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巴黎舉辦“朱迪特·戈蒂埃百年祭辰國際學術論壇”，同時，巴黎中國文化中心特邀筆者作《朱迪特·戈蒂埃：我是一個“轉世中國公主”》專題報告，追憶一位法國女作家在傳播中華文明中所作的貢獻。

在朱迪特的文學生涯中，她的家庭教師丁敦齡起了關鍵作用。丁敦齡1831年生于中國山西省，18歲上鄉試考中秀才。因家鄉鬧饑荒，他受法國教士賑濟，皈依天主教，取教名“保羅-約翰·巴蒂斯特·瑪麗”。丁敦齡到澳門，娶同為教徒的方阿玲為妻，以教書謀生。在那里，他遇見一位法國外交官，后者說傳教士約瑟夫-瑪麗·卡萊在巴黎編纂一部“漢法辭典”，欲雇一個中國人當助手。他欣然應允，于1861年8月乘郵輪抵達巴黎，住在卡萊居所，為其核對抄寫書稿，兼管家務。孰料，一年后那個耶穌會士突然病故，致使從不出門、基本不懂法語的丁敦齡漂泊街頭，生計無著。一日，丁敦齡在巴黎拉丁區碰到東方學者卡諾，介紹了自己的境況。卡諾是泰奧菲爾·戈蒂埃摯友，遂將丁敦齡引見給這位高蹈派大詩人。戈氏接觸過雷莫沙的漢學史料，對古老中華文明興趣濃厚，因之與中國秀才相見甚歡。出于同情心，他表示愿意幫助丁敦齡乘船返回故國。哪知中國秀才神色驚惶，回絕了這番好意。多年后，朱迪特在她的回憶錄《第二串珠》里這樣追述丁敦齡的反應：“他原先參與太平天國謀反，打仗臂膀受傷，留下一塊傷疤。”戈蒂埃決定按東方習俗，將丁敦齡收留在家作“清客”，讓他教自己兩個女兒學漢語。

戈蒂埃兩個女兒語言進步很快，不久就能用中文會話。丁敦齡還引導朱迪特領略中國古典詩詞妙異，為她啟蒙，使她掌握了遙遠文明古國的知識。父親大喜過望，稱：“吾等均無才學，惟此女真有天賦”，把長女朱迪特視為自己“惟一寄托”，盼伊能圓他的“東方夢”。丁敦齡由此以“戈家中國人”一時名噪巴黎。泰奧菲爾·戈蒂埃在自己位于納伊的宅第里向友人介紹他的“帕納斯黃皮膚高參”，讓彼輩有幸直接接觸“中華帝國”古典詩文。在《第二串珠》里，朱迪特詳細記載了自己在中國秀才指導下學習中文的整個過程。一天，她還把丁敦齡介紹給大仲馬，希望允許丁氏翻譯大仲馬的名著《三個火槍手》。她尊重自己的中文教師，與他結下真摯友誼，說：“他不在我們家時，大家總會掛念他。”

戈蒂埃1872年過世，丁敦齡追念恩人說：“我離開中國，14個年頭已經逝去。踏上你們祖先的土地，我邂逅西方慷慨義士，一日萬幸得見泰奧菲爾·戈蒂埃。他胸懷寬廣，仁慈地向我敞開府第大門，將我收留在家。他是一位天賜貴人，讓我沐浴仁愛之光。戈翁現已告別本世紀，愿他入土為安。”

1864年1月，朱迪特在法國《藝術家》雜志上發表了她翻譯成法文的一組中國詩歌《中國主題變奏曲》。1867年，她22歲上出版《白玉詩書》，輯合了近百篇中國古典詩詞，其中有李白、杜甫、蘇東坡和李清照的作品，首次讓法國公眾接觸到他們從未見識過的異國新奇詩韻。朱迪特的文學翻譯別具特色，不拘泥原文，著力自由發揮想象，求索神似，以傳詩文之妙。李白的《清平調》“一枝艷露出凝香”，被譯成法文為：“枝繁花茂，在朝露的滋潤下，益發清香，沁人心扉”。一些漢學家提出朱迪特有“翻譯錯誤”，但她的第一批讀者中，有人持相反觀點。詩人保爾·魏爾倫就說：“我完全不想對這些浮表的不準確吹毛求疵，詩文魅力有目共睹，譯者的才華已蓋過了人們臆想中的缺略……”朱迪特·戈蒂埃作品的研究者認為，她性耽獨立，初涉詩壇便起而反對法國僵化的古典詩詞格律。

