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觀及其他：走向生態主義

劉興詩的創作從20世紀60年代理想主義的科普故事，到新時期重科學但難免有政治偏見的考古學科幻，再到后新時期從舊有文化價值觀和科幻小說形式的雙重束縛中解綁，探索多元化的科幻創作方法，走了一條不斷變化發展的道路。顯然，在這個發展歷程中，創作重心、幻想方式、藝術形式、創作主張的悄然變化，折射出劉興詩科幻價值觀的變化。其中，科學觀的嬗變更加值得關注。

所謂科學觀，就是人對科學的總體看法，包括科學是什么，它與人類、與社會、與自然的關系等方面的認識。吳巖說：“它可以是個人價值觀朝向科學的一部分，也可以是一段時期整個社會對待科學的共識。科學觀是一個哲學范疇，其作用卻滲透在日常生活和文學作品之中。當科學觀發生質的變化時，整個社會都將受到嚴重影響。作為以科學和科學家活動為相關內容的科幻文學作品，其中的科學觀一方面可以被看成社會發展的晴雨表，由此觀察社會的變化；另一方面，通過作品中科學觀與現實生活之間的關系，也可以研判這類作品本身在社會上受讀者接受的程度和未來發展。”[8]

從晚清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科學被文化先驅者視為啟迪民智、振興民族與國家的法寶，他們把科幻小說作為社會變革的一項重要的文化實驗導入中國，使之一開始就承擔了過于沉重的社會責任。在劉興詩開始創作的20世紀60年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初見成效，但物質生產和人民生活水平還很低，由于歷史的局限性，科學被功利地視為促進生產、加快速度實現理想的工具。

1978年，科學的春天到來，伴隨改革開放政策，這種樂觀主義的科技觀再次成為時代主旋律。作為中國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劉興詩和那個時代大多數科幻作家一樣，思想上是高度認同主旋律的，所以他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創作的科幻小說和同時代大多數科幻小說一樣，蘊含著實用主義的科技觀、科學萬能的科學崇拜和人定勝天的樂觀主義情緒。

在劉興詩筆下，科技的力量是令人贊嘆的。

在《北方的云》中，科技進步到隨心所欲管理天氣的程度，北京天氣管理局可以根據需要統一安排天氣。為了給渾善達克沙漠中央的農業試驗站送雨水，他們調動熱核蒸發器，蒸發官廳、密云、十三陵水庫和渤海灣的海水，一路制造低氣壓，引導濕潤氣流到達沙漠中心實施降雨。結果很輕松很寫意：“就這樣，我們像是坐著直達快車一樣，把從渤海灣帶來的幾百噸雨水，完全澆在試驗站田園的土地上。”[7]9但想象這樣的場景：“9架熱核蒸發器懸在半空發射出無比強大的威力，連同當頂的紅日，就像是古代傳說里的10個太陽一樣把大海烘得直冒熱氣。沒有多久，一片一眼望不到邊的云霧就在海面上形成了。”[7] 8為了讓試驗站那些干壞的莊稼飲個飽，就要耗費如此巨大的能量，效益與消耗不成比例，是不是有點得不償失呢？更不用說人工影響局部天氣，破壞大海及其他水域的生態環境可能對全球生態產生的影響。

在《北方的云》中，大海只是一個予取予求的客體，沒有生命，沒有別的價值——除了為人服務。這正是基于人類中心主義的實用主義科技觀，人在自然面前極端任性，以征服自然為榮，隨意改變自然、割裂自然，任意索取、肆意毀壞，將對自然的資本化、客體化視為正當合理，缺乏全局觀和長遠發展觀。

《北方的云》比較極端地表達了劉興詩這個時期的科技觀，其實在《藍色列車》中也可見端倪。小說中人對自然隨意操控，不僅開通海底鐵路，還排空海水，在海底牧場飼養奶牛，讓它們改變習性吃海草。參觀者最后感嘆說：“海底，這新的陸地，將會給人類帶來多么豐富的禮物！”[9]大自然的一切，包括它所孕育的生命全都是為人所用的，可以按照人的需要被任意改造。

每一時代的科技發展形成這一時代的科技觀念，這種科技觀念又引導科技的進一步發展并影響到社會意識、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歷史上那種違背自然規律導致反噬的慘痛教訓何其多也，這與那個時代科技觀的偏頗不無關系。

在劉興詩1981年出版的《喂，大海：一個水手講的故事》和1985—1986年發表的《20世紀的來信》中，這種科技萬能主義、科技決定論沒有發生改變。小說中的水手阿波一路航行，一路用科技點子改造世界。他用珊瑚蟲造珊瑚島，用炸藥炸開火山口造火焰島，用浮島和熒光板將小黃花魚群一網打盡。小說開頭就說：“別嘲笑阿波啦！一個水手要是沒有勇氣和幻想，還能做出什么事情來呢？”[10]可是如果沒有生態思想的節制，如此放縱地改造自然、掠奪自然，最終會導致什么結果呢？

于是，在《20世紀的來信》中，傲嬌的孩子提出了近似無理取鬧的任性要求：“21世紀的科學家，您好！海水這樣咸，真討厭！您能把大海變成淡水嗎？”[7]59而令人驚訝的是，未來的科學家還真就愿意滿足這一荒唐的要求。

