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談所謂的“國學”已是一種時髦，儒學似也成為一種“顯學”時，講孔孟老莊、佛經禪修之類，也多見有那些暗藏求名聞利養之心者，總難免會讓人生出走調、異樣之感。當然，這并不意味凡談論儒佛之道者都成戲論。凡熱鬧處，必摻嘈雜。越是雜音亂耳，真假混淆，也就越需要有純粹。既然眼前一時難遇，那就不妨在前賢中找。真求學問者，往往孤寂，也甘于冷清。如能純以一種如張載“四句教”那樣的使命與情懷去探究儒佛之真精神者，那一定是與熱鬧場相疏離的。劉靜窗先生就是有這種情懷、這種自覺，值得我們紀念，值得我們傳揚的一位傳統意義上的真正的讀書人。

劉靜窗先生生于民國初年，卒于1962年，屬民國時代的一類學人。在這一代學人中，依然有不被時代洪流所裹挾，雖無力回天，卻能恬退自守，獨立思考，不落“平庸”（借用阿倫特的概念）者；依然多有對傳統文化有真同情真體認者，也多有純粹為學求道懷抱濟世之志者。如劉先生以為，讀書人所以要讀書，要讀孔孟圣賢之書，首要的是樹立氣節操守，做一個能尊重自由尊重民主、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士）。他“斥責鄉愿”，贊嘆那些“在高壓面前能坦蕩胸懷和不受屈辱的人格氣節”之士（參見《劉靜窗文存》所載劉任先《父親的精神境界與獨立人格》），既是有感而發，又是自我警示，透出傳統讀書人所具有的一種道德自覺意識。對傳統文化，先生明確指出，“中國傳統文化者”，乃“久經釋、孔教化熏陶也”，職是之故，先生特強調，“身為中華民族兒孫，將承先啟后鑒古而開來，則于儒、釋兩家之學，無論贊成與否，都不可不虛心研究”（《自述三章·示子侄》，《文存》頁7）。同時，先生論衡古今中西文化的特點，辨識各家文化的長短，結合時代與人心人性問題，究明體用，“厥在如何而提高人類文化生活水準”（《自述三章·庚寅遺言》，《文存》頁6），“唯在發掘真理”，以揭示“生命的積極義、向上義、前進義”（參見《默識隨筆一、二、三》，《文存》頁48）。體現出一個讀書人的自覺與責任。而這樣的一種態度與精神，如結合劉靜窗先生一生的言行出處，可以明顯看出孟子對他的影響。

孟子乃得中國文化之正者

說到孟子，他的偉大，他在儒家中的地位，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都是無需多說的。千百年來，孟子精神對中國讀書人（士、知識分子）的影響，對中國傳統知識階層性格的形塑，確是非同一般。劉靜窗先生一生推崇孟子，即使以后劉先生的生命投向主要轉入佛教，依然不變。所以劉述先以“出儒入佛”來定位靜窗先生的學問歸趣，只是套語，似不相應（下文具說）。

自漢以后，孟子在儒家中的地位就一直很突出，尤其到了北宋，一改之前堯舜禹文武周公，再孔子孟子這樣承接下來，而開始直接以孔孟并提。如此，道統出來了，獨立了，儒家的內在精神由是得到進一步豁顯。當然，孟子的地位也相應地提高了。當代新儒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說這是宋儒對中國文化的大貢獻，也因此而奠定了之后傳統中國文化精神的主基調，樹起了文化脊梁。劉靜窗先生推崇孟子，他以孟子類比于佛教中的龍樹菩薩，指出“仲尼之有孟軻，猶釋尊之有龍樹也”（《默識隨筆四》，《文存》頁52）。龍樹菩薩是大乘佛教的發揚者，或更確切地說，佛陀的菩薩道精神是在龍樹菩薩的抉揚下才得以在世間全面地彰顯。