在《白玉詩書》序言里，譯者贊美中國是“一個為詩人建立廟宇的圣地”，說“在俄耳浦斯之前12個世紀，先于大衛、荷馬1500年，中國詩人就以詩琴伴奏歌吟。他們在全世界絕無僅有，至今幾乎還是用同樣的旋律在詠唱……”這部詩集旋即轉譯成德文、丹麥文和英文，作為“主導動機”給歐洲浪漫派音樂大師馬勒的第九交響樂《大地之歌》輸入神秘靈感。在她寫的《奇異族類》這部散文集中，朱迪特還強調：“中華帝國是詩人的天堂，詩作堪稱‘天賜’”。《白玉詩書》初版，朱迪特署名“俞第德”，意為“德行至上”，將之題贈給對其文才推崇備至的維克多·雨果。從1868年開始，她在報紙上連載長篇劍俠小說《帝龍》，塑造了一個反清復明的英雄人物。雨果讀后寫信給作者說：“您的文筆有力而優雅！遠赴中國，形同奔月。您引導我們進行的是一次星際旅行。我們欣然跟隨，心醉神迷，而您卻展翅，流星般飛逝進深藍的夢境。令我萬分欽羨。”雨果還給朱迪特寫了兩首獻詩，直呼其名：“朱迪特，我倆命運緊緊相連，同舟與共。”

朱迪特在文體上深受中國古典文學影響。小說《帝龍》的敘事主線與中國民俗小說“話本”頗為相似，散文里夾帶詩歌，每一章回均由一節韻詩引出。這部作品首先在《自由報》上連載，受到社會上一致好評。阿納托爾·法朗士這樣評論道：“她有自己的寰宇與愿景，故而文風自成一體。這個境界即是遠東。但它與游旅者展示在我們眼前的景象全然不同，即便寫書人是像洛蒂那樣的詩人。她筆下的遠東，猶如鉆石產于深邃礦脈的黑夜中，是在一個少女幽靜的靈魂里形成的。朱迪特的這第一部小說《帝龍》，我應該說，是她的第一部詩篇，因為那是真正的詩篇，一本文體清麗爽目，由金絲編織而成的書。”

朱迪特一生中寫了許多取材于中國的作品。其中，《奇異族類》和《中國》兩本散文源于對“中華帝國”細致入微的觀察，引領法國公眾去發現一個豐富的古老文明。在小說《帝龍》之后，她于1893年又發表了另一部集異的東方故事匯《東方之花》，由巴黎阿爾芒·高蘭書局出版。如伏爾泰從《今古奇觀》里取材寫《查狄格，或者命運》那樣，她從中國文明中汲取靈感，豐富自己的文學創作。收入《東方之花》中國篇章里的《祭扇》即為一例。《今古奇觀》系由殷弘緒神父譯成法文，刊載在杜赫德神父編纂的《中國通志》上。伏爾泰選取《莊子休鼓盆成大道》一文，法譯文名為《莊子古怪地掩埋妻室后，從此鉆研哲理得道》。故事說，莊子視生命如浮云煙霧，婦人一無信用可言。他用試探其妻是否忠于自己來證實個人觀點。妻子果然不忠，招其厭惡。伏爾泰依照莊子的道家觀點，嘲笑社會世風日下。但朱迪特不步伏爾泰后塵，反其道而行之，改寫了故事結局。在她的筆下，“不貞之婦”田氏死后變成一只“自由鳥”，而賢哲莊子終未能得道成仙。那鳥兒變成田氏的精神化身，公然向他發出揶揄的尖叫：“哈！哈！愚蠢的哲學家，你看上去志得意滿，內心里卻被絕望攫獲。你籠里關著一只漂亮的蜂鳥，以為那就是她的全部宇宙，惟有你的灰胡子最秀美。愚蠢！愚蠢！你想束縛她的雙翅，可是她看到了青春和愛的天空。哈！哈！你的歡樂鳥飛走了。愚蠢的哲學家，現在該你哭泣了！守著空籠子痛哭吧！”

無疑，這是對孔子主張女子“出嫁從夫”的尖刻批判，朱迪特不愧為女權主義的先驅。她指責孔子編《詩經》時，從中剔除了所有表達婦女爭取自由的情歌。這興許同她與高蹈派詩人卡杜勒·孟戴斯不幸的婚姻有關。對方自始至終玩弄她的感情，導致朱迪特對愛情絕望，將身心全部撲在了文學創作上。

