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作品中的一切都是為了人的”

我們固然可以說錢谷融先生是現代文學的形象大使，但錢先生的意義，決不僅僅局限在某一學科，也決不僅僅局限在文學領域，而同時也是思想領域的。錢谷融先生最為重要的文藝思想體現在《論“文學是人學”》一文中。這篇論文本來討論的是文學方面的本原問題，但因為獨特的歷史原因，它被那個幾乎只知“階級”而不知“人”的時代所扭曲；而到了“雨過天晴”之后的改革開放年代，這朵重放的鮮花，這個文學批評的經典表述，事實上成為五四之后有關思想啟蒙的又一個重要的心靈文本。錢谷融先生當然并不只有《論“文學是人學”》。進入新時期，他的文藝思想又有重大的發展。錢先生的文藝思想，對當代中國乃至當代世界的文學創作實不失其非同尋常的價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百花時期的中國文學》一書，頗精其選，就收錄了錢先生的《論“文學是人學”》一文。

錢谷融先生在文學世界揭示出了文學創作中至為根本、具有普遍意義的人道主義美學原則：

在文學作品中一切都是從解放人、美化人的理想出發的，一切都是為了人的。

偉大的文學家必然也是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

誠然，無論是丹納還是高爾基，都表達過類似的文學是人學的觀點，但他們都沒有明確地說過“文學是人學”，沒有像錢先生那樣系統而富有理論深度地闡述這一命題，尤其沒有像錢先生那樣明白無誤地提出其中至為根本的人道主義的文學創作原則與審美理想。“文學是人學”，事實上成為20世紀最為經典的文學話語之一。錢先生的這篇論文提供了境界全新的認識文學的視角與方法，真正揭示出了文學的本質與底蘊，經時間淘洗，足以成為世界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必須建立起對人的信心”

在筆者看來，在錢谷融先生所有的論著中，作于1989年3月的《對人的信心，對詩意的追求——答友人關于我的文學觀問》，幾乎可以說是《論“文學是人學”》的姐妹篇。2008年出版的《錢谷融論文學》一書，就將其作為全書的代序，可見錢先生對于此文的看重。所不同的是，后者是對既往世界文學歷史的總結，響亮地提出人道主義的文學創作原則與審美理想； 而前者則重在對20世紀文學創作的批判，重申人道主義的文學創作精神與審美追求。

錢谷融先生在該文中寫道：“文學作品應該富有情致和詩意，使人感到美，能夠激起人們的某種憧憬和向往。使我遺憾的是，最近一百年來，從世界范圍來說，作家們的思想和技巧雖然日新月異，時顯奇彩，可是在他們的作品中卻少有豐厚的情致和濃郁的詩意。那令人憧憬，惹人向往，永遠使人類的靈魂無限渴望的美，則更是日見其杳如了。眾多享有世界聲譽的名家的作品，雖然有些確也寫得頗有深度，很能啟發人們去思考，但總覺得缺乏吸引人的魅力，并不怎么使人喜愛。我無論讀卡夫卡、海明威、加西亞·馬爾克斯乃至米蘭·昆德拉的作品，都決不能引起像讀巴爾扎克、狄更斯、托爾斯泰的作品那樣的興趣來。”

如此評價20世紀的文學創作，真是空谷足音，舉重若輕。要知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許多作家與評論家言必稱卡夫卡、薩特、馬爾克斯，拜倒在西方現代主義旗幟之下；錢先生則葆有如他所說的“理智的清明”，有自己獨到的判斷，決不人云亦云。錢先生能有這樣非凡的定力與犀利的眼光，根植于他對人道主義文學審美理想的堅信。錢先生當然并沒有完全否定二十世紀的文學創作。在他看來，二十世紀作家的作品，之所以詩意稀薄、缺少美的蘊涵，乃在于那些作家對自己、對整個人類失去了信心，找不到抵制和駕馭強大的物質力量的辦法。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必須建立起對人的信心”，“這種對人的信心，就是我多少年來所一直呼吁的人道主義精神。文學作品是決不能缺少這種人道主義精神的”。而錢先生本人是有此信心的：“人類始終是我們這個世界的主人”，“人類決不會找不到對付物質力量的辦法”。

