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4日消息，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的第29屆香港書展，于7月18至24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東方ic/圖）

剛結束的香港書展為入場人士提供了一種典型的香港經驗——與成千上萬、為同一目的而來的陌生人摩肩接踵的擁擠經驗。

擁擠是香港生活與香港經驗的主要元素：從上班下班的繁忙時間擠巴士和地下鐵，到在假日萬頭攢動的旺角、銅鑼灣和尖沙咀擠酒樓、商場和戲院。買樓、看病、注冊結婚、娛樂消費、為孩子找學校，通通要在“兵荒馬亂”、人頭涌涌的情況下進行。生活在香港，似乎走到哪里都是人，固然是因為香港地小人多，而人口的分布又極不平均；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香港作為一個高度發展的市民社會的特點和單向性。

將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個體變成隨波逐流、人云亦云的消費群，是資本主義的鬼斧神工。香港人喜歡隨大流、跟大隊，一窩蜂地做同一件事，跟資本主義內在的支配性本質有莫大關系。資本主義制度，擁有的是創造潮流與虛假需要，以及“召喚”群眾的能力。

翻開《單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一書可發現，馬爾庫塞用“虛假需求”（false needs）這個概念，解釋企業界和資本家怎樣利用產品的供應和宣傳以及廣告和潮流，來支配大眾的消費、行為，甚至喜惡和愛恨。所謂虛假需求，就是那些被大企業和資本家有組織、有策略地釋放給民眾的需求。這些需求的滿足給予我們一種虛假的幸福感和滿足感，并慢慢扼殺了我們對社會現實的關注。

馬爾庫塞筆下的“單向度的人”，就是那些完全受廣告與潮流支配，以滿足虛假需求為生活目標的人。馬爾庫塞認為，虛假需求是資本主義的“生命力”：它帶動生產和消費，創造就業，促進經濟發展。簡言之，虛假需求以及它的滿足，是驅動資本主義社會持續運作的基本能量。

商人透過無孔不入的廣告、宣傳和包裝，以及傳媒的推波助瀾，將虛假需求當成“非擁有不可之物”（must-haves）般推出市場。缺乏警覺性的大眾不但沒有覺得自己被剝削和被操縱，反而以為有關的產品和服務完全符合他們的需要和利益。法國哲學家阿爾杜塞（Louis Althusser）把這種大眾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內化和不假思索的服從，稱為“召喚”（interpellation）。

以香港書展為例，越來越多的香港人每年就像執行嚴格指令一樣排隊入場，但他們有否想過，書展究竟滿足了他們的什么需要，而這個他們“得到”的書展又是否他們“應得”的？

書展提供的經驗，是否應該在本質上與看電影、逛年宵市場或工展會有所不同？是不是香港人體驗盛事的能力，已經狹窄和貧乏得無法跳出擁擠的范圍之外——就像香港傳媒，仿佛不知閱讀為何物，不拍攝場館水泄不通、不報道書商貨如輪轉、不談論女藝人寫真集在會場內被搶購一空，就沒有關于書展的故事可講。

耶魯大學教授布魯姆（Harold Bloom）說過，閱讀最大的功用是幫助我們善用孤獨。閱讀不是要“殺死”時間，而是要學習怎樣跟時間做朋友。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抱著趁墟（編者注：即趕集）和看熱鬧的心理去書展，與所謂“理想的閱讀狀態”正好相反。當然，書展是一盤大生意，牽涉其中的不僅是入場人士的需要和興趣，還有參展書商的利益甚至生計。一個讓人“進入理想閱讀狀態”的書展又何來主辦商和參展商？其實我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至此，對書展我只有一個卑微的請求：在寬廣的場館留一寸之地，好讓我們這些愛書、惜書和讀書的人可以好整以暇地將書拿上手翻閱甚至細讀。這是不切實際的要求嗎？

誠然，辦了整整29年，香港書展由始至終都不是一個“愛書人為愛書人辦的書展”。一個愛書人——他可以是讀者、作者、出版商、零售商或者發行商——對書總有一份憐惜。他知道，一本書得以面世，從寫作、植字、排版、配圖、校對、印刷到發行，最終落在讀者的手里，所有的功夫和麻煩都是一種愛的辛勞（laborof love）。正因為心中有愛、心里明白，所以當愛書人將一本書拿上手翻閱，眼神總是溫柔的，心里總有一絲激動。這就是為什么互聯網、計算機下載和桌面出版永遠都取代不了傳統的書籍出版和印刷。

可是在香港書展，書籍卻變成了價廉物美的減價貨；而參觀書展的市民則是眼捷手快的“平貨（便宜貨）獵人”（bargain hunters），整個書展成為一個讓市民在雜貨堆中尋寶的跳蚤市場。書展在金碧輝煌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但里面賣的仍然是局促、廉價、難登大雅之堂的地攤文化。

這屆書展的年度主題是“愛情文學”，并設有年度主題專區，介紹包括張愛玲、林燕妮、深雪、林詠深和Middle (What a name!) 在內十位“香港”愛情作家。

這樣的安排大有問題。首先，明明是“愛情小說”，卻說成是「愛情文學」。姑勿論這是做賊心虛還是好大喜功，那種以知識分子自居的勢利（intellectual snobbery）加上自信心不足的慌張，的確躍然紙上。

其次，只有將“我的朋友胡適之”掛在嘴邊的人，才可以面不紅、耳不赤地說張愛玲是“香港作家”。更離譜的是，將連眼淚也不相信、更遑論愛情的祖師奶奶，跟“魔幻愛情小說女王”、“新一代愛情小說天后”和“大受新世代歡迎的本地暢銷作家”歸于一類。書展的文化活動顧問委員會應該不乏有識之士，他們對如此將死人氣活的做法，沒有異議嗎？

書展給出版業創造的經濟效益，以及為市民與消費者提供的方便，無容置疑，香港貿發局居功至偉。然而，書展畢竟是文化活動，主辦單位至少要展示出一點文化素養。辦文化活動不是炮制“fusion food”（編者注：融合菜式），隨便打破高低雅俗的界限不會引入異國風味，而只會為識者笑。

問題的癥結在于“年度主題”。書展一年一年辦下去，年度主題變成年度難題。主辦者挖空心思、殫精竭慮，就是要想出一個既得體又有叫座力的主題。“愛情文學”和“張愛玲+小說女王和小說天后”正是這種心態和思維的產物。結果作繭自縛，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其實年度作家也好，年度主題也好，對香港這個彈丸之地而言，都不是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和一年復一年辦下去的方向。既然書展已經沒有年度作家，又何苦執著于年度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