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80多年前，卞之琳與何其芳、李廣田三位青年詩人合出了一本詩集《漢園集》，遂有“漢園三詩人”之稱。后來李廣田、何其芳二人相繼去世，我曾對卞之琳開玩笑說：“漢園三詩人中，數您的壽命最長。”他笑了。沒想到在新世紀將臨之際，他也去世了，終年90歲。

以往我每次去北京，總要到卞先生家去，而所談的又總是詩。每次去，卞先生幾乎都是在案邊寫作或看書，屋里總是很安靜。我知道卞之琳與何其芳都很注意詩的形式，曾一度探討過新格律詩的問題，在譯詩中也很注重格律，但我的觀點與他很不相同。

記得30多年前有一次在卞先生家，我不知天高地厚，居然班門弄斧，在他面前大談詩的形式和格律：“不論中外，人類格律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詩歌不可能永遠是格律詩，20世紀實際上是以自由詩為主的時代，就是再提倡格律和新格律詩也沒用。”為了自圓其說，我不斷舉例，竟然說了十幾分鐘。卞先生居然靜坐著聽我講完，也不插話，而且聽得非常認真。我知道自己的這個觀點與他相左，便等他反駁。不料他聽完了卻點點頭，說：“你的這個觀點還是有點道理的。”“真的嗎？”我一陣驚喜，又有點懷疑。“真的。”他又肯定地點點頭：“是有點道理的。”

此情此景，我至今記得。因為我知道卞之琳在學術觀點上輕易不附和、不含糊，而今居然贊同一個年僅30多歲又名不見經傳的后輩的意見，這著實讓我興奮了好一陣。

有一次去北京，正逢國慶節前夕，住宿緊張，我和一位同事暫住北京師大，需補辦手續方可長住。情急之下，我冒昧地去找卞先生，他連忙給我寫了一封介紹信，托我轉給該校藍棣之，在他的幫助下，總算安居了下來。幾天后我去卞先生府上致謝，又談起了詩。當時他為了找一份有關詩的材料，在他的大寫字桌上亂翻，我見桌上書籍紙張凌亂，怕他找不著，就勸他別找了。沒想到他一會兒就翻了出來，一邊拿給我，一邊指著雜亂的書桌笑著說：“我這是雜而不亂，自有條理，什么東西放何處，只有我知道。”

交談時我說：“詩人臧云遠也到延安去過，并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您，說在延安時也曾碰到過您。”卞之琳是個很認真的人，他聽后想了一會兒，然后說：“這篇文章我沒見過，如你方便，我倒想看一下。”回滬以后，我就把臧云遠文章中有關卞之琳的內容復印了一份寄給了他。他接到后，在1991年6月23日給我寫了一封回信，信中說：

承費神復印寄來臧云遠文有關一段，謝謝！我應約寫的一篇小文已寄出，現對照臧文，似沒有記得太錯的地方。只是上了年紀，除非當時記有日記之類，回憶過去總不免有出入處，我已不大記得在延安見過臧了。說我“一身八路軍打扮”，顯然當時我剛從前方回來，是在春夏時，還沒有來得及換夏裝。他說我“三二年、三三年在北大西齋穿藍布大褂”，倒像是何其芳的樣子，他住過西齋，后來方敬也住過那里，李廣田和我住過東齋，我都不記得和臧在沙灘見面了，卻記得1935年清明時節在日本東京和他見過一面。

你的文章，還未見北京有復印件寄來，但沒有關系，等發表后再看吧，我相信沒有什么可訂正的地方。

有關他與臧云遠見面的問題，說實話，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卞先生在信中作了這么一番追憶，其態度之認真，由此也可見一斑。

后來我寫毛澤東與作家交往的書，想起何其芳在文章中曾寫過他與卞之琳、沙汀在延安同見毛澤東，并與毛澤東交談的事，心想卞之琳還在世，延安可能只是他早年見過毛澤東的地方，也許他后來還在別處見過，便給他寫了封信求證。卞先生在百忙中立即給我回了封信，信中說：“近半年來，事繁心煩，時間精力，兩都不濟，案頭來信山積，實在無法一一清理置答。三月十六日來信，因素厭事實以誤傳誤，這次涉及的人物又非同一般，有關與我的微末接觸，亟需澄清，特抽空答復幾句。”

接著，他就以較長的篇幅，回憶了他見到毛澤東的幾次情況。盡管他作了補充，但他在信的末尾，還是善意地勸我：

雖然我現在補充告訴了你這些細節（多半是記不準的），我還是奉勸你不要在這方面寫什么文章，因為這些都無關緊要，也乏善可陳，我也不愿意藉此給自己臉上貼金，藉此招搖。說話、寫文章，都要認真，隨便不得，查對材料，更應有真憑實據，實事求是，你在研究所工作，當然理解，用不著我提醒。

當然，我還是謝謝你的好意。

像這樣奉勸我不要撰寫毛澤東與文化名人交往的前輩作家有好幾位，他們或認為意義不大，或認為風險太大，很可能吃力不討好，除卞之琳以外，臧克家、柯靈、馮至等似乎都有這個意思。但我顧不了這些忠告，總想為后人留有一些可資參考的有價值的歷史真相，所以仍一意孤行，最后終于撰成了一部82萬字的書，由江蘇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分上下兩冊出版，并寄給了卞之琳一套。他收到以后，在1994年3月24日給我寫了一封回信，信中說：“《毛澤東與名人》早收到，謝謝。作為‘名人’，且列入這本書中，實在不配，深感不安。幸所記事實，尚無太大差錯，也就擱在一邊，待有空再讀其中各文。……歲尾年頭，偏又以低效率趕履行幾項文字承諾，所以接書也就沒有即復道謝，請諒。”

也是在這封信中，卞之琳還談起了自己近年來的生活狀況，他寫道：“年邁體弱，一年來僅兩次出門活動，一次在去年二月下旬聞馮至病危前往醫院探看，另一次九月間往艾青家會美國來的葉維廉。去年二月一日，照平時慣例以親自上下四樓至傳達室取郵件，作為鍛煉，取晚報回來，在二、三層之間摔傷，幸僅破及顱骨外皮，縫了五針，一周后也就沒有事了。但家里人再不讓我下樓了……”在信的結尾，他又寫道：

我倒想起你前些年出版過一本現代幾個寫詩的作品賞析集子，我是保存的，只是一時忘記堆藏在什么地方了。不記得其中有無談我《斷章》一詩的，我正幫助友人收集關于此四行短詩的妙解、歪解、亂解的材料，如有便請抄錄你自己的幾句話，就要發表過的，不要現在新寫，寄我備用為感。

每讀此信，在我的眼前便會出現一位白發蒼蒼的戴眼鏡的老者，邁著細碎的步子，微顫著身子在房間里拿書取報，或伏案寫作，或娓娓而談……現在，這位老人已靜靜地離開了人世，但他的《斷章》《圓寶盒》卻留存了下來，而且，恐怕是會永遠留傳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