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時代，科學作為促進發展的工具受到推崇，這個時代的科技觀依然是強勢地攫取自然、征服自然。這種價值觀過分強調人類控制、管理自然環境的權力和能力，強調自然資源的無限性，強調無限制的工業增長。在此價值觀的支配下，必然導致對環境資源的過度開發和破壞，從而產生越來越嚴重的環境問題，直到嚴重到不得不正視、不得不改變的時候——由于生態平衡日益惡化，環境科學在20世紀90年代備受關注。

生態文學雖然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便問世，但是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才真正興起。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是中國生態文學的第一個發展階段，作品主要形式是散文隨筆和報告文學。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是第二個發展階段，生態文學從紀實文學、散文隨筆擴展到小說、詩歌、戲劇影視等多種藝術形式，作家隊伍也逐漸擴大。就科幻而言，90年代后中國科幻小說才逐步走上了關注科技負效應的生態批判之路，新生代作家的科幻創作開始關注生態危機、生態災難。

在生態文化的背景下看劉興詩的創作，其價值觀的嬗變就凸顯出來了。事實上，對于鐘愛童話并創作過動物小說《與狼相處的日子》（2011）的劉興詩而言，生命倫理、大地倫理、超越人道主義的博愛情懷等生態道德并不是陌生的東西。

1980年他的科學幻想美術片《我的朋友小海豚》就描寫了阿波與動物之間超越物種的愛和友情。這部戴鐵郎執導的影片獲1982年意大利第12屆吉福尼國際兒童電影節的最佳榮譽獎——共和國總統銀質獎章。在《喂，大海：一個水手講的故事》中，阿波阻止人們傷害被困在浮島上的老虎。劉興詩在《愛的天地：我的動物小說觀》中表達了他對屠殺野生動物的憤怒，“人，不能自命為這個星球的唯一的居民，無情虐待和絕滅野生動物”[11]。他呼喚作家把愛、信任、同情帶進動物小說中。

《辛伯達太空浪游記》是劉興詩生態價值觀的集中表達，標志著劉興詩生態科技觀的建立，意味著這位固執的老作家的思想視野比同時代大多數作家都先行一步。

因為其中長尾人的一章曾以“新‘諾亞方舟’”為名在1981年發表，或許劉興詩生態意識覺醒的時間還應提前。在《辛伯達太空浪游記》中，劉興詩以輕松幽默、妙趣橫生的諷刺筆調，講述辛伯達太空航行，游歷七個星球所見的奇聞逸事。其中有嗜獵成性、幾乎滅絕所有動物的長尾人；有為了體現身份的“臀木”而砍光樹木，用水泥涂抹地面的臀木人；有打著“自由憲法”的旗號公然做黑心買賣、污染環境的毒云人；有以生育為榮，人口膨脹得無處下腳，動輒就被擠出星球的卡里卡里人；有為了一朵花一根草打了300年戰爭，最后只剩一對男女的單眼人……這些外星人貌似愚蠢可笑的行為，其實是地球上的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滅絕野生動物，破壞森林，任意污染環境，浪費資源，無計劃繁殖人口，不停地發動愚蠢的戰爭，因為懶惰而成為自己制造的機器人的奴隸等。劉興詩用夸張的漫畫手法、嬉笑怒罵的諷刺筆調，為人類描繪了一幅幅生態危機的寓言式圖景。

在劉興詩的兒童科幻《天空的逃亡者》（1990）里，綠皮膚的外星人因為污染暫避月球，想移民地球，可地球上也同樣是污染和戰爭，只能繼續流浪。在《綠斑》（1998）中，劉興詩寫“我”駕駛飛碟墜毀在塔克拉瑪干沙漠，跌入時間陷阱，目擊了因為在沙漠里種莊稼而導致漢代古城被風沙吞沒的情景。

生態意識使劉興詩的寫作擴展了科幻視野，從種族、國家擴展為地球、宇宙。這也體現在童話（包括科學童話）中價值觀的變化。以《琥珀珠》（1979）為代表的大公無私、犧牲小我的集體主義道德觀隱退，變成了《謝謝您，施耐爾太太》（1997）里守護自然、分享生命的生態價值觀的倡導。劉興詩科幻和童話的生態反思，以更高的尊重、關切和分享，顯示了生態科技觀和生態美學的藝術魅力。

縱觀劉興詩的創作歷程，考察劉興詩科幻中科技觀的變化，這位科幻老前輩的探索精神令人深深折服。他背負傳統、背負社會責任，卻依然以堅持不懈的努力跨越科幻發展的三個時代。從科普故事到重科學的考古學科幻，再到輕松幽默的諷刺科幻，甚至純娛樂性的幻想；從家國自守之民族性，到關注地球獨木舟之宏大視野；始終堅持貼近現實，但又另辟蹊徑，漸得自由。他不僅為中國科幻貢獻了獨具風格的作品，尤其在兒童科幻方面成果卓著，而且以生態批判的前瞻性視角，引領中國科幻走向生態科技觀的嬗變。他的創作，體現了當代中國科幻發展各階段的特點，也體現了科幻價值觀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