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評家眼中，阿西斯可以與歐洲文學史上的巨人們并駕齊驅。茨威格稱他作巴西的狄更斯，艾倫·金斯堡則將他比作卡夫卡，哈羅德·布魯姆認為他是勞倫斯·斯特恩的苗裔，今年去世的作家菲利普·羅斯則將他視作貝克特的前身。從愛倫坡、契訶夫、喬伊斯，到博爾赫斯、納博科夫還有卡爾維諾，都被當作過阿西斯的參照。

巴西史上最偉大的作家是誰？在一篇最近發表在《紐約客》上的文章中，美國作家本杰明·莫澤（Benjamin Moser）將這一桂冠“授予”了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1839.6.21—1908.9.29）。這并非他的一家之言，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也將阿西斯稱作“拉丁美洲史上最偉大的作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甚至將他譽為“有史以來黑人文學的頂峰”。在英文世界，如同海倫·考德威爾（Helen Caldwell）所 說 ：“對 我們而言，馬查多·德·阿西斯的名字已經不再陌生。” （Helen Caldwell. Machado de Assis: The Brazilian Master and His Novel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p.3）其作品英譯本已有六種，以阿西斯為研究對象的學術專著也至少有三種。

比起其他南美洲作家，阿西斯在中國還算不上聞名，但其多部作品也已有中譯本問世，如1992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 《幻滅三部曲》（翁怡蘭等譯。其中兩種有單行譯本，孫成敖譯《金卡斯·博爾巴》，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李均報譯 《沉默先生》，外文出版社，2001年）與200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說集《精神病醫生》（李均報譯）等。

在巴西人看來，阿西斯早已成為了一種國家象征，他留著長胡子的照片被印在各種紀念郵票和明信片上，城市里也有以他命名的街道。但相比于死后的殊榮，阿西斯的人間生活就未免顯得淡而無味：除去玫瑰帝國勛章騎士、巴西文學學院（Academia Brasileira de Letras）創始人的身份，他不過是一名盡職盡責的公務員，曾就職于農業部、貿易部和工業部，他和一家人住在普通社區里，干著枯燥乏味的工作，甚至幾乎從未離開過他出生的城市。

平凡的一生讓他在民眾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形象：他是個好丈夫 （同時也是好情人）、好公仆，沒有不良嗜好，工作之余就泡在書店里。他還是巴西文學學院的創立者，于公于私，都顯得無可挑剔。但如果將這個完美市民的形象與他的作品稍作對照，就未免使人生疑，因為他作品的語調并不像他本人那樣溫良恭儉，而是意外地反諷且頑劣；身為文學巨子的他，也罕有 “匕首投槍”之作——阿西斯對于巴西社會中的種種不公少有口誅筆伐，甚至常常有意回避。那么，阿西斯是怎樣走上神壇的？其作品的偉大之處又在哪里呢？

從“劣等人”到國家的象征

阿西斯出生于巴西獨立的17年后。甫自葡萄牙殖民者手中獲得解放的文人們不得不去思考一個本質問題：“這個國家需要怎樣的文學？”樹立本土意識成為了當時文人的首選。詩人貢薩耳維 斯 · 迪 亞 士 （Gon觭alves Dias）就曾出版過印第安史詩和圖皮語字典，小說家喬塞·德·阿 倫 卡爾 （Joséde Alencar）則將印第安人——尤其是女性——置于新神話學的核心位置。這種對本土意識的強調在提升國民自信的同時，也無疑加重了外界對巴西的刻板印象。在19世紀的歐洲人看來，巴西依舊是一片未經現代文明污染的熱帶天堂，是熱情好客原始人的幸福家園。

和強調本土意識的作家相比，阿西斯顯得 “相當無聊”：他筆下的巴西既不原始，也不熱情，而是和現代歐洲相略無二致（這也足以解釋為什么他在國外影響甚微）。對民間歌謠和鄉土意識毫無興趣的他，把眼光聚焦在里約熱內盧境內富有的文化偶像身上，這無疑也為他招來了一些罵聲。在他死后兩個月，就有人在報紙上撰文攻擊他的作品甚至人格，因為他并沒有拿出黑人作家“應有”的樣子去嚴厲地批判社會問題（Helen Caldwell.同書，p.8）。畢竟，巴西曾是世界上最大的蓄奴國，也是整個美洲最后廢除奴隸制的國家，廢奴法令生效的那一年（1888年），阿西斯已經快50歲了。

阿西斯從不愿向人坦言自己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統。他的母親是白人，靠替人洗衣服為生，在阿西斯9歲那年就撒手人寰。他的父親是一名黑白混血的粉刷匠，爺爺則是一名被解放的黑奴。他還有一位黑白混血的繼母，她對阿西斯視如己出，但據說阿西斯并沒有盡到贍養的義務。

