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風云變幻，40年砥礪奮進，國家和社會發展發生了歷史性巨變，中國的文學理論研究也實現了進步性變遷。中國文學和文學理論的40年，與國家和社會的發展聯系在一起，可分別概括為“新時期”“新世紀”和“新時代”三個階段，有著各自的特點。

40年文論是從“新時期”文論開始的

我們隆重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并將發生在1978年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重要的時間節點。然而，如果給這40年文論確立一個起點，應該從更早的一個事件開始。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主席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這封談詩的信，原本確定刊登在《詩刊》1978年第1期上，《人民日報》提前發表，以示重視。在這封寫于1965年的信中，毛主席提到“詩要用形象思維”。

此前，在20世紀的50年代到60年代，理論界圍繞藝術創作是否要用“形象思維”，曾展開熱烈的討論。這一討論終止于1966年。這一年的5月，一位名叫鄭季翹的文化工作干部在《紅旗》雜志上發表了批判“形象思維”的文章。據說，該文在1966年的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受到毛主席的表揚。此后，整整11年的時間，“形象思維”的觀點就無人提起。在這個時候，重提“形象思維”，并發表毛主席肯定“形象思維”的信，具有特殊意義。在一個“兩個凡是”與“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兩種觀點激烈交鋒的關鍵時刻，毛主席書信手跡的發表，摘去了套在人們頭上的緊箍咒。

在那個特定的背景下，關于“形象思維”的討論成了“新時期”文藝的進軍號角。在同一期的《詩刊》上，刊登了一個座談會記要，題目是《毛主席仍在指揮我們戰斗》，取這樣一個標題，就將“形象思維”的討論納入到當時正在開展揭批“四人幫”的戰略部署之中。

這封信的發表，在文學藝術界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在同一期的《詩刊》上，發表署名文章的有林默涵、臧克家、李瑛這些著名的理論家和詩人。此后，文藝界、美學界和其他人文社科界的許多人士都加入進來。在這場討論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起了重要的作用。文學研究所的蔡儀、哲學研究所的李澤厚都連續寫了多篇文章。由錢鐘書、楊絳、柳鳴九、劉若端、葉水夫、楊漢池、吳元邁等許多重要學者傾全力參與編譯的《外國理論家、作家論形象思維》一書，共50萬字，并于1979年1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正式推出。

“形象思維”的討論，啟動了上世紀80年代初年的“美學熱”，也推動了以“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以及種種創作方法和手法的新探索，造就了新時期中國文學的繁榮。文藝是時代的報春花，文藝上的新觀念、新運動、新思潮，為波瀾壯闊的思想解放運動起到了引領潮流和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20世紀80年代初，文學理論界出現了一系列的討論，如：馬克思《19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討論、“人性與人道主義”的討論、“新方法論”的討論。此后，結構主義、新批評、讀者反應批評，以及哲學上的一些新的流派，陸續被引入并運用到文藝理論與批評實踐中。在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國外人文社會科學，其中包括國外美學著作和文論著作的翻譯大潮，有不少譯叢問世，許多國外的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著作被譯成了中文，對中國文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種引進的意義，當然是積極的。眾多的翻譯著作，給國內的文論界帶來了新的知識和視野，使國內的學人大開眼界。這些理論熱潮，與當時蓬勃發展、碩果累累的新時期文學相互呼應，推動著時代的發展與進步。今天重新思考這一段歷史時，我們常常會這樣形容：這是一個充滿著青春朝氣的時代，有著青春期所特有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有著對新的學術觀念和方法的渴求，也有著那個時代所特有的青澀、躁動和粗放。在新的熱潮不斷出現的同時，一個又一個曾經風行一時的流派、觀點和人物也在被不斷宣布過時。

新理論像走馬燈一樣的轉換。這種狀況的積極意義是，中國文論界開了眼界，思維活躍，突破了過去僵化的體系；而不足的一面是，新理論、新名詞層出不窮，不斷地追新，讓人無所適從。更嚴重的是，這種只引進，不消化，不斷追逐時尚學術思潮與生澀的新名詞術語的做法，促成了理論與文學實踐加速脫離的傾向。

當然，任何脫離文學活動實際的理論，都不可能產生實在的效果。如果要問這一段時間的學術引進，所形成的最深遠的影響是什么，那么仍然是集中在語言學之上。語言學方法的使用、文本中心主義，成為那個時代的主導理論。由此形成聲勢浩大的“向內轉”潮流：過去的文學研究偏重于時代、政治、意識形態，而此時一種回到文學本身的趨勢，通過各種方式體現出來。

中國文論上的下一階段，是從90年代起延續到新世紀最初十年

我們可以將之統稱為“新世紀”階段。這一時期的文論研究，是從古代文論研究的復興開始的。本來，在毛主席給陳毅談詩的信中，提到了“比興”的手法，這成為80年代一些學者研究古代文論的緣起。蔡儀先生就連續寫過三篇文章，分別討論“形象思維”與“賦”“比”“興”的關系，并以此為出發點，將古代文論引入到文學理論的討論之中。此后，中國美學的研究為越來越多的人所關注。李澤厚和劉綱紀立志要寫規模巨大的《中國美學史》，此計劃雖最終未能完成，卻引導更多的人去完成它。葉朗的《中國美學史大綱》以大綱的形式概述美學通史，雖簡略卻吸引眾多人去豐富它。從形象思維到意象、意境、神韻等概念的研究，中國古代文論概念和范疇的研究，由此生長起來。在這一時期，無論是將古代文論作為從屬于過去時代的專門學問來研究，還是從中汲取營養，服務于當下的文學理論的建設，依然成了一個引起熱烈討論的話題。

