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蔡智恒于一個春雨夜在鍵盤上敲出了 《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的第一句話，然后花了兩個月零八天的時間在網絡上完成了長達34集的連載。這被認為是中國網絡文學的第一部標志性作品，1998年也被認定是中國網絡文學的發軔之年。

今年，中國網絡文學已經走過了20年的歷程。這是高速發展的20年，日漸規范的網絡文學不僅變革了人們的書寫和閱讀方式，還以其獨特的可塑性、開放性和延展性，成為新型文化產業鏈的開端產品。

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及網絡文學20周年之際，上海市作家協會評選了 “中國網絡文學 20年 20部作品”，貓膩的《間客》、痞子蔡的《第一次的親密接觸》、今何在的《悟空傳》、阿耐的《大江東去》、蕭鼎的《誅仙》、辛夷塢的 《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唐家三少的《斗羅大陸》、蕭潛的《縹緲之旅》、桐華的《步步驚心》、酒徒的《家園》、金宇澄的《繁花》、月關的《回到明朝當王爺》、天下霸唱的《鬼吹燈》、wanglong的《復興之路》、天蠶土豆的 《斗破蒼穹》、血紅的《巫神紀》、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我吃西紅柿的《盤龍》、蝴蝶藍的《全職高手》、辰東的《神墓》分別入選。

在上海作協舉辦的 “中國網絡文學20年發展”研討會上，專家們認為，中國的網絡文學，無論從作家的群體、作品的存量，還是讀者的群落、影響力的廣泛，在世界上都是獨一無二的。網絡文學的發展史是一部時代精神的變化史，回顧這20年的網絡文學，最大的意義或者價值，不在于已經取得了什么樣的成績或者已經出現了多么好的作品，而是在于審視其不斷的變動性以及圍繞它的爭議性。

而幾乎在上海作協評選出“中國網絡文學20年20部作品”的同時，中國作協網絡文學研究院副院長、杭州師范大學教授夏烈回顧自己和眾多“網絡大神”十年交往的隨筆集 《大神們——我和網絡作家這十年 星火時代》付梓并出版。夏烈被譽為“網絡文學百曉生”，在這部一個人的網絡文學實錄中，出場的“大神”包括南派三叔、流瀲紫等，也包括與網絡文學有所交集的莫言、劉慈欣等。書中除了客觀記錄非寫作狀態下的“網絡大神”，關于網絡文學不斷的變動性和圍繞它的爭議性也時時呈現。日前，本報記者就此話題采訪了他。

通俗文學更擅于立住腳跟且勇于繁殖

“夏烈這廝，給莫名其妙的人出莫名其妙的書。”夏烈在《大神們》“滄月”一節中，回憶他在出版社做編輯時，帶著滄月書稿的電子版去報選題，結果被分管領導數落，連閱讀的機會都沒給就“被斃”了，使得夏烈無顏見滄月，只好玩失蹤。

這樣的細節在書中還有很多，網絡文學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另類和草根。但夏烈卻提到了一個現象：在我們大多數人生活的地理和青春期內，閱讀的對象有一大類是中國古典的“說部”。無論文言筆記小說，還是話本、擬話本、明清章回小說，或者其后的“新小說”與“鴛蝴派”，在 20世紀 80—90年代間，它們與唐詩宋詞、翻譯文學、哲學美學、港臺美文和金庸瓊瑤等一道，觸手可及，混雜而來。換言之，事實上的傳播也好，民間閱讀偏愛也罷，中國群眾的文化生活在改革開放以來并未斷了同久長的中華傳統文脈的聯系，也從來不可能真正斷裂。走市民閱讀和市場化路線的小說，只是常常與純文學意義的嚴肅文學分道揚鑣，顧自在傳統敘事、大眾喜好、當代題材、新文學借鑒的場域里左右融合、巧妙更新，它們更擅于立住腳跟而勇于繁殖。

可這些，似乎主流的現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家不屑理會，這種事實上與中國人文化生活和精神質地直接有關的閱讀，成為浩大莊嚴的現當代文學史述中的邊角料和棄置物。

網絡文學是市民大眾文學的“文藝復興”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文學研究者與批評家都對網絡文學不屑一顧的，比如2017年年底仙逝的蘇州大學范伯群教授。夏烈認為，在談網絡文學與晚清近代通俗文學、類型小說相關性的名學者中，范教授無疑是最重要的一位。他花了半生時間、精力投入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述的撰寫和作家作品的批評工作中，提出了中國現代文學史觀應該是 “知識精英文學與大眾通俗文學雙翼展翅翱翔”的“兩個翅膀論”，并說明自己寫《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的真正愿望是為了“消滅”獨立的通俗文學史，如嚴家炎先生的意見，“將來只有一部 ‘中國現代文學史’，精英與通俗都涵蓋其間”。

范伯群先生的苦心孤詣甚至可以說是苦口婆心，一點一滴地在證明，也反反復復在說明，晚清通俗小說創作如《海上花列傳》之韓邦慶、《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之吳趼人、《官場現形記》之李伯元等人，乃是中國文學現代性的最早開辟者。且他們與報紙雜志等新媒體從業者、世界文學之翻譯者每每合為一體，實實在在比“五四”的現代啟蒙要早約四分之一世紀，理應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不該“沒有經過‘文學的法律程序’，也不容許辯護‘律師’的陳述，就匆匆拉到‘刑場’上去‘處決’掉了”，成為“文學的冤魂”——范先生是將自己視作被現代文學史述壓抑的通俗文學的“辯護律師”而孜孜工作始終的。