這樣的身世在巴西其實并不罕見，多數巴西人都是混血。而且阿西斯的家庭在當時已經算不上赤貧，他的父母都識字，而且已經擺脫了奴隸的出身，可以算作工人階級了。在莫澤看來，阿西斯的自卑感與他和上流社會的交往不無關聯。在當時的上流社會，跨膚色的混血并不多見，這顯然使從青年時代就混跡其中的阿西斯有些尷尬。好在他還是得到了各色人等的青眼，一位神父教會了他拉丁文，法文則是由一位移民面包師教會的。17歲那年，他開始在一家印刷店打工，從而結交了一批知識分子，很快他就出版了自己的詩集，并在一個頗有影響力的小圈子里得到了不錯的反響，小說處女作《復 活 》（Resurrection，1872）也正式確立了他在批評界的良好聲譽。

而除了他自身的境遇，時代的學術風潮也讓身處知識界的阿西斯感到左支右絀。在“科學種族主義”（包括它的近親——社會達爾文主義）甚囂塵上的那段年月里，知識分子們一心撲在奴隸制的“寶貴遺產”上廢寢忘食。他們認為種族應當獨立發展，異族通婚則會導致種族劣化。帶有種族偏見的偽科學讓一心期盼現代化的巴西人民陷入了絕望：這個擁有著不可逆轉的異族通婚率的國家，注定將永遠低人一等。

阿西斯在死后被巴西官方 “供上神壇”，不僅因為他杰出的作品，也因為他的黑人血統。以巴西社會學家吉爾貝托·弗雷雷（Gilberto Freyre）1933 年 出版的《主與仆》（The Masters and the Slaves）為 首 ，一 系列著述使得混血身份在巴西擺脫了污名。隨著這一思潮的興起，阿西斯的黑人血統，這個讓他終生感到恐懼和恥辱的身份，搖身一變，成為了整個國家的光榮。20世紀初，在美國“三K黨 ”（Ku Klux Klan） 死灰復燃之時，巴西卻以它對種族的寬容態度展示了這個國家的包容與多元。這一主張被一些學者稱作“種族民 主 ”（racial democracy），而巴西之前殘忍的奴隸制度則似乎被選擇性地遺忘了。

對巴西官方來說，將一個混血兒奉為巴西最偉大的作家毋寧是推行新政的上上策，阿西斯當是這個寶座的不二之選，盡管他本人可能會為此感到難堪。

溫和的批判者

在批評家眼中，阿西斯可以與歐洲文學史上的巨人們并駕齊驅。茨威格稱他作巴西的狄更斯，艾倫·金斯堡則將他比作卡夫卡，哈羅德·布魯姆認為他是勞倫斯·斯特恩的苗裔，今年去世的作家菲利普·羅斯則將他視作貝克特的前身。從愛倫坡、契訶夫、喬伊斯，到博爾赫斯、納博科夫還有卡爾維諾，都被當作過阿西斯的參照。批評家帕魯爾·塞加 爾 （Parul Sehgal）在 最 近 發表在《紐約時報》上的文章中，則將阿西斯比作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愛麗絲·門羅。

作為巨匠級別的作家，阿西斯的文風卻并不晦澀，而是和他畫像上的神情一樣樸質。他的葡萄牙語甚至沒有沾染時代的風氣，既沒有浪漫主義的矯揉造作，也沒有神話學辭典中常見的本土化語匯。但是，在質樸冷靜的文風之外，他的作品又帶著一種讓譯者無從下手的怪異感——大量的反語和詼諧的筆觸令他的本意難以揣度。而馬哈雷特·胡爾·科斯塔 （Margaret Jull Costa）與羅賓·帕特森（Robin Patterson）還是英勇地完成了這一任務。由二人翻譯的英文版 《馬查多·德·阿西斯小說集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Machado de Assis）已在今年 6月12日由賴福瑞特出版公司出版。這本1000多頁的書收錄了阿西斯一生中的中短篇佳作，將阿西斯40余年寫作生涯中的風格嬗變清晰地呈獻給了讀者。

莫澤認為，阿西斯頭兩部小說集包含了所有典型的19世紀小說要素：馬車中的驚鴻一瞥，冷若冰霜的少女，以及改變人生的巨額遺產。作品中有像奧勃羅莫夫一樣的年輕人，被困在自己溫暖的床上；也有那些每天做SPA、讀法國小說、盼望嫁給富家子弟來償還債務的貴族小姐。阿西斯的早期小說多圍繞婚姻與貴族女性，在情節上并沒有多大的亮點，語言也偶爾落入爛俗，但他強烈的諷刺性和自我意識已經初露鋒芒。帕魯爾指明，這些特征與當時小說的受眾有關，阿西斯早期作品的預設讀者，恰恰是故事里那些有錢有閑的上層女性，這些作品的題材無疑是在迎合讀者的趣味。

