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如炬的眼，

我有思想如泉，

我有犧牲的精神，

我有自由不可捐。

我過不慣偶像似的流年，

我看不慣奴隸的茍安。

這是鄭振鐸詩作《我是少年》的開頭，表達的是1919年社會大轉折時代他的心愿：創(chuàng)造一個“自由平等，沒有一切階級一切戰(zhàn)爭的和平幸福的新社會”。4年后，他的名字刊印在中國第一個大型新文學刊物扉頁“主編”二字的后面，一直到1932年1月這個刊物因遭日軍戰(zhàn)火而停刊為止。

▲鄭振鐸

這本刊物叫《小說月報》，1923年它迎來了自己的第三任主編。這個人有著頎長的身材、面目清瘦，戴著深度近視眼鏡。拍這張照片時，26歲的他正圓睜著明亮的眼睛，嘴唇緊閉，顯得意氣風發(fā)、躊躇滿志，仿佛那“決不茍安”的火苗正在他的體內(nèi)熊熊燃燒。

仍是少年情懷的鄭振鐸在上海度過了他絕不茍安的1923年。

他的名字與《小說月報》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他賦予了《小說月報》嶄新的姿態(tài)，人與刊一起，書寫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一段傳奇。

《小說月報》能成為“文學研究會”的機關刊物，鄭振鐸是出了力的。作為文學研究會的發(fā)起人之一，1920年一個北風呼嘯的歲尾，他以該會領袖的身份在北京會見了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高夢旦此時正急于給《小說月報》尋找一位白話文名流作為主持者。還在北京鐵路管理學校當學生的鄭振鐸跟高先生一見如故，談話十分投機。高夢旦盛情邀請鄭振鐸去上海辦刊，但鄭振鐸沒畢業(yè)，無法去上海，便推薦了一位已經(jīng)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雁冰”同志先頂替一陣。“雁冰”后來給自己又起了一個筆名叫“茅盾”，高夢旦先生后來則成了鄭振鐸的岳父。

雁冰主持編輯業(yè)務后，出色地完成了商務印書館改革派的目標，一舉擊退封建守舊派的古文把持，一改往日鴛鴦蝴蝶派的風格，大刀闊斧地進行了全面革新。從此《小說月報》以嶄新的面貌出現(xiàn)于中國文壇。兩年之后，已經(jīng)放棄了上海鐵路南站穩(wěn)定工作的鄭振鐸接任了沈雁冰的主編職務。

無論是文學的革新還是文化的進步，都離不開高質(zhì)量的思想層面上的交流與碰撞。1923年是鄭振鐸接任《小說月報》主編工作的一年，對他而言，這無疑是一份需要極大擔當和勇氣的工作。《小說月報》作為新文學的陣地，如何經(jīng)營管理又如何讓這片已經(jīng)開墾的沃土煥發(fā)出新的生機，無不考驗著鄭振鐸的能力與魄力。

鄭振鐸充分沿襲了沈雁冰的改革精神，全力倡導“為人生”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1958年巴金回憶自己初登文壇的情景時，不能忘記鄭振鐸的名字：“他關心朋友，也能毫無顧忌地批評朋友，而且更喜歡毫無保留地幫助朋友。他為人正直、熱情，喜歡幫助年輕人，鼓勵人走新的前進的道路。三十幾年來有不少人得過他的幫助，受過他的鼓舞，我也是其中之一。”巴金第一個公開發(fā)表的新詩《被虐者底哭聲》就是響應鄭振鐸在文學研究會時提倡的“血和淚的文學”的號召而創(chuàng)作的。在《小說月報》上，鄭振鐸編發(fā)了使巴金一舉成名的小說《滅亡》，在連載完后，葉圣陶盛贊了這部作品：“曾有好些人來信問巴金是誰，這連我們也不能知道。他是一位完全不為人認識的作家……然這篇《滅亡》卻是很可使我們注意的……”認為它將來“當更有受到熱烈的評贊的機會”。

老舍在倫敦寫完《老張的哲學》之后，經(jīng)過許地山的推薦，在鄭振鐸主編的《小說月報》上連載，從第二期開始署名“老舍”，從此這個名字聲威赫赫，名震文壇。鄭振鐸專門為這個當時的文學新人的作品寫了《卷頭語》，高度評價了作品中表達的諷刺藝術，勉勵老舍再接再厲。

作為一名出色的編輯，鄭振鐸在發(fā)現(xiàn)新作者，推薦優(yōu)秀作品方面不遺余力。這一年，他為葉圣陶的《稻草人》、熊佛西的《青春底悲哀》、耿濟之的譯作《人的一生》等作品作序，并且在《小說月報》中推薦魯迅的小說集《吶喊》。正是在《小說月報》主編的任上，他贏得了“南迅（魯迅）北鐸”的美譽。

除此之外，作為一名學者型的作家，在鄭振鐸手下，《小說月報》增開了“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欄目，緊跟時代熱點；他注重發(fā)表文學論文，提倡創(chuàng)作與評論并重；同時他還大力推薦外國文學的譯作，自己更是身體力行動手翻譯了很多俄國小說和印度文學作品。