劉先生認為孟子倡揚自由精神，激勵獨立人格，懷抱平等民主的思想、堅持民本立場（民本與民主是互通的）等，實為得中國文化之正，得人心之正者，也是契合時代的。劉先生以“理性自由”“人格獨立”為孟學的精髓，點出“儒家只是就倫常日用處，指出良知，令人自解”，并引孟子“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加以申發，認為這種自由精神不僅是為學之道，同時也是為政之道（見《默識隨筆一》，《文存》頁41）。此實為一有歷史感有時代感的認識，真切又透辟。順便一提，靜窗先生的許多見解與觀點，如與他同時代的顧準相比，可以說是別有深刻處。

劉先生對孟子的孝道思想也十分認同，特重家庭倫理，認為家庭是社會的始基，所謂治國平天下都是以家庭倫理為本的，這也是傳統，他說：“吾華自昔之教在孝，其行在家，其制在宗法。至于久，宗法不得不移，封建不得不廢……雖然，宗法移矣，而孝弟之道猶存；封建廢矣，而家族之制未替。”且認為不僅傳統中國如此，實乃人類社會的通則，他說：“人群社會之間，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東西無二致也。”

還值得一提的是，劉靜窗與熊十力兩位先生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劉先生不同意熊十力所謂的“奴化”說，而對熊十力以提倡“孝道”為“奴化”之因，并將此歸罪于孟子，更不茍同。認為這既不合歷史的事實，更與孟子扯不上。只不過，因礙于輩分（這其實是靜窗先生的謙德），劉先生當面的表達比較委婉。但在他自存的《隨筆》中，給予的批駁就毫不含糊了。劉先生舉例說理：“本于天性以言父子，舜盡事親之道，斯可以棄天下如棄敝屣。君臣依職位分，桀紂殘賊仁義，則為人人可得而誅之匹夫。”此為正例。至于“朱元璋始移孟子出孔廟，后復從而尊之，帝者之心，昭然共見。其于孟學，直如冰炭之不同器，風馬牛之不相及也”，這更說明孟學對那些專制獨裁者所具有的巨大壓力，也說明了孟子的光輝掩蓋不住。接下來，言辭更為鮮明：“時賢非難帝王專制，并議及孟子孝論，可謂不知本矣。責噎而廢食。噎非食也，專制可棄，孝論不可奪也。”（《默識隨筆四》，《文存》頁52）這些觀點與提法，都是純而正的。

何謂傳統意義上的讀書人

關于讀書人，還是要特別強調一下，是指那些真為探究真理而讀書的人，是達理、明理又知禮的人，不是一般看看書，乃至讀了不少書就能相稱的。

劉靜窗先生早年“特別喜歡宋明理學……但宋明理學對他來說并不夠”，后又學打坐、學太極，“卻仍然感到不滿足”，再后轉向學佛，始“若有所悟”，尤在遇到滬上高僧應慈老人后，皈依佛門，從此服膺華嚴（參見劉述先口述“家世”，《文存》頁3-4）。于是，就容易落于表象地被人以“出儒入佛”來指認他的身份與文化立場。身份執著與分別，此為人所常有，給一個標簽，一個符號，這的確方便指認歸類，但未免簡單化。尤其是像劉靜窗先生那樣以尊尚自由，喜歡獨立思考，一輩子念茲在茲探求人生社會真理的讀書人，無論是用儒或用佛來限定他的身份與理想都不合適。在劉先生那里，儒佛之間并不相悖。于佛法，雖嘆服“（佛）理極精微”，但學佛不在于玄理，還是要落實到“本分尋常間”（見《正法眼藏編余囋語二》）。而他在臨終之前囑咐兒輩：“要頂天立地，挺起脊梁骨做人。”（劉任先《父親的精神境界與獨立人格》）高揚的，依然是孟子精神。說到“挺起脊梁骨做人”，劉震先先生有個很好的說明：“縱觀父親為人，褒顧（亭林），貶錢（謙益）、吳（偉業），可見他心目中以孝悌為重，但名節更是重中之重，這就是中國人的脊梁骨”（見《文存》“別冊”頁48）。重名節，為宋明儒所提倡，也是對孟子精神的發揚，這也是傳統讀書人（士）所看重的基本操守。可見無論學儒學佛，都在人生的真實受用，這一點，儒佛既不相悖，更無需分別。不僅如此，即使劉先生一生用力最勤的是儒佛兩家的學問，但因此而說“他走的是結合儒佛的路子”（《文存》頁4），我認為還是欠妥。

