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017年4月10日在俄羅斯圖拉郊區托爾斯泰莊園中拍攝的列夫·托爾斯泰半身塑像。托爾斯泰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所寫的那些現實早已不復存在，但“安娜·卡列尼娜情結”這個現實依然鮮活，依然激動人心。這就是經典的魅力。新華社發（葉甫蓋尼·西尼岑攝）

一

重讀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仍然愛不釋手。心想，在這個世界的各個角落，至今還有多少個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的身影啊。她們是不是還有著試圖盡快擺脫或改變自身處境的強烈愿望呢？再翻看手頭的那些文學期刊，讀一兩篇還行，再讀就覺得大同小異了，乏味得不行。這不禁讓人想起很早以前韓少功寫過的一篇題為《個性》的千字短文。他說：“小說出現了兩個較為普遍的現象。第一，沒有信息，或者說信息重復……這就是‘敘事的空轉’。第二，信息低劣，信息毒化，可以說是‘敘事的失禁’。”用這個評價來觀照當前大大小小的文學刊物發表的那些作品，也還沒有過時。

為什么這種乏味、重復、虛假、不接地氣、隔岸觀火、隔靴搔癢的小說“頑癥”去除不掉呢？為什么我們想從當下的文學書寫中獲取當代社會的可靠信息，獲取現實生活的細節與質感，感受當下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與微妙性的強烈閱讀愿望難以實現呢？為什么我們總是覺得當下的文學書寫與這個偉大的時代不匹配呢？問題或許在于我們亟待重建文學書寫的有效性。

二

賈樟柯的電影對于當下文學創作頗有借鑒意義。他的電影秉持強烈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當代人講當代事”，以獨特的觀察視角、飽滿的生命體悟和精致的影像視聽語言，試圖真實地反映這個世界，與時代同頻共振。他的作品偏愛故土，記錄社會，心系中國，悲憫人類。而我們一些作家、評論家卻覺得現實主義創作精神過時落后，對它進行貶損和污名化，甚至把它窄化為“寫實”與“白描”，把它簡單地理解為技術層面上的創作風格與創作技巧，把它等同于落后、保守、平庸，等同于教條主義、歌德派和藝術品質低劣。為什么賈樟柯的電影會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和中國感呢？我覺得，這是因為他的電影具有一種現實主義的總體性視野，一種社會歷史性結構。至少，有一種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漫長大轉型的總體性，有一種中國之為“中國”的總體性，或者一種“中國故事”的總體性。他的電影盡管從來不去面對大人物、大城市和大事件，而是面對普通的中國人，面對小城鎮里的小人物，他的高明之處在于用小人物的視角記錄中國與中國人在這40年來的深刻變化。

正是因為賈樟柯的電影具有了現實主義總體性視野的世界觀，具有了寬闊、復雜、整體的中國觀，才能使他的電影有了“生活在其中”的時間意義與歷史洪流匯集于此的“坐標感”，才能在時代的進程中由個體的“一”寫出總體的“百”，才能以中國社會歷史變化進程作為背景的普遍性，與作為個體的普通中國人在時代重要關口承擔起社會變遷的代表性，提煉出時代場景與個體遭際的重要啟示。

三

《收獲·長篇專號》2018年春季卷刊發了宋尾的小說《完美的七天》。在一個貌似懸疑偵探的框架中，作品寫出了快節奏城市生活中人們感情的空虛與孤獨。小說中的生活仿佛就是我們的生活，小說中的現實也仿佛就是我們周圍的現實。但是，宋尾的可貴之處在于，他寫出了曾經的“詩人”在時代變革中真實的發展軌跡，反映了當前一些知識分子真實的精神狀態。“你還寫詩嗎？他抻直上身，扭了扭脖子：寫。寫啊！半夜酒醒了，或者女人在旁邊睡熟之后，有時在外地、酒店睡不著的時候。有時一首，有時寫很多首。李楚唐盯著窗外，兀自笑了，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種寫作——不是用筆，而是在腦子里寫。怎么說，就像是在有霧氣的玻璃上寫，你不用去管它，很快，它就消失了。”讀到這里，我的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正是李詩唐這種“詩性”的松懈，與楊柳丈夫王大進陰暗心理的有機配合，把那位曾經羨慕詩人并追求詩意生活的楊柳一步一步殘害。在飛蛾撲火般的“完美七天”約會之后，她的夢幻氣質與精神追求漸漸潰散。

