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冬末初春的一天，我瞪大雙眼傾聽著從宿舍外傳來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紅色電波”。塵封10年的高考就這樣在一陣紅色聲波的沖擊中恢復了。

“電波”在我執教的中學校園回蕩，我獨自靠著“赤膊”的紅磚墻發呆，情緒很復雜，欣喜、無奈、不安攪和一起，心事沉沉。窗外萬籟俱寂，我相信舉國上下被耽誤了10年的考生此刻都在凝神屏息傾聽，但他們沒有狂歡，他們的精神早已萬分疲憊。

我拿什么應考？

環視小屋，除了同事和我的三張床鋪和一只搖籃，幾乎沒什么可贅述的東西。條件十分艱苦，迷你宿舍是學校搭建的臨時小屋，紅磚都是潮濕的。對床住著一位叫陳國君的女教師，帶著小孩和看孩子的母親。十分擁擠不必說，孩子半夜吵鬧也是常事。國君人很寬厚，我們相處一直很好。我是民辦教師，這是我的母校，在這兒我已執教兩年，教初中語文。而在此之前，我已在廣闊天地里煉了兩年紅心。高中畢業了4年，此時我僅21歲。

21歲的我在這間小屋里，從沒有作過海闊天空的非分之想。我的頭腦里除了刷滿流行的政治口號外，剩下的就是泥土似的單純。亂想啥呢？多少個絕頂聰明的才子才女都拍死在沙灘上，多死我一個有什么大驚小怪呢？麻木使我很幸福。每天批完作業，就擠在人堆里看學校的9吋黑白電視機，像看一本活的小人書。完了，倒頭便睡，同事小孩的哭鬧根本聽不見。

國君第二天就差人來把搖籃和鋪蓋搬回家，每天走50分鐘上班。我的副班主任周老師也不顧自己體弱多病，硬是將我的班主任工作“接”過去。潮濕的紅房子，成了我的“包房”。

早晨，學生三三兩兩打我面前走過，往食堂屜籠里蒸飯，他們木然地淘米加水，仿佛世上并沒發生與他們有關的事。米飯仍然是我們中學五年中吃得要吐的咸菜飯、醬油飯、蘿卜干飯。這是那時學生的主食，能管住不餓已經很好了，不怕你不吃。高考恢復，改變我們的人生，也改變了這群木然學生的人生，改變整個社會，甚至，這手中飯盒里食物的構成。但當時人們哪能有如此深刻的揣度？

我在食堂喝了碗稀飯墊饑，徑自去辦公室上班。

老師們今天都特早，圍在一起議論紛紛：“幸虧呀幸虧，前兩年，有的學生還學到了點東西。”老師們說的“前兩年”是鄧小平的所謂“復辟回潮”，那段時間，抓了一陣教育質量，此時大家嘴上還不敢明說，但心知肚明。早春時分,春寒料峭，思想和輿論都沒開放，含糊其辭較為安全。但是恢復高考，這聲驚雷，對教師這個鄉村中最敏感的群體來說，讓他們已經感到春天腳步來臨時令人振奮的春訊。膽大的人，敢于壓低聲音豎起大拇指說，老鄧，就是這個。

見我進來，老師們一齊回過頭來。這雖是一群同事，但都是我學生時代的老師。他們看我的眼神總有一種慈愛。他們幾乎是不約而同地給我打氣：行，你一定行。

我說：“復習的書都沒有。還有，歷史、地理要考，可我們根本就沒有開過課啊。”

“你在學校，還怕找不到一套書？我來幫你覓?！?/p>

“陸校長正在找人開會，商量考前輔導。”

“歷史地理沒開課，考得就不會特別難，突擊一下唄。

當天晚上，輔導班立馬開學，平時不茍言笑的陸校長今天也顯得特別激動。他的言語仍然不多，不外乎要大家珍惜機會，丟掉包袱，好好拼搏。但有句話卻說了三遍：“這一天我等了十年了。”這句話，讓我們考生掂出了沉重的歷史使命。

輔導即刻開始，會堂里擠擠挨挨差不多一百多號人，我的頭發花白的物理老師也在坐。這是一個“幽默”的年代，他與我幾乎是父女輩，但要面對同一個讀書機會，他是老三屆。另一個則是挺著大肚子的8個月的孕婦，也是老三屆。她的父母曾經夸下海口說：五個子女要培養成十個大學生（媳婦女婿一定得是大學生）。前四個確實都如愿以償，老幺女，卻遇上了特殊時期。而恢復高考，她又遇上“高齡初產”。真正哭笑不得。

整整一個月的輔導，老師們一個個累得不行，他們白天要給學生上課，晚上義務給高考輔導班上課。我也是，白天做教師，晚上做學生。更多的考生是從地里爬起來就上輔導班來。輔導的老師們雖說勞累，但精神亢奮，物理老師講完“三機一泵”，接下來就講些光呀電呀什么的。數學老師講完對數函數，也講些微積分什么的。他們補充的知識實際上我們大部分人聽不懂，我們沒學過，但老師要講，他們講到那些知識點的時候就眉飛色舞地“炫富”一通。

一個月眨眼就過去，這天國君來宿舍找我，叫我把初一的課本給她。我說什么也不好意思給她。她說，這是學校的安排，陸校長的吩咐，你別客氣,趕緊復習。

我的宿舍緊挨在食堂的對面，傍晚的時侯，我發現食堂早早關門了，原本，食堂的工友總在吃過晚飯后天南海北窮聊一通后才關門打烊，這幾天似乎天天早早收工。我的四周就靜得只有自己的思維了。我的思維在這寂靜的早春中流淌、流淌。我感到從未有過的幸福和踏實。我努力地把一個個知識點往里邊扔啊扔，思維之河漫起來了，我的心一天比一天有底氣。我疲憊了，我要睡覺了，當我躺下的時侯我仿佛看到頭頂有無數雙手為我撐起的一個靜謐溫暖的天空，我就如一個嬰兒在他們呵護下睡去、睡去。

考試了，母親花19元錢給我買了一件卡其大衣，這在當時是無比氣派的。而恰巧考試這幾天江南真的寒風凜冽，氣溫驟降。但事實上，三天考試，我卻把大衣擱在一邊。一直怕冷的我，不知為什么，這幾天暖融融的，答卷十分順利，居然考上微積分和光電學。這樣，沒有什么懸念，我被蘇州大學中文系錄取。1978年陽春，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在打破“文革”設置的所有清規戒律，不講成分，不講年齡，不講關系，不講婚否，近六百萬考生，同時踏上這條春天的大道，踩著改革開放序曲的鼓點，開學了。

大學畢業的時侯，是考研究生還是工作，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其時，嘔心瀝血的陸校長已經過世，他是患了絕癥。還有，瘦骨嶙峋穿著漏“豬油”棉襖，在數學之旅上一路夸著我的蔡老師也走了。國家急需人才，各個崗位都是虛位以待啊，我想，我必須也應該工作了，我還能有別的選擇嗎？這是1982春天，整個社會用熱切的眼神看著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畢業生的我們。于是，我們攜著自己的一腔熱血，走進了熱浪滾滾的改革開放宏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