錢谷融先生說，他一生敬仰哲學家而敬愛藝術家，特別是作家。錢先生不是哲學家，但他關于人的思想，事實上觸及20世紀哲學的根本。舍勒曾說：在20世紀，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成問題。而梁漱溟曾發出“這個世界會好嗎”的感嘆。如果人都不成為有問題的人，梁先生不會有此感慨。錢先生因之呼吁必須建立起對人的信心，然后文學創作中才會有詩意與美。此種思想，其實是他對《論“文學是人學”》一文人道主義文學創作思想的邏輯展開與重大發展，高屋建瓴地指出了當代世界的文學創作的關鍵。

毫無疑問，唯有建立了對人的信心，才會有文學創作中的人道主義及其審美理想，作家創作才能像錢先生在《論“文學是人學”》一文中所說的那樣“不僅要把人當做文學描寫的中心，而且還要把怎樣描寫人、怎樣對待人作為評價作家和他的作品的標準”，由此才可能創作出偉大的作品。但若一個作家對人失去了信心，那么，他必然不會對人民感興趣，也不會對祖國與土地有感情，從根本上喪失如錢先生所說的“文藝創作的生命與動力”，因此，也就難以創作出富于豐厚情致與濃郁詩意的偉大的作品了。如果說《論“文學是人學”》事實上成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文壇所下的一場氣勢磅礴的“雷雨”，那么，篇幅甚短的作于八十年代末的《對人的信心，對詩意的追求——答友人關于我的文學觀問》，則不妨說是一道耀眼無比的思想“閃電”，無疑擊中了當代世界文學創作的要害。

“沒有博大心靈的作家是不會有多大出息的”

必須指出的是，錢谷融先生所標舉的人道主義，絕不是那個非常時代被抨擊的資產階級人性論，而有著深厚的人民性內容。錢先生的人道主義，簡括地說就是“把人當作人，承認人的正當權利，尊重人的健康的感情”，“這種人道主義的理想就是在人民群眾中有著最深的根底，最廣的基礎的”。因此，錢先生在《論“文學是人學”》 一文中由衷贊同列寧的觀點：“藝術是屬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應該是出自廣大勞動群眾的最底層。它應該是為這些群眾所了解和為他們所摯愛的。它應該將這些群眾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聯合起來，并把他們提高起來”。世界上真正偉大的作家莫不如是，若高爾基之論托爾斯泰，就謂其“靈魂深處體現著人民對一切苦難的追憶”。

因此，盡管錢先生在生活中追求閑適，崇尚散淡，這只不過是在實踐他的“詩意存在”，不以俗務經心罷了。在閑適與散淡之下，錢先生其實有著一顆博大的心靈，有著一種對人民、對祖國、對土地無比赤誠的熱愛，有著一種對全人類的至真關懷。總之，在錢先生那里，有著以偉大的人道主義為高遠襟懷的宏大的人生境界與藝術境界。因此，他不但在《論“文學是人學”》一文中說“古往今來的一切偉大的詩人都把他一生的心血，交付給了他所創造的人物，他是通過他所創造的人物來為自己的祖國、為自己的人民服務的”；在《讀<高爾基與茨威格文藝書簡>》中又云“對于一個作家、藝術家的最高要求，就是要能寫出人民的偉大形象和民族的形象”，認為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本民族的忠實的兒子，人民的杰出的兒子”，指出一個現實主義作家“更重要的是要有對祖國和人民的深厚的愛”。如此等等。唯是之故，錢先生在2007年發表的《文學漫談》中幾乎是總結性地告誡作家：

千萬不要忘記：作家必須要和土地，要和人民聯系在一起。沒有博大心靈的作家是不會有多大出息的。

這正如路遙所說：“我們只能在無數胼手胝足創造偉大生活偉大歷史的勞動人民身上而不是在某幾個新的和古老的哲學家那里領悟人生的大境界，藝術的大境界”。真正杰出的批評家與作家，其心靈都是相通的。

作家鐵凝曾說：“一個作家，為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寫作，就是為人類寫作。”

要而言之，當代世界一切真正有抱負的作家，都應著力弘揚偉大的人道主義，重建對人的信心，由衷地熱愛人民與土地，追求美好的詩意，而不是像錢先生所批評的那樣將“作品寫得很玄虛，里面的人物不像是與我們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所寫的事件也離奇怪誕，令人難以捉摸”；或只用頭腦，而不用心靈寫作，把文學創作當作時裝表演，沉湎于寫作技巧的翻新，以致使文學現象科學化，旨在吸引眼球，而不是吸引心靈；或只寫小痛小癢，而不敢面對時代與社會的重大問題，沒有在創作中把作家自己真正擺進去。唯有如此，21世紀的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才會罕有錢先生的遺憾，才會有嶄新的面貌，才會有可以期待的非凡創造與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