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上半葉的西方，前有尼采“上帝已死”的驚人一嘆，后有福柯等人的解構思潮。在兩者之間，有一位叛逆的法國知識分子，承前啟后，被譽為“后現代的思想策源地之一”，他就是喬治·巴塔耶。

巴塔耶是那個時代的縮影。在過去的幾百年，文藝復興等一系列運動前呼后應，上帝的牢固地位不斷動搖，終于在19世紀的尾巴上，被拉下了神壇。如果說，尼采的宣言含有童言無忌的意味——他本人不必立刻承受信仰喪失導致的漂泊之感，那么巴塔耶則沒有那么幸運。他一生恣意放縱，茫茫然，無所依。

這位法國知識分子的奇特思想逆潮流而行。傳統的理性王國是他的抨擊對象，而同時代的思想流變也不能幸免。他認為超現實主義是無足輕重的理想主義，唯物主義無法超越自身所否定的思想，存在主義受制于過時的意識理論，結構主義處于矛盾對立的境地，心理分析與法國的社會學并不完整……縱觀其一生，他拒絕一切規范，一路走來，一路抗爭，保持不變的惟有放蕩不羈的私人生活，與永不停息的批判精神。在“破與立”之間，他似乎始終選擇前者。他認為，“人只有在這種沒有標準的狀態下找到自己的標準，才會真正成人”。這樣看來，巴塔耶并非游戲人間，并非把妓院當作真正的教堂，當作惟一真正滿足的地方。在荒亂生活與龐雜思想的背后，隱藏著他的執著追尋——成為真正的人。當彼岸的天堂塌陷，虛幻的塵世成為惟一的實在，人何以為人？在那個時代，巴塔耶不是一個人。《地下室手記》傾訴了多少人的無處安身之感，《城堡》是無法抵達的魅惑之地，《夜》道出了人們對理性與文明的質疑。

在無垠的荒野上，巴塔耶倉皇奔走，闖入了哲學、倫理學、神學、文學等一切領域的禁區，得到了富于洞察力的發現。他發現了“異質”與“同質”的博弈。巴塔耶認為，“同質社會無法在其自身內部，發現行為的意義和目的。這樣，它就不得不依賴于它所排斥的強制力量”。這句話可以說是《瘋癲與文明》的主旨句。從中世紀開始，文明社會接連把“愚人船”、“麻風病人”、“女巫”、“精神病患者”等群體置于消極的境地，剝奪其話語等權利，打入愚昧荒誕的黑暗之地，從而襯托出自身的理性與光明。以管窺豹，可以想象，福柯之外，巴塔耶又是如何點撥了后來者，如何促使了新思想的形成。

巴塔耶既是平凡的尋路人，又是獨特的啟示者。他的生活放蕩不羈，這可能會沖淡大眾對他的興趣。但鑒于他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承前啟后的地位，其作品卻是不可錯過的閱讀對象。《巴塔耶》是美國學者斯圖爾特·肯德爾的作品。該書以時間順序概述了巴塔耶的生平及作品，并穿插著作者的點評，引人思考。書中的故事時而詳盡，時而簡略，總是與巴塔耶相關時段的思想變化聯系在一起，共同勾勒出其反抗一切、無所歸屬、閃爍著智慧光芒的一生。

整個評傳反復回響著巴塔耶父親的一句瘋話，“大夫，你跟我老婆上床完事兒后，告訴我一聲！”作者接著評說道：“父親的瘋狂控訴撕下了少年巴塔耶的面具，撕下了仁義道德的面具，撕下了父母和醫生臉上的面具；這些象征規范和權威的臉面，受人尊敬和愛戴的臉面。這句令人作嘔的話打開了一個無限自由的世界。從此之后，巴塔耶終其一生的必行之事，就是在所有的情境中尋找出那句話的對應之物：不僅在所有的故事和情色艷遇中，而且在所有的行為、所有的經歷、所有的詞語、所有的思想之中。原先高不可攀之物被拉下神壇，而原先為人不齒的東西被奉若神明。”這樣的分析，作者由感性經驗入手，敏感地抓住其中意味深長的瞬間，進而闡發出瞬間的永恒意義，回味悠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