第二部小說集《午夜傳奇 》（Histórias da meia-noite,1873）與第三部小說集《散亂 的 文 件 》[Papéis avulsos,1882；李均報譯作 《零散的紙張》（《精神病醫生》，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有關此書譯名，朋友韓女士為譯者提供了重要參考意見，特此致謝]之間相隔的九年奠定了阿西斯文學巨匠的地位。在這期間，他的長篇代表作《布拉斯·庫巴斯死后的回憶 》（Memórias Póstumas de Brás Cubas,1881） 問 世 ，風格也脫胎換骨，由溫存的羅曼史作者搖身一變為刻毒的諷刺家——他就此找到了屬于自己的語言。《紐約時報》記者拉里·羅特（Larry Rother）在一篇舊文中指出，阿西斯的風格轉向和他40歲之后癲癇癥狀的加重相關，疾病改變了他體察世界的方式。

《精神病醫生》（O Alienista）是第三部小說集中的代表作之一，在這部作品中，讀者看到的不再是被拋棄的情人、千方百計騙取遺產的浪蕩子，而是一位從葡萄牙留學歸來的 “大學問家”——西蒙·巴卡馬爾特（Sim觔o Bacamarte）。 這位冷靜的科學家驚奇地發現，在他居住的小城伊塔瓜依，哪怕是看上去最正常的居民，都或多或少地有些瘋魔。很快，在他的回春妙手之下，差不多整個城鎮的居民都住進了他建立的精神病院“綠房子”。最終，他推導出一個驚人的結論：越是外表順從、道德高尚的人就越瘋狂、越危險。在一番深刻的自我剖析之后，他將自己關進了精神病院，七個月后，一命嗚呼。

阿西斯的文字之所以有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善于面無表情地說反話。曾將《精神病醫生》搬上銀幕的巴西導演佩雷拉·多斯·桑托斯（Pereira dos Santos）就 將 他 比作“語言的巫師”。阿西斯的敘事永遠間接而迂曲，他對政治和道德的表述也是如此：早期作品在迎合上流社會趣味的同時，也將這一群體的膚淺、貪婪與懶惰暴露無遺。如此看來，批評家們對阿西斯“漠視社會現實”的指控或許是一樁錯案，因為阿西斯的社會批判是絕對含蓄的。《字典》（ 出自小說集 Páginas recolhidas,1899）可謂典型的阿西斯式政治諷刺。故事中的獨裁者自幼“絕頂”，于是強迫全國人民一起剃光頭，理由顯而易見：“道德的一致要從頭抓起！”

如果日常生活是一種病態，那么阿西斯肯定知道將大眾鎖進醫院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含蓄的社會批判讓他的作品往往帶有懷疑主義色彩。阿西斯筆下的一個人物坦言：“這或許不是一個完美的社會，但我們別無選擇。如果你沒有下決心要改變它，那就只能承受這一切，在這個社會里照常生活。”《金卡斯·博爾巴》的英譯者格里高利·拉巴薩（Gregory Rabassa）將它視為阿西斯反理想主義的宣言。莫澤也認為，這說明了阿西斯選擇去接受這個既成的社會，而不是去追逐它理想中的樣子。而拉里的觀點與此相反，他認為阿西斯之所以要展示那些甘心屈服于不合理社會的現代人，恰恰是要揭露他們的虛偽。

那么阿西斯能否算作“現實主義”作家呢？雖然許多簡介將“現實主義作家”冠于阿西斯的名字之上，但阿西斯專家、《唐·卡斯穆羅》的英譯者約翰·格萊登 （John Gledson）卻將 《阿西斯的現實主義騙局 》（The Deceptive Realism of Machado de Assis,1984）當作專著的標題，莫澤與帕魯爾也認為阿西斯具有 “反現實主義”的傾向。與典型的現實主義作家相比，自然描寫是缺席的，在他的書中看不到巴西的壯麗風光和迷人天候，對莫里哀與歌德的征引卻俯拾即是。一位朋友曾建議他在小說里多插入一些自然描寫，但他寫了不到十行就厭倦了。他這樣回復那位朋友：“我對自然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人。

阿西斯向世人證明，比起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更能夠孕育世界主義。這個足不出戶的人通過閱讀思接千載，視通萬里。而他對歐洲文學的信手拈來，更是改變了世界對巴西“原始而熱情”的刻板印象。盡管巴西人努力了幾個世紀來營造祖國的“異域情調”，阿西斯的博學與深刻則證明，巴西始終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馬查多·德·阿西斯告訴我們，四海之內的人間喜劇并沒有什么不同，在人與社會的沖突中，社會往往是最終贏家。而他的作品和人生也證明了，社會的勝利沒有看上去那樣令人窒息。外在的順從或許恰好可以保護內在的自由。也許正如那位精神病醫生所說，看起來最順從的人，也最瘋狂。

(本文編譯和成稿參考Benjam in Moser于 2018年 7月在《紐約客》上發表的文章“He’s One of Brazil’s Greatest W riters.Why Isn’t Machado de Assis More Widely Read？ ”、Parul Sehgal于2018年6月6日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文章“A Master Storyteller From 19th-Century Brazil, Heir to the Greats and Entirely Sui Generis”以及 Larry Rohter于2008年 9月 12日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文章 “After a Century, a Literary Reputation Finally Bloo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