念”，誰的思想就有問題，誰就要“斗私批修”，要脫胎換骨地改造。那些樣板戲中的“英雄”個個都沒家。《海港》中的方海珍有沒有丈夫不知道；《龍江頌》中的江水英上無老下無小，更沒有夫君在家，得了病還要喝別人送的雞湯；《沙家浜》中的阿慶嫂，雖說是個有丈夫的人，可阿慶跑單幫去了，茶館還是一個人。《紅燈記》倒有個家，可祖孫三代是不同血緣的“革命部落”。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有了健全的細胞，才會有一個健全強盛的國家，非常有必要辦一份描繪社會細胞的刊物，且大有文章可做。但是，在是否取名《家庭》這個問題上，大家又是意見紛紛。有人反對說，這會引起誤解，“現在全世界的潮流是婦女走出家庭，中國婦女運動搞了幾十年，還不是為了解放婦女，如果辦個刊物叫《家庭》，這不是主張婦女從社會回到家庭中去嗎？應該叫《家庭與社會》，誰也挑不出毛病。”那時，我們自己也覺得《家庭》這個刊名不好接受。人家問起你在哪兒工作，你說在《家庭》雜志，覺得很難聽。然而，改革開放首先就是要解放思想，要敢于沖破原有一些禁錮的觀念和誤區。從1983年1期起，《廣東婦女》終于改名《家庭》。誰沒有家庭？誰不愛家庭？《家庭》這個令人感到親切、溫馨且有特色和新意的刊名，就這樣在眾多的刊名中脫穎而出。開宗明義，本刊就是研究家庭的，辦刊宗旨就是在婚姻家庭領域倡導精神文明、促進生活方式的變革、竭誠幫助讀者營造幸福美滿的家庭。隨著刊名的更改和辦刊宗旨的變動，刊物從欄目、內容到受眾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983年第1期，刊物印數就從3萬升到20萬，爾后是30萬、50萬、80萬，一路飆升，1984年，150萬，到了1987年，《家庭》月發行量竟高達278萬。在全國同類刊物中，《家庭》發行量遙居首位。

作為中國第一家也是當時惟一一家以戀愛、婚姻、家庭為主題的綜合性月刊，《家庭》改版的成功，在中國期刊界攪起了一股沖擊波。步《家庭》后塵，各種跟“家庭”二字關聯的雜志紛紛問世，繼而，連一些報紙的副刊也都有了“家庭”版。這種令人意想不到的“家庭”效應，促使我們給“家庭”進行了商標注冊。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家庭》登上了1988年出版的《世界新學科總覽》，其中“家庭”條目中寫到：“幾年來，以研究家庭為對象的雜志相繼創刊，有廣州的《家庭》等。”

作家講心事的朋友

廣東是新觀念、新事物、新潮流的“南風窗”。《家庭》從一開始就很注意文化含量。為使刊物辦出檔次和特色，《家庭》跨新聞、文學、學術三界，聚合一大批作家、專家和學者，這在當時期刊界是很罕見的。

早在1987年，我們就提出一個文學新概念：“家庭文學”。詩人、作家洪洋專為這一“新概念”撰文發表在《文藝報》上。全國許多著名作家都為《家庭》寄來佳作，王蒙、從維熙、秦牧、徐遲、碧野、柯巖、陳建功、韶華、汪曾祺、李國文、張賢亮、莫應豐、葉兆言、俞天白、蘇叔陽、陳國凱、王安憶、張抗抗、畢淑敏……200多萬份的月發行量，其傳播效應讓任何文學刊物都望塵莫及。程乃珊說：“我沒想到在《家庭》影響會那么大。連上海弄堂里的大媽都說看到了。”這些名家的“家庭問題小說”不僅吸引了眾多讀者，而且通過《家庭》這個載體，營造出一塊新的文學生態區。

1989年，著名歸僑女作家陳慧瑛為《家庭》撰寫了習近平和彭麗媛的愛情故事，首次翔實披露其幸福美滿的婚姻家庭生活，故事溫馨感人，文章字字珠璣，一經刊出，即刻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和強烈反響。許多報刊紛紛轉載。彭麗媛遠在山東的媽媽看到《家庭》后很高興，第一時間把這期雜志寄到女兒手中。1990年，賈平凹開始為《家庭》撰稿，繼而開設“平凹說家”專欄。賈平凹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文章沒有說教，不拿架子，角度新穎，自成一家，深受讀者歡迎。

1990年，中國作協“深圳創作之家”落成，當時這里可謂中國文學創作的“南方大本營”，全國作家們紛紛來到深圳這塊熱土。名家們路過廣州時，也總是會念到《家庭》。大家相約見個面，談談文學，約約稿。歲月留痕，文學與《家庭》的情緣越來越深。

