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韋爾奇（James Welch，1940-2003）是美國本土裔文藝復興四大巨匠之一，文字風格獨樹一幟。

《愚弄鴉族》英文版

詩歌方面，韋爾奇繼承和發揚了印第安傳統詩歌的深厚底蘊，詩風簡潔卻不失絢麗，質樸又兼具荒誕。他的首部詩集《在厄斯波伊家的40英畝土地上騎行》于1970年出版，隨即引起巨大轟動，被批評家認為是美國20世紀最優秀的詩集之一，給美國詩壇注入了來自本土裔的新風。在小說方面，韋爾奇更是貢獻突出，以其雖不多產卻幾乎部部經典的作品，為本土裔文學躋身主流文壇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當代混血印第安人的身份困境是韋爾奇小說中恒常如新的主題。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血中之冬》以“尋根”為主題，描寫了混血主人公在白人的殖民入侵和同化政策下陷入了身份歸屬的泥潭，不得不通過奔跑回歸傳統的心路歷程。這部小說是印第安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的小說之一，沿襲了韋爾奇的詩歌寫意風格，以意在言外的詩化語言為邊緣化的原住民呼喚出被壓抑已久的聲音。該書被認為是韋爾奇最出色的作品，成為《美國印第安季刊》1978年的評論主題。這部小說已經被改編成同名電影，于2012年由謝爾曼·阿萊克西制作發行。

在第二部小說《吉姆·羅尼之死》中，韋爾奇并未因襲傳統的“回歸”情節，而是描寫了一位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混血兒。主人公吉姆深陷選擇泥淖，在保留地邊緣進行了一番薩特式存在主義的抗爭。吉姆自小就被父母拋棄，遍嘗人情冷暖、世態炎涼，逐漸陷入自暴自棄的麻木之中。在生活上得過且過、安于庸碌；在情感上患得患失，對親人和愛人視而不見、冷酷無情，最終在失去自我、平庸一生后走向滅亡。

之后，韋爾奇在《印第安律師》一書中轉移視線，瞄準以“法律和政治”為代表的白人社會，敘述了一名本土裔律師曲折艱辛的職場晉升之路。主人公西爾維斯特躊躇滿志，試圖通過個人努力在白人世界獲得成功，期望借此淡化現代社會的偏見。然而，得到白人社會認同的印第安主人公依然困囿于無形的種族隔閡，亦無法徹底掙脫族裔身份的枷鎖。

在下一部小說《飛奔麋鹿的心曲》中，韋爾奇跨越了時間與空間、人文與地理，將故事背景設在異國他鄉。主人公被意外地遺留在陌生環境，身無分文，語言不通……在經歷了種種誤會、矛盾甚至對抗之后，文化迥異的主人公和當地人成為朋友，并最終決定留下來。韋爾奇在小說中索性跳出本土裔與白人共存的美國，在新的大陸設想族裔融合之路，打開了印第安人與主流文化融合的另一扇窗。

與其他幾部“身份主題”不盡相同的是，小說《愚弄鴉族》是記錄印第安人歷史的悲歌。韋爾奇在書中采用類似魔幻現實主義的敘事手法，將虛構敘事與口述史實、記憶等有機融合，構筑了一個以口述傳統、靈視敘述與典儀話語為地基的歷史世界。作品一經出版，便獲得巨大好評，包攬了“美國圖書獎”（1986）、“《洛杉磯時報》圖書獎”（1987）等多項殊榮。

該書以歷史事件為背景，行文詳實，描寫細膩，力求展示歷史與現實的差異。這里不得不提到書中所述史實瑪利亞斯河大屠殺：白人商販克拉克企圖通過迎娶黑腳族女人與該部落合作，牟取商業利益，卻被皮庫尼（黑腳族的一支）勇士“貓頭鷹孩”殺害，這引起白人的強烈不滿。之后，白人軍官杰納勒爾·菲利普·謝爾丹派出一列騎兵中隊，由梅杰·尤金·貝克指揮，去追殺貓頭鷹孩，后者躲進駐扎在美國蒙大拿州境內瑪利亞斯河畔的“大山”酋長部落之中。1870年1月23日，慘案爆發，白人軍隊突然出現并發動攻擊，然而在這一行動中，貝克少校卻“誤殺”了同時駐扎于此、欲與白人修好的“重跑者”所率和平部落。頃刻間瑪利亞斯河河流如血，荒謬的是，這場屠殺當時沒有被任何一種美國主流歷史文獻真實記錄。從貝克少校的官方報告中可知，死亡人數共173名，其中有120名是印第安勇士。而根據印第安委員理事會秘書的信件所述，這次殘酷的災難導致近200名印第安人慘死，其中只有15名是身強體壯的勇士，其余均為手無寸鐵的婦女和孩子。此刻，文本記錄的歷史與事實之間的矛盾與裂隙暴露無遺。

