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現代化涉及整個社會或者某個個體的一種心理態度、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話，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國家在歷經戰爭年代、共和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歷程后，正行進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人的心理結構和訴求等全面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就會看到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現代化歷程，就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主流脈絡。

單就中國散文的現代化歷程來看，雖然很多散文作家的文化結構、審美意識、價值觀念，甚至生活態度以及對生命的認識也隨著這一潮流不斷前行，但當他坐下來寫作的時候，我們就會奇怪地發現，這個散文寫作者與世俗生活中已經現代化的人，幾乎是完全分離的兩個人，一下子就不那么現代化了，如此以來的必然結果是，中國散文的現代化歷程變得尤其艱難和緩慢，或者遠遠落后于其他類型的文學。換句話說，當小說、詩歌、戲劇以啟蒙和救亡為突破口，在革命中完成了它們的現代化時，在我們現在已經跨越了工業化社會、走向信息化社會的時候，散文卻依舊糾纏在農業社會的思維漩渦里不能自拔，直到如今依然如此，

我們知道，五四運動以來的文學，走的是一條從革命化走向現代化寫作實踐的必然道路。五四新文學運動是一種啟蒙的文學，這就要求這個時期的文學藝術創作必然走一條大眾化的道路。但是，現代性對于個體的追求與中國文化普及的大眾化教育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矛盾，很難在短時間內解決。它既需要西方文化的移植與滋潤，又需要對抗西方文化對于中國文化的侵蝕與傷害，其間的難度之大非少數知識分子所能夠完成的，但事實恰恰是，從事小說、詩歌、戲劇的諸多作家都完成了這種轉變，使得這些問題邁向了現代化的康莊大道。

如果我們將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端作為靶子，能很明顯地看到中國現代散文的停滯，看到很多散文作家對于文學現代化的拒斥，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現在。中國散文在百年的進程中，并未像其他文體一樣，以大眾化的寫作路徑實現啟蒙的目的，它更多的依舊是自說自話，沉迷于自己的小情緒里脫不出來。雖然在“五四”之初，胡適、陳獨秀，就尖銳批判傳承下來的“文以載道”的文學觀念，而錢玄同更是把那些死抱古文不放的舊文人斥為“桐城謬種”和“選學妖孽”。他們大力提倡平民、寫實、求真、通俗的白話文學，力求在文體上除舊布新、思想上變革啟蒙，承擔著革故鼎新的任務和要求。但是，自周作人率先把散文稱為“美文”、王統照把散文稱為“純散文”以來，“五四”一批作家所舉起的文體革新的旗幟，對于散文的寫作并未起到前沿的示范功能，從而對現代散文的創建和發展產生重要的作用。他們依然把“言志”作為散文的最高境界和終極目標，突出個人經驗對于散文寫作的意義，堅持散文以“自我”為中心，把散文作為個人化的文體，在寫作中，大量書寫自己個人的好惡，倡導散文風格要沖淡平和，主張散文絮語化、閑適化，這與散文現代化的要求是有很大距離的。

當然，中國百年散文的寫作，特別是新時期以來40年的寫作，尤其是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散文寫作，散文創作領域出現了一批有相當實力的散文作家，在寫作中體現著自己個體生命的感受，社會發展帶給個體的知性、智性，體現著多元化的文化、價值判斷，并衍生出豐富、多樣、立體的內涵，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上肯定著“人”的尊貴地位，肯定人的豐富需求，對人的前途、命運的本質深入思考，這就為以抒寫心曲、思考人生為特色的散文文體的流行提供了廣闊空間。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諸多散文作家的創作已明顯收縮為一個局部的邊緣的現象，有相當數量的散文有創作功利化的傾向，它表明在追求人的啟蒙與文化的啟蒙之間，散文還是在迷失的幻覺中難以自拔。因此，直到如今，散文寫作現代化所要求的作家應該具有的主體意識和讀者的主體意識均未完成建設，散文寫作進入現代化的力量依舊是虛弱和無序的。于是，散文作家在創作中就必然表現出兩種對立的狀態，一種是創作中的散漫無狀，一種是更多囿于已經僵化的散文創作模式。如此，最終的結果是老一代作家的創作力在日趨下降，中年一代作家在拼命掙扎，新一代作家卻沒有成長起來，再加上當今的散文作家很多文化修養不深，時代精神虛席，文學寫作追求自然就會出現一種平面化、庸常化的傾向，中國散文的現代化道路依舊遙遠而漫長。

最后要強調的是，單就散文的“現代化”問題而言，首先必須厘清與之相關的“現代性”這個概念。因為現代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現代性是一個結語式的概念，它著眼并立足于與“傳統”的區別、對現代化進程及其產生的現代性屬性作出的界說。現代性所指向的是一種與現實相聯系的思想態度與行為方式，一種時代的意識與精神，它關涉到的是某一社會的主流性的哲學理念以及相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方面的制度安排與運作方式。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從這些要素來觀察中國散文的發展，也能看出，當前的散文寫作離中國散文的現代化確實存在著相當的距離，也存在著諸多思想、價值、觀念、文化和審美上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