1923年起，鄭振鐸開始在《小說月報》上連載《俄國文學史略》一文，在中國首次完整系統(tǒng)地勾勒了俄國文學發(fā)展史的基本線索。當時的俄國正處于無產(chǎn)階級革命時期，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機隨著俄國文學的譯介走進了中國文壇，也走進了當時處于晦暗之中的中國，在五四運動時期的讀者中頗具影響力。此外，鄭振鐸還翻譯了俄國作家、革命家路卜洵（1879—1925）的《灰色馬》，在《小說月報》上連載，扣人心弦的除了文章本身的跌宕起伏，更因其反映了當時俄國的社會革命思想與人民的反抗精神。他還在報刊中推薦果戈里、契訶夫、高爾基等人的作品，在讀者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印度文學方面，鄭振鐸翻譯的泰戈爾的詩集《新月集》也在1923年出版了。幾年前，在許地山的推薦下，鄭振鐸對泰戈爾詩歌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他的翻譯成為中國系統(tǒng)地大量翻譯泰戈爾詩作的開始。冰心曾對泰戈爾的詩作評價道：“覺得那小詩非常自由，就學了那種自由的寫法，隨時把自己的感想和回憶，三言兩語寫下來。”泰戈爾的詩歌創(chuàng)作受到了西方文風的影響，卻不囿于單純浪漫主義的抒情或寫實主義的白描，而是將兩者結合起來，通過精妙的象征手法將詩歌的精神和情感的波動變化寄托在不同的意象之中。從飛鳥到新月，從雨滴到月光，經(jīng)鄭振鐸的翻譯，泰戈爾清新自然的詩歌風格不僅極具可讀性，更是引發(fā)了許多作家文風的轉向。那些優(yōu)美簡短的小詩影響了冰心等人的創(chuàng)作，促使二十年代的詩壇小詩和散文詩風行。文壇新風向的產(chǎn)生，離不開鄭振鐸和他的《小說月報》的推動。

在鄭振鐸的策劃下，《小說月報》出版了“泰戈爾號”、“拜倫號”、“安徒生號”等專號，傳統(tǒng)的文學類報刊往往存在多而不精的弊病，盡管能夠全盤兼顧地刊登不同作家的優(yōu)秀作品，卻因版面篇幅所限，難以對某一個優(yōu)秀作家的系列作品就其創(chuàng)作手法、創(chuàng)作風格、文學貢獻等相關議題進行深入的分析探討。《小說月報》這種就一個專題進行深入討論的嶄新形式，大大改變了傳統(tǒng)報刊編輯模式，使讀者獲得了豐實的閱讀感受。

此外，《小說月報》還十分重視和讀者的交流，它組織讀者評論征文活動，發(fā)表讀者來信，使廣大讀者都有反饋意見和對話溝通的機會。這種做法大大激發(fā)了文學愛好者的創(chuàng)作交流熱情，有來有往的征文與評論活動更是改變了傳統(tǒng)報刊的單向傳播模式，為讀者開辟了反饋和發(fā)聲的平臺，也因此而大受歡迎。在這種不斷討論互動的狀態(tài)下，《小說月報》的內(nèi)容質(zhì)量穩(wěn)步提升。很難想象這樣一份從內(nèi)容到形式都煥然一新的報刊，幾乎是由鄭振鐸一個人獨立完成的，《小說月報》成為了五四時期新文學交流的最重要的平臺。

在文學理念上，鄭振鐸一生堅持革命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理論，強調(diào)文學不僅僅是文字游戲，更是刀槍劍戟，是社會變革的武器。他曾在《血與淚的文學》中提出，時下的文壇和社會真正需要的是“血和淚的文學”，是真正能夠針砭時弊、反映民生疾苦的優(yōu)秀文學作品，是在那個黑暗的年代能夠劃破長空，觸及社會最深處痛楚的文字。作家李健吾曾說，鄭振鐸“永遠是出生入死的先鋒官，為追求理想而在多方面戰(zhàn)斗的一位帶頭人！”

1923年從年初到年尾，鄭振鐸的工作都排得滿滿的，將全部精力都放在推動新文學發(fā)展的事業(yè)上。他始終懷著最質(zhì)樸的赤子之心，以少年的進取精神投身于自己所熱愛的文藝事業(yè)，他的初心如同單純謙虛的幼童，工作起來又像最具魄力的船長。這位年輕編輯的名字，將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無法避開的一頁，永遠閃耀著智慧、熱忱而謙遜的光芒。

參考文獻：

【1】 鄭振鐸. 一九一九年的中國出版界[J]. 新文學史料, 1979(3):50-51.

【2】鄭振鐸. 最后一次講話(1958年10月8日)[J]. 新文學史料, 1983(2):168-171.

【3】鄭振鐸. 鄭振鐸選集[M].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4】鄭振鐸. 中國新文學大系 : 1917～1927. 文學論爭集[M].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