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而復，這位文學長路上的跋涉者，用畢生的心血，書寫著他對養育自己的故國熱土和人民的深沉的愛。

我是1993年經老同事陳詔引介認識周而復先生的。那時候周先生最后一部長篇小說六卷本《長城萬里圖》業已出版，四卷本長詩《偉人周恩來》的修訂仍在進行，收集舊文出版多卷本散文集和撰寫回憶錄等事宜也漸次排上日程，這位以“駑馬”自稱的老作家，在晚境中的文學路上依然奮蹄不息。作為報紙副刊的編者，我不時地約請周先生寫稿（之前一直由陳詔聯系），只要沒有特殊情況，他總是爽快應允，有時手頭有適當的文稿也會主動寄來。《解放日報·朝花》版的名人文章中，周而復是時常露面的一位。

那幾年，周先生對表現八年全面抗戰史詩故事的《長城萬里圖》出版后的相關事宜頗為關心。第一卷《南京的陷落》由翻譯家譯成日文在東京出版發行的時候，他第一時間托秘書李文芳先生與我聯系，希望在報紙上發點信息，把這件有意義的事情告訴讀者。我立即據此寫了新聞短訊，在夜班編輯部的支持下迅速見報。1997年，美術家將《南京的陷落》繪成連環畫出版，周先生在11月18日的來信中告知這一信息，并附來他為畫冊寫的序言。我們當即將序文編發見報，以祭奠南京大屠殺60周年。

除了信稿電話往來，我有兩次與周先生見面敘談的機會，前一次是1995年在北京萬壽路翠微西里周公寓所，后一次是2001年在上海衡山賓館。從文化部副部長等高位上退下來的周先生待人平和熱忱，一旦走近，談話便推心置腹，決不把你當外人。

一部有價值的作品，很大程度是改出來的

好多人說周而復是寫作快手，他本人對此則不是很認同，他說他的寫作狀況是完成第一稿確實比較快，但之后的推敲修改，花的時間可能更多些。寫長篇時完成一稿之后，必定要置放一段時間，可能是一年，也可能兩年。他說一部有點價值的作品，很大程度是改出來的。周先生講了這么一段經歷：《長城萬里圖》初稿寫完后（當時擬寫三部），他把第一部稿子送給老朋友樓適夷 （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人）過目征求意見，樓先生讀完后提出的修改建議讓他“吃了一驚”，其中涉及結構主線、重要戰役、全局和局部、上層和下層、正面和幕后等的關系設計，都要進行調整和充實。周先生說按這樣的意見修改，好些地方必須推倒重來（那時第二、第三部也已有了初稿），但他明白老朋友的專業意見是對的，再說樓先生的提議同陳毅將軍勉勵他“寫一部透視抗日戰爭全局的大作品”的精神也完全一致，于是他便決定“壯士斷腕”，投入艱巨的改寫“大工程”，作品規模也從三部擴展至六卷。

周先生先后完成的兩個 “大部頭”著作，170萬字的《上海的早晨》自構思到最后一卷出版，用了27個年頭（當然期間有非常時期的社會因素，作者個人曾遭受不堪言的大折磨），375萬字的《長城萬里圖》自啟動到完工用了16年。周先生說：“有人稱我大作家，其實我只是一個業余作家，我一生擔任各種職務很多，不可能有專門寫作的時間，只能利用業余時間見縫插針地寫。”后來我在他的一篇創作體會中看到他的時間安排：每天清晨5時起床，除去洗漱和吃早點，上班前的時間都用來讀和寫，晚上再利用一點，一天就有兩個小時了。節假日除了必要的公務應酬，所有時間也都利用起來。

就小說而言，人物是靈魂

2001年的那次晤面，是我接到李文芳先生的電話，說周老來上海了，住在衡山賓館，明天下午有時間，希望能過去喝茶聊天。我便約了他的老友陳詔一同往訪。此次見到的周先生，顯得蒼老了好多，還有點耳背，但仍然神清氣爽，思路明晰。

這次談話中說起了 “寫人物”，周先生說不論是小說或散文，寫人是最要緊的。他出訪過幾十個國家，寫了一批海外交流游歷散文，異國風情自然也很吸引人，但他更關注的是人物。他寫過泰戈爾、貝多芬、達·芬奇、馬克思等，每次都要用好多時間理清楚人物的主要品質、特點和自己的認知感受，方才提筆展紙寫起來。陳詔說《上海的早晨》出版那么多年了，經過電視劇的演繹，一些人物形象至今都還記得。周先生認為就小說而言，人物是靈魂，寫作者許多心思要放在這上頭，他在寫人物過程中遭遇的糾結和花的功夫是最多的。“我小說中的人物寫得怎么樣，要讓讀者去評判，但自己確實是盡力了。《長城萬里圖》寫那么大的戰爭，上下左右的人物太多太多，不好處理啊！”

