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史學研究者稱為“比虛構還神奇”的上海，自然不乏歷史研究，大到多卷本的通史、通志、辭典，小到一家影院、一條街道、一幢建筑、一份報刊，都有專門的論著，有的還不止一本。近年來還悄然產生了市民田野調查、市民考古計劃等等，年輕人們跟在城市規劃、建筑專家身后，行走于上海的特色里弄、教堂、鄔達克建筑、城市規劃建筑群之間，重識歷史，豐富經驗。

關于城市的書寫由來已久。在18世紀的英國，從地志學繪畫出發的特納先生，以精湛的水彩技法描繪了大量英國風景，成為美術史上的經典。時間與空間的關系，在此與藝術表達發生了精彩的連接。當現代數學崛起，Topology直接被音譯為拓撲學，研究幾何圖形或空間在連續改變形狀后還能保持不變的一些性質。這個性質，也成為現代文藝研究中備受重視的因素。耶魯學派的文學評論家，約翰·希利斯·米勒教授擅長分析不同文學作品中的地志學元素，從小說里讀出作者怎樣寫一個地方，然后把這個空間意象當做解讀一個文學作品最關鍵的元素。

最為典型的地志學書寫就是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在這本書里，找不到能認得出的城市，所有的城市都是虛構的。一些短小的章節，被卡爾維諾分類成城市與記憶、城市與欲望、城市與符號、城市與貿易、城市與眼睛、城市與天空、連綿的城市、隱蔽的城市等十一個系列，每個系列包含五個片段，它們互相交替、互相交織，被重新組合在有著某種普遍氣氛的章節里。這種組織方式本身就具有十足的地志學意味，令人回味起古老的“七橋問題”“地圖著色問題”等拓撲謎題。內容上卡爾維諾希望這本書所喚起的并不僅僅是一個與時間無關的城市的概念，而是展開了一種時而含蓄時而清晰的關于現代城市的討論。卡爾維諾以虛構的城市來實現他一連串的觀念，觀念成為一個個具體的空間，一個個不存在城市。

與卡爾維諾相反，約翰·伯格的《我們在此相遇》則以一個個真實的城市，去寫出某種夢幻般的特質，用這個特質去掌握他生命中的一個人、死的人、活的人、朋友或者情人，同時又寫出他和這個人的關系。比如，伯格將已逝的母親置身于里斯本與自己重逢，一個有美麗瓷磚層層疊疊隱藏著什么的城市，指向母親生前沒有告訴他的秘密；將哀傷而幽默的導師置身于克拉科夫，這個波蘭的城市經歷過戰爭的恥辱和憂郁；博爾赫斯出現在日內瓦，見多識廣自建迷宮，冷峻之下的寬容，甚至是疲乏的寬容，是人與城的共同氣質。城市的歷史、氣質和人的經歷、性格，正如拓撲學中那些可以忽略形狀的點，通過伯格在時空中騰挪跌宕的妙筆，呈現出了連續變換后依然保持的某種性質、特質、觀念，或者也可以稱之為精神。

地理與敘事相結合的肌理，被藝術金針精心織造。通感是這金針下的絲線。一針一線無不來自書寫者置身于城市之中的感受、思考、分類和整理。

然而，城市拆遷與擴建帶來的眾多問題，正在破壞社區鄰里關系，隨之而來的就是城市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在慢慢消融。我們從自己的城市到其他城市旅行，適應的時間越來越短，同樣復雜的交通網絡、同樣密集的便利店、同樣高聳呆板的建筑……迷失不僅發生在東京，越來越多的大城市具有令人迷失的氣質。因為雷同的面貌，城市正在失去“你之所以是你”的理由。日本建筑師蘆原義信上世紀70年代提出的疑惑，“大城市的匿名性和無情性反而吸引了年輕人”，如今也擺在我們面前。卡爾維諾為了織造清晰的肌理，擦去了城市的名稱，為了表達方便而選擇匿名；而真實的大城市們，正在建設中主動獲得匿名的身份。追求自我實現真我個性的年輕人，蜂擁涌向匿名化的大城市，生活的復雜性被交通的復雜性所取代，受困于交通和時間成本的年輕人過上了整齊劃一的業余生活，最初的夢想漸行漸遠。當城市的等高線、等壓線趨向規則平緩，人心的感受和期待也趨向近似和雷同。城市書寫止步于歷史發掘后的感性贊嘆、驚呼，當世界范圍內的語言和文學精神早已發生了根本改變，書寫者必須伸出探索的雙手。

持續又深入的史學研究與市民飽滿的熱情和興趣，成為抵抗城市匿名性的一股力量。正如卡爾維諾所希望的那樣，與其重復預言巨大城市的危機和災難，“不如發現使人們生活在這些城市中的秘密理由，是能夠勝過所有這些危機的理由”。因此，所有的研究與發現，不能停止在被發現的一刻，抵制出土氧化，它們急需被分類、再次分類、多樣的分類，集體的、個人的、你我他的……逐漸拼起城市生活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每一次分類，都是一次激活的探索。

關于分類，伯格這樣建議：你可以發明任何你喜歡的系統。根據年份、顏色、喜好程度、大小、心情。然后在每個大封套上，寫下它的名字，還有你建立的分類名稱。這會花上不少時間。一張都不能弄錯。接著在每個封套里按照順序放入畫作；輕輕地在每張作品后面注記號碼。要根據什么順序呢？我不知道。你會找到的。有些畫作看起來就該是最早出現，也總會有最后一幅，不是嗎？順序自然會跑出來的。

分類，呼應著古老的記憶術和今日的拓撲學。分類，建造了空間，讀者不再是隔岸的旁觀者，而是要進入這個新結構，在里面來回走動，可能迷路，也會找到出口，重新設計最佳路徑。因此，城市史才可以不再是冰冷冷的知識、資料、檔案，它有了自己的色彩和形狀。它在每一種記憶結構里被賦予了與眾不同的東西。徐錦江寫《愚園路》源于鄉愁，希望土生土長的上海人思維被了解；史明智寫《長樂路》立于觀照，希望寫出在大城市里實現的夢想。一條馬路被分類的次數越多，就獲得了越多的復雜性和多樣性，而一個城市的活力，就與城市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有著密切的正相關。上海還有思南路、太原路、新華路、武夷路、復興路、武康路……64條永不拓寬的馬路、無數的建筑和城市規劃可以去研究和書寫。

分類探索著邊界，邊界反厘整體。開埠前的上海，曾被稱為“小蘇州”，為何不能更向前一步？同為開埠口岸，上海為何領先其他城市發展？上海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依靠的是什么？……等等一系列問題恐怕還要放到區域、國家、世界的視野中去理解。史學者周武說，所謂整體，意在破除學科壁壘；所謂通貫，就是把上海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貫通起來理解。要更完整、立體地呈現上海城市的興起、發展、困頓與轉型，呈現上海城市變遷過程中的變與常以及變中之常、常中之變，呈現上海城市的外在風景和內在精神。

有了堅實的史學研究，上海的城市寫作可以自由地走出虛構和幻想的初階，也會更有力地克制把自我當做本體的泛濫抒情，尊重織體和肌理的內在邏輯。

卡爾菲茲在詩歌《城市》里如此描述：“你不會找到一個新的國度，也不會找到一片新的海岸，這個城市會一直跟隨著你。”對我們來說，今天的城市是什么，史學者與文學者之外，廣大而深入遍布城市的居民是這個城市最強大的心和肺，呼吸起伏，連綿不斷。獻給城市的愛情詩，是所有這片土地上人民的無差別的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