《家庭》也成了作家們最可以講心事的朋友。1988年下半年，莫應豐給《家庭》寫來《事到如今悔也遲》一文，寫的是關于離婚的故事。《家庭》登出后，受到文壇廣泛關注并被《新華文摘》轉載。莫應豐擅長書法，他在給我題字的同時，還給《家庭》題了字——“愿天下家庭多幸事”。開始，我并不知道他這篇文章和題字都是有感而發，更萬萬沒想到，他那摻和著內心的矛盾、痛苦、悔恨和企盼的文章、題字，竟成了他的絕筆和最后的遺愿。這年剛過完春節，我正要代表雜志社前往長沙探望病榻中的莫應豐，忽聞他已與世長辭。當時我好難過，也好后悔，如果早走幾天，興許還能與他最后一別。帶著深深的遺憾和悲哀，我還是去了，去慰問他的家人。

那時候，每逢《家庭》開筆會，名家齊聚，高手云集，也有個別作家朋友跟我們坦言內心不為人所知的隱秘：“希望能帶妻子一起來，回去就要辦離婚了。”我們理解，以誠相待。婚姻好比鞋子，合不合適只有自己的腳趾頭知道。改革開放，最大的變化是人的思想觀念的變化。為擺脫痛苦和重建幸福生活，提高婚姻家庭生活質量，文明離婚的形式無疑是一種社會的進步。

一次，張賢亮出訪歸國取道廣州，我和同仁在廣州珠島賓館設宴為他接風洗塵。那陣子，他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正在國內文壇引起轟動。席間，我們所談的，除了文學還是文學。之前，在深圳羅湖口岸關口，看著張賢亮與跑過去迎接他的孩子，他們緊緊擁抱，父子情深，令人感動。時任中華文學基金會常務副會長張鍥，因工作關系，到深圳相對多一些，有時張鍥來了，我們也會趕去看看他。天長日久，《家庭》凝聚的作家朋友越來越多，在文化圈里影響也越來越大。名家們因一個“家”字而精心打造的精品力作，既有強烈的時代感和豐富的社會內涵，又有動人的故事，提升了刊物的思想品格和文化品位，讓《家庭》以名牌期刊獨特的韻味和魅力在社會上產生更大影響，也滿足了社會轉型期廣大讀者日益豐富的閱讀需求。1998年5月，《家庭》月發行量突破300萬份；1999年1月，月發行近400萬份，雜志的不少佳作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和廣播劇。

生產“家庭理念”

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屋檐下的變革也在不斷發生。國是大家庭，家是小社會。社會發展的每次重大變革都反映在家庭的變化當中。多元化的社會，日益發展的市場經濟，促使當代中國家庭正面臨著許多新的挑戰。這種變動和發展趨勢可以概括為：家庭生活選擇多樣化，家庭關系簡單化和家庭問題特殊化。

在這個時代大背景下，1984年5月，刊社組織召開了一次專題討論家庭問題的全國性學術會議，近百名海內外學者共同研討家庭問題。會后出版了論文專集《婚姻家庭探索》，發表了第一個“家庭宣言”。《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媒體都報道了這次會議。之后，這種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每隔3年召開一次，海內外專家、學者不斷探討婚姻家庭領域中的各種現象和問題，繼而，我國第一個“家庭研究中心”應運而生。我們與國內有關研究機構合作，先后進行了當代中國城市居民文化素質的調查、社會轉型期中的婚姻質量調查等多項有影響的全國性社會調查，這些調查及研究成果，為我們了解當代中國婚姻家庭的現狀和發展趨勢，準確把握婚姻家庭的脈搏和動向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文章《人格無價，她拒收68萬丈夫轉讓金》一文，通過一個下崗女工的婚變故事，努力挖掘出她在逆境中自尊自強的人格，使之升華出“金錢有價，人格無價”的閃光精神，視角新，觀念新，導向明確，有感人力量。該文刊出后，引起讀者強烈反響，并同時被5家電影廠或電視臺看中，要求買下版權，改編成電影和電視劇。

《家庭》曾先后約請著名學者費孝通、雷潔瓊等撰寫文章，將學術文章通俗化。上世紀80年代末期，人們的購買力降低，尤其是購買文化消費品的熱情和能力俱降，很多刊物的銷量都在下跌，惟獨《家庭》發行量穩步上升。

《家庭》成了一個閃亮的文化品牌。

10年前的2008年，我國改革開放30周年，“家庭”作為中國首家期刊集團，已舉辦了8屆全國家庭問題學術研討會，這不僅是關于“家庭”問題的學術研究的助力，更是對社會主義家庭文明建設、構建和諧社會起到積極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