接下來我們的話題延伸到“讀人物”，周先生說巴爾扎克是自己喜歡的作家，許多人物寫得很精彩，但如果真的要做比較，在塑造人物上還是不及曹雪芹。《紅樓夢》中那么多人，百人百面，百人百心，極少雷同，真的是天才級的大能耐。陳詔是紅學家，對周先生的評說也表示贊同。

不斤斤于逆境，不戚戚于窮途

周而復先生在寫作 《長城萬里圖》的過程中曾經遭遇了一次不尋常的挫折——1985年訪日期間為采集素材而進行的一次參訪活動，在當時一些復雜的情況下成為了“事件”，受到被開除黨籍的處分。前一次的訪談中我已了解相關情況，2001年的這次晤敘，我們得知老先生最近上送了新的申訴材料。“我對最后解決問題始終抱有信心”，周先生沉靜而堅定地說，同時順手從一邊的桌上拿來這套小說中的一本，翻到有關章節，指點一些文字讓我們看——內中有一些很具體的記述，例如那個所在供奉的牌位，有一個是侵華戰犯東條英機的，而另一處則有其父東條英教的牌位，說明這一對小子老子都是狂熱的擴張主義者。作家寫抗日小說，希望盡可能多地采集和掌握素材，這些細節正是在那樣的采集活動中獲得的。

老作家用自己的認識觀、歷史觀創作的這部作品，自然必須接受時間和讀者的長久檢驗，但著作者以熱忱的愛國情懷、堅強的使命意識完成這么一部大書，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更為難得的是，在遭遇挫折，承受不一般的壓力和精神煎熬的狀況下，周先生“不斤斤于逆境，不戚戚于窮途”，按既定目標辛勤勞作，最終寫完了這部超長篇的最后一句話。這種對事業對理想無限忠誠的定力，和永在征途的戰斗姿態，令人感佩不已。

那次敘談中周先生說的兩段話也令人難忘，原話是：“我今年 87歲，好心人勸我完成這部長篇后可以擱筆休息了，我自己可不這樣想，只要活下去，就還要寫作。”“人家以為我寫了這么多東西，一定有個好身體，其實不對，我過去生過膀胱癌，后來又有高血壓、糖尿病，都是很折磨人的，有時候心情也會煩躁，但我不悲觀，也不消極。”

心系社稷，筆隨時代

出生于1914年的周而復自幼承受嚴格庭訓，在之后的求學過程中接觸大量傳統詩文和中外名著，逐漸對文字和文學滋生了濃厚的興趣。上世紀30年代以一部《夜行集》詩集初涉文壇，后來在南京和上海寫了好多雜文類作品（出版過一本《北望樓雜文》）。1938年，懷著對戰亂年代國家命運和前途的急切關注，周而復奔赴延安，曾到晉察冀民主根據地工作四年，然后再回延安。軍內軍外，關內關外，筆和槍都是戰士手中的武器。抗戰勝利后，國共兩黨按“雙十協定”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周而復受命以新華社和新華日報特派員的身份，跟隨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赴各地巡視，了解軍調工作，采寫軍調新聞，先后寫出并發表了《晉察冀行》《東北橫斷面》《松花江上的風云》等紀實作品。上世紀40年代后期則完成了抗日題材長篇小說《燕宿崖》和《白求恩大夫》的創作。心系社稷，筆隨時代，是這一代文藝家內心的自覺要求。對于這場我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全民族奮勇抗擊外國侵略者的偉大戰爭，周而復一直有一個從廣度和深度的結合上寫一部大書的心愿，并多方搜集積累素材，皆因公務繁忙而延擱下來，直到下定決心開筆的時候，已經是花甲之年了。

2002年，中紀委經過復查核對，作出了恢復周而復黨籍的決定，周老在收到這個文件的時候感慨萬分。而在此后直至生命終點的一年多時間里，高齡老人爭分奪秒地進行著最后一部著作 《往事回首錄》（三卷本100萬字）的寫作，中國工人出版社的責任編輯劉嵐熱忱地幫助這位病弱老人完成了最后的文字。當我接到由劉嵐女士寄來的這套圖書時，周老先生已不在人世。

寫到這里，我不禁想起2008年在中國作協北戴河“創作之家”休養期間，有一天去鴿子窩公園，王蒙先生與大家同行，其間說到作家高產的話題。王蒙說順境高產當然好，而遭遇逆境仍然高產，就不是常人所能做得到的。他說的正是自己十分熟悉的前輩作家周而復。他說周老先生著作等身，十幾年在低谷中負重而行堅持完成既定任務，是何等的力量支撐啊，特別令人欽敬。

自15歲發表第一篇文章到2004年1月8日與世長辭，這位文學長路上的跋涉者為社會奉獻了1000萬字的著述，多部優秀作品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我們的“業余作家”用畢生的心血，書寫著他對養育自己的故國熱土和人民的深沉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