朱迪特在描述東方風物的小說作品中，熱心選取中國題材，特別是跟當時最活躍的東方學者彼埃爾·洛蒂合作。1887年，二人在一次假面舞會上相遇。那晚，朱迪特化裝成埃及艷后克里奧佩特拉，洛蒂以圖坦卡蒙式的埃及法老面貌出現。兩人都對東方抱有濃厚興趣，合作寫起以東方為題材的劇本《天之嬌女》，意在突出愛情與榮譽兩難的恒久主題。故事結尾是女主人公為維護家族名譽自盡，這跟朱迪特在《帝龍》及其他歷史小說中頌揚的高尚價值一脈相承。值得人們關注的是，她在《天之嬌女》序言里明確指出：“若要真正理解中國，必須知道300年以來，這個國度心上有一個深深的創傷，至今未愈。中國被稱為‘韃靼人’的滿族入侵，取代原先明朝，建立清朝。但漢族人始終懷舊，志在鼎革，一心要反清復明。因此，中國一直處于動蕩狀態，怒火始終潛伏地下，有朝一日在某個省份突然中燒，熄滅后又會在另一個省里復燃”。人們可以發現，朱迪特·戈蒂埃在談論中國時，完全不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來說話，不是僅僅追求轟動效應，或展示異國風情。她表現出的是自己同這個民族融入的關系。

在反映朱迪特特殊“東方情結”的歷史小說作品中，有受丁敦齡影響寫的《太平天王傳》、根據“香妃”軼事寫的《天子寵妃》、波斯英雄史詩《伊斯坎德爾》、描寫17世紀法國遠征印度的《征服天堂》。另有《孟加拉女王》《一只白象的故事》《山中老者》和《布提法赫之妻》等等。朱迪特作品留給后世的是一個深深浸潤東方風情的異域世界，所涉疆域除了中國，還有日本、暹羅、印度、土耳其、埃及、以色列和波斯。展現在讀者眼前的遙遠東方，經常含有作者異想的美妙和奇特色調。高蹈派詩人泰奧菲爾·邦維爾評論說：“我們法蘭西曾經有過非常杰出的女性。然而，我認為其中無人能超越《伊斯坎德爾》的作者。她的想象力和精神璀燦無比。” 雷米·德·古赫蒙在《回憶朱迪特·戈蒂埃》一書中稱贊她的文才，贊賞道：“朱迪特是當今最優秀的法蘭西作家之一。她文筆自然流暢，淳樸而又深含韻味，有著女性細膩的質感，言所欲言，讓人浮想聯翩，沉浸于無言的夢境”。

1910年，朱迪特·戈蒂埃成為第一位當選龔古爾文學院院士的女作家。她榮耀地進入龔古爾文學院時向報界宣稱：“我是個中國女性，一個轉世的中國公主”。顯然，這里的“中國”已不只是一個國度，何況，朱迪特從未踏上過她描繪的那片沃土。中國在此是她一生寄托夢想、希冀能自由生活的歸宿地。她跟丈夫離異后終身獨居，宣稱：“吾獨立而生，獨立老去，獨立而死。”

1917年冬，朱迪特·戈蒂埃逝世，安葬在布列塔尼海岸迪納爾的圣埃諾加公墓。令人驚訝的是，這位西方美姝的墓志銘竟用“日來天”三個漢字刻寫，意為“晨光自東方而來”。奉獻墓銘者的身份更令人尋思。原來，此人是受中華文明影響的安南郡主阮福明。他原為安南阮朝國王，13歲登基，年號咸宜，因反對法國入侵干政，被殖民當局抓到北非阿爾及利亞軟禁。朱迪特于1900年6月在巴黎世界博覽會上同他巧遇，心中十分欽佩這位受到印支民眾擁戴的“英雄”，年過五旬的朱迪特竟至暗生情愫。1904年阮福明與法國女子瑪賽爾·拉洛埃成婚后，朱迪特依然保持對他的這份情意，二人實為摯友，異地通信交流藝術心得長達17年，直至她去世。安南郡主理解朱迪特的內心，奉獻給她的這塊“日來天”墓碑顯然符合逝者意愿，送她上路去迎接東方的晨曦。

（本文是作者在巴黎中國文化中心舉辦《朱迪特·戈蒂埃：我是一個“轉世中國公主”》報告會上演講的部分內容，原稿為法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