范先生晚年把這種討論涵蓋到了網絡文學。夏烈的手頭有一個冊子——《六合觀風：從俗文學到域外文獻》，收錄了為紀念章培恒先生而設的 “章培恒講座”的五次學人演講。范先生的題目是《中國古今市民大眾文學的來龍與去脈》，其中“去脈”主要談的是“網絡小說”。

范先生說：“網絡文學是我們今天的市民大眾文學，特別是年輕人的市民大眾文學……通俗文學過去曾有30年的斷層，在改革開放以后，翻印大量的過去的小說，但新寫的通俗文學往往質量不高。我們總想什么時候能再出現一個張恨水，再出現一個還珠樓主就好了。一直等到1990年代網絡文學出現的時候，我們才看到這個苗頭。現在‘網而優則紙’，網絡小說寫得好就可以印成書。接著又因‘網優而‘觸電’，作品能熱播于熒屏，比如《甄嬛傳》。”對此，夏烈分析，一方面，可以看見從現代文學史述經驗下來的范伯群等人，可以毫不費力地指認當下流行的網絡小說正是百余年中國文學史中淵源有自的傳統的流變，所以待之以從容和樂觀，甚至說是期盼中的事；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了網絡小說的媒介轉型和媒介融合問題，“網而優則紙”“網優而‘觸電’，”這樣的現象描述，正是今天網絡小說寫作所處的全媒體、全產業鏈語境。然后范先生全無障礙地宣稱：“候補的張恨水、還珠樓主都可能出現在網絡上面，這是市民大眾文學的‘文藝復興’。”

夏烈因為自己做網絡文學有遭受邊緣化的危險，才深入尋找過往的學術資源。他深刻感受到范先生在現當代文學史述共同體中要提通俗文學的地位和“兩個翅膀論”的不易與苦心。這是順著“五四”和“20世紀80年代”的“兩新”（新文學和新時期文學）定論徑直講現當代文學的正宗和經典，而只有將古今市民文學置諸中華傳統文脈整體結構，并且確證晚清近代通俗文學作者是中國文學現代性的一分子和先行者的史家、學者，才會這么通達而精準地定位20年來的網絡文學創作潮及其某個意義上具有“文藝復興”式的價值。

在《大神們》中，夏烈有專門一節寫到了莫言對網絡文學的態度。2009年底莫言到杭州做活動時，主動問起寫《盜墓筆記》的南派三叔，并對《盜墓筆記》作了一番評價：“我看過他的部分作品，那盜墓經歷寫得，讓我覺得好像他家住咸陽附近，肯定跟爺爺或者爸爸去盜過墓。我還對著他的網名，給自己起了個名字叫‘北派大爺’。”當時的莫言對于網絡文學的態度，遠勝于不少狹隘的純文學同儕。他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過短文 《網絡文學是個好現象》，指出：“網絡對人類社會的改變是普遍的，影響了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文學也不能例外。網絡的出現改變了中國文學創作的格局，文學的門檻降低了，走向文學的道路變得更加寬闊和多樣……現在作家群體也是多元化、多層次，一個梯次一個梯次的……每一個梯次的作家都有自己的讀者群。任何一個作家也不要幻想自己能夠‘通吃’。”

重估網絡文學在“中國文學”中的因緣、作用

夏烈認為，正是這樣一個由改革開放、互聯網平臺和大眾廣泛參與的 “草根——全民寫作潮”，涌現出堪比晚清小說潮又逾越晚清小說的“多重可能”。網絡文學，無論是“構幻”的奇幻小說、玄幻小說、科幻小說，以及穿越、重生、異能等元素的大膽運用；還是“現實”的都市小說、職場小說、官場小說、歷史小說、軍事小說，甚至反映國企轉型的、改革浪潮中新經濟崛起的……都令人覺得生活的素材、處理、想象可以如此豐富多樣，即便為了逃避、安慰、移情、娛樂，也都有技術和藝術的借鑒融合、生產生成，承載著地道的中國人的思想、情感、意志；而虛構的世界以及其中游戲的規則，又逐漸形成了二次元的獨特結構與美學，形成了類型小說自身的新傳統。而網絡作家自己也說：“網絡文學駁接上了中國舊小說的傳統，沿著變文、評書、明清小說、鴛鴦蝴蝶派和近世以金庸、瓊瑤為代表的港臺通俗文學的軌跡一路走來，并嫁接了日本的動漫、英美奇幻電影、歐日偵探小說等多種元素。就淵源之深遠復雜而論，其實并不在嚴肅文學之下。”由此，夏烈以為，今天來回顧中國網絡文學20年的發展史，并不止簡單地將網絡文學沿著通俗小說研究的路力求使其進入當代文學史的一支，而是在人類社會和文化發展的模式中重新認識今天它所呈現的中華性和全球化基因，拷問近代以來中國人面對世界和傳統的因應，全面認識和重估網絡文學在 “中國文學”四字中的因緣、作用。這些，都是20年中國網絡文學帶來的全新視野和命題，也是我們實現乃至超越范伯群等先生們的理想志業的感恩回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