在這一時代，“全球化”、市場經濟大潮、新電子技術，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而同時出現的對中國社會的沖擊。在這一時期，除了早已交織著的古與今、中與外的矛盾之外，也出現了藝術性與技術性之爭、市場與審美之爭。這些爭論通過各種方式，以各種新的名義，帶著新的沖擊力，被人們熱烈地討論著。

然而，更加引人注目的并成為論爭焦點的，是文化研究的引入。在經歷了“向內轉”之后，出現了新一輪的“向外轉”。一些從事文學研究的人提出了“跨界”與“擴容”的口號，并由此成為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舊的文學理論模式過時了，以“新批評”為代表的理論模式，并不能滿足研究的需要。然而，擴容之后，是用心理學、語言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各種學科的知識和方法來研究文學現象，還是放棄文學研究，轉向到對各門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去？是在研究中受到各門科學的啟發，深化文學的研究，還是從文學找例證，來證明這些科學的道理？這成為爭論的焦點。當我們說“文學是人學”時，是繼續堅持對文學的感性的、審美的接受，并將理論分析建立在感性經驗的基礎之上，還是將人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等全部抽掉，研究作為生理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人類學的人？這里有著容易被混淆的重大而根本的區別。

作為這種錯誤傾向的極端表現，理論界出現了一種觀點，說文學研究者是在研究“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其依據是：“文學”這個東西，像洋蔥頭一樣，剝了一層又一層，最終卻什么也沒有。文學是無法定義的，因此，文學理論不能以文學為研究對象。這種流行在文學理論界的否定并從而脫離文學的觀點，其實并不能成立。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是由于其能夠被定義而存在，而是由于其存在的先在性才促使人們去尋求其定義。一些從事文學理論研究的人游走在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中，滿足于對這些學科的一知半解，在不同學科之間打游擊。在一個理論的動蕩年代，這樣一種做學問的方式也許能吸引人們關注，但隨著研究的深入，則必然被學界拋棄而成為歷史的陳跡。

在這一時期，中外文論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過去是從西方找真理，不斷追逐最時尚的文論流派，惟恐落后，不斷宣布某一流派過時，要引入更流行的思潮和流派的做法，到開始與國外學者直接交流，在對話中相互借鑒。這一姿態上的變化，是在從20世紀90年代到新世紀的最初10年中逐漸形成的。這一時期仍在繼續著前一階段對國外思想的引入，但已經從隔代的翻譯轉向同代的翻譯，從純然學習式的引進發展為對話式的借鑒和吸收。在此情況下，中西對話的局面正在形成。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錢中文先生在一次談話中曾提出，學術要前沿，不要時尚。他的這句話，代表著這一時期文論研究的自我意識。前一階段的文論研究，留下了追求時尚的風氣，這一階段，已經逐漸形成新的共識，避免空談，回到實實在在的問題研究上來。

新時代的文學理論走著一條從理論引進到理論創新的轉化之路

現代意義上的中國理論的發展，走的是從“拿來主義”到“實踐檢驗”，再到“自主創新”之路。有一些研究者只在“拿來”這一步停住了，這遠遠不夠。只“拿來”而不知為何要拿，沒有選擇。只聽說某種理論國外時尚，就要跟上潮流，這是一種做法。一些專門從事外國文論研究介紹的人，固然可以這么做，但僅滿足于這一層次的介紹，還是不夠的。研究的下一步是要用實踐去檢驗，用“拿來”的理論與文學研究的實踐相結合，在實踐中有所取舍。再下一步是自主創新，要在實踐的基礎上創造出適合中國文學研究的理論來。

最近一些年，中國文論在此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世紀之交的文論上的種種變化，為新的文論建設準備了條件。在這一時期，中國文論話語體系的建設工作得到了高度重視。這種話語體系的建設，要吸取古代文論的資源，借鑒西方文論資源，致力于創新。前面所說，從“拿來主義”經“實踐檢驗”，到“自主創新”的三大步，也可以倒過來理解：從“自主創新”起，經“實踐檢驗”，發現不足再去“拿來”。“創新”是前提。新的時代，面對種種新情況，新問題，要通過創新的理論來應對。這種創新，當然不是憑空奇想，而是要過實踐這一關。理論不是空談，而是通過付諸實踐來檢驗。下一步，仍是要“拿來”。外國理論，是我們的工具箱，我們要從中找合用的工具，找用得上的方法。

這里最重要的一條，還是克服前一階段的理論脫離實際之風，倡導理論與批評的結合。針對在文學實踐中出現的文藝與人民的關系、文藝與市場、文藝與科技以及在文藝批評中出現的問題，作出理論的探索，在新的時代推動文學理論的建設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們還要重視美學研究與文論研究的結合，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傳承與弘揚中華美學精神，讓文藝展現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靈的美，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作品。通過這種結合，才能有效形成和不斷推進文論研究的深度發展，推動文藝創作中有高原、缺高峰的局面徹底改觀。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特聘教授、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