劉先生一生關注學問，但這個學問是生命的學問，而不是那些學院式的、與現實生命脫節的書齋里做出來的學問。劉先生孜孜于探究傳統文化的意義，這個意義也是對世道人心的意義。他對今人所推崇的所謂的學術、學問是有保留的，因為其最大的問題就是與自己的真實生命相隔離，與生命不相干，這不是生命的學問，用他的話說：“沒有情感的理，只是空理。”（《文存》頁57）劉述先說他父親“根本反對”他念哲學，其實就是這個意思。老先生的本意不是啟發兒子去建立什么現代學術意義上的哲學體系，不是期待兒子將來成為一能留名于世的哲學家，而是希望他能“理明”“志立”，“知所以為人，知所以應務”，能將學問落實在現實人生上（參見《寄長子述先家書》，《文存》頁325）。這就是劉靜窗先生心目中的真正的學問，也是傳統讀書人認為真正有意義的學問。

關于什么是劉先生眼中或心目中的學問，其子劉任先通過對他父親與熊十力的比較有一個很好的揭示：“他們的根本區別在于熊公的終極歸屬在立言，成為當代新儒家的祖師；父親的終極歸屬在親證，成為追求真理而獻身的典范。”（頁33）親證就是身體力行，強調做人第一，這才能稱得上“獻身”于真理。

因為心態開放，無所執著；因為一心于社會人生的真理的探尋，所以劉靜窗先生所學廣泛，都不拒斥。其論衡儒佛中西的學問，不設門戶，沒有成見，不預置高低，見好說好，惟善是從，惟理是從，體現出一個真正讀書人的理性。如劉先生論儒佛之異同，確是不帶立場，相當的中肯，他說：“自徹法源底言，佛家是極高明的，而儒有所不及。自致世治平言，儒家似較切近可行也。”（《默識隨筆一》，《文存》頁40）又謂：“釋氏見到處，儒者不曾見得；儒家理會處，釋氏卻不曾理會也。”（《默識隨筆·語錄數則》，《文存》頁69）但劉先生認為這種不同也只是表現在“用”上“跡”上，且亦非全部。完全不像一般所泛論的，以為“佛家講‘空智’，儒家則講‘性理’，一虛一實”，“不能會通”。首先，劉先生認為佛家的理想固然“非一切世間常情所可擬議”，“是不可思議的”，但絕非“虛妄”，如“依于現前身心，畢竟可證信故”（《默識隨筆一》，《文存》頁40）。如置于一個更大的真理層面下，那么，儒佛沒有捍格軒輊，佛教所“揭示同體大悲，和儒家的仁體思想極為類似。《華嚴》說理事無礙、周遍含容，和中國的《大易》，多有相通。”（《默識隨筆·日記及偶感》，《文存》頁66）。

即使論中西文化，劉先生同樣沒有那些民族主義之類的情見，而能各見長短，無所偏執，認為“東學足以救西方之窮，西學亦可以濟東方之偏”（《默識隨筆一》，《文存》頁42），心態完全是開放的。論學究道，首先得從大處著眼，放平心思，十字打開，然后再較量長短得失，依違取舍，這樣才能如實如理，真正見到問題，研究學問也真正有其意義與價值。諸如此類，足見一位讀書人的眼界、襟胸及其嚴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