這篇小說讓我明白，小說中的現實與生活中的現實不是一回事。小說中的現實，不是加長版的新聞事件，不是現實的殘渣，不是偽現實，更不是那些貌似激烈、奇崛和戲劇性強的歇斯底里的現實。小說中的現實，應該是無窮無盡、無所不包的現實，是經過復雜“裂變”的現實，是經過小說作品與作家生活背景之間不一致的分裂與糾結的現實，是經過小說作品內部人物與人物之間復雜沖突的現實，是穿過膚淺生活與世俗泥沼、深入人們物質與精神內里的現實。小說中的現實，不是當下房價高、就業難的表面現實，而是幾十年后這些可能都已經不再成為問題卻依然糾結人心的那個現實。就像《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中所寫的那些現實早已不復存在，但“安娜·卡列尼娜情結”和“艾瑪情結”這個現實依然鮮活，依然激動人心。

四

作家范小青在孫頻作品研討會上說，她讀孫頻小說感覺“刀子在玻璃上劃”。這讓我強烈地感到了一種文學書寫的有效性。孫頻的小說，有著不同于其他80后作家的獨特風貌，有著生猛酷烈的“狠勁”和“力道”，寫出了人的歡欣與孤獨，以及身與心的疼痛。她正是憑借自己強大的心理描摹能力和豐茂、精準的敘事語言，憑借出入其中的故事講述能力與騰挪自如的敘述語調，憑借對普通人物幽微心理的精準洞悉與淋漓表達，實現了現實主義文學的有效書寫。

文學書寫的有效性，是當前小說創作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詹姆斯伍德說：“藝術是最接近生活的事物，它是放大生命體驗、把我們與同伴的接觸延展到我們個人機遇之外的一種模式。”把本來真實的生活寫成虛假的現實，這是寫作的失效。深廣的思想內涵、獨特的人物形象、精湛的情節結構和鮮明的藝術風格，這是現實主義創作精神的典型特征。但是現在的不少作品就缺乏總體性視野的世界觀和中國觀，缺乏現代性闡釋下的歷史化的人性與命運，缺乏對現實生活中人物精神情感世界的開掘。一些作家喜歡在加長版的新聞事件中，在歇斯底里編造的奇異現實中，憤世嫉俗，發牢騷，說怪話，而沒有耐心去做一種人性與社會的“客觀觀察者”的“書記員”的倫理責任。自然，我們的作家就不會像《包法利夫人》那樣，客觀、冷靜、清晰地寫出現實生活的內部和人性的景觀。他們也許可以展開對世俗生活、虛榮人性的批判，卻寫不出對艾瑪的同情與憐憫，以及對艾瑪剎那純潔與悔悟的發現和贊美。這是因為他們沒有真正學會一個作家如何與世界、人和時代相處。托爾斯泰很早就說過：“要學會使自己和人們血肉聯系、情同手足。我甚至還要加上一句：使自己成為他們不可缺少的人物。但是，不要用頭腦來同情——因為這很容易做到——而是要出自內心，要懷著對他們的熱愛來同情。”

當前，有必要重建現實主義的寫作雄心，重建文學書寫的有效性。這就需要回避那些已經習慣了的寫作惰性，摒棄那些已經習慣了的技巧與語言，以及那些空虛的生活場景。還是要腳踏實地，客觀、真實、清晰而準確地寫出這個時代的風俗史、生活史、心靈史與精神史，寫出新聞事件背后那種寬闊的現實湖面，寫出蕓蕓眾生正在生活著的現實真相，寫出對人的精神處境深邃而有力的追問。

（作者：馬明高，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山西孝義市作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