對于這段歷史，韋爾奇并不陌生。他的父親是一位黑腳族人，母親則具有格羅斯文特血統，父母同時也具有愛爾蘭白人血統，混血身份讓他本身就處于印第安人與白人沖突的焦點。韋爾奇的曾祖母曾經親身經歷瑪麗亞斯河大屠殺，當時她只有十四五歲。這場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正是由韋爾奇的曾祖母講給父親，再由父親講給他聽的。這種家族內部口口相傳的真相讓韋爾奇的作品不可避免的流露出種種逼仄的絕望，而那場大屠殺使他意識到黑腳族人延續千百年的生存模式已經無法繼續下去，必將湮沒于變革的浪潮。

與有明顯政治傾向的文本記錄歷史不同，韋爾奇采用近乎白描的自然主義寫法再現真實歷史以及內戰前19世紀印第安人的生活畫卷。印第安的土地并不是世外桃源，但也不是史前部落，這個民族有著自己的傳統文化和風土人情，和世界上許多其他的民族一樣，不應該長時間遭受輿論偏見。韋爾奇在書中雖然力求顛覆白人對印第安的刻板敘事，但也沒有因為急于為印第安人平反而將其描述為倍受欺壓、令人同情的英雄，而是實事求是，揭開一切掩蓋在印第安人身上的面紗：他們當中既有英雄也有宵小，有義氣也有背叛，有勇氣也有懦弱。這種描寫方式可能會讓印第安人讀者感到五味雜陳，但這樣的民族才真實完整而血肉豐滿。

小說《愚弄鴉族》的主人公是一位黑腳族印第安人，本名“白人的狗”。他在一次突襲鴉族（也音譯為“克羅族”）的行動中不慎跌倒，卻因此誤打誤撞殺死了鴉族酋長“公牛之盾”，因而得名“愚弄鴉族”。與真實敘事不同，韋爾奇在這部小說中穿梭于虛構敘事想象與歷史記載之間，化用黑腳族印第安人的典儀傳統與神秘的靈性敘事，重構印第安人對于創傷的集體記憶。同時，韋爾奇試圖以文學話語對抗歷史本身虛構的文本性，以另一個視角觀看歷史，采用靈視敘述與口述傳統來填充歷史裂隙，顛覆白人中心史學觀。書中，伴隨夢境出現的靈視往往具有預言作用，主人公借此能夠與本土裔特有的動物協助者（animal helper）、惡作劇者或神明對話。在與鴉族的戰役之后，行動組織者“黃腎”和愚弄鴉族的朋友“快馬”遲遲未歸。當皮庫尼偷襲者再次聚首時，“鷹肋”對眾人講述了他的夢境：一匹全身包括眼睛都是白色的小馬行走在茫茫無涯的雪地之中，這匹白馬被解讀為“死亡之馬”，是一種不祥之兆，預示著未歸者可能面臨災難，無法順利歸來。事實也是如此，最后“黃腎”被鴉族生擒，受盡磨難。預言作用之外，主人公通過靈視與動物幫助者對話從而獲得治愈或戰斗力量的情形也在書中有所體現。

除此之外，韋爾奇在書中花費大量筆墨描寫黑腳族特色的典儀文化——拜日舞儀式。該典儀與印第安神話傳統結合緊密，源自于“太陽酋長”和妻子“夜里紅光”及其兒子一家的故事。此外，在印第安人觀念中，典儀的成敗與女巫醫的人格息息相關，若是失敗則會惹怒“太陽酋長”并使部落蒙羞，因而女巫醫在典儀中作用巨大，須進行齋戒方可參與其中。書中還有對典儀極為詳盡的描寫，譬如講述神話故事時，三名祭者在屋門前設立祭壇，隨后吟唱、搖擺以表達對“太陽酋長”的敬意。之后四天還有天氣舞者，跟隨擊鼓聲翩翩起舞，勇士們也炫耀他們最勇敢的功績。這些細致入微的刻畫將黑腳族通過一系列活動來祈求神靈保佑的行為展現得坦蕩真誠，非但沒有降低傳統儀式的神圣性，相反使讀者理解了部落人在進行儀式時內心的虔誠和敬畏。通過描寫拜日舞的細節，韋爾奇與白人社會共享了民族文化的合理和合法性。

鑒于小說與傳統口述兩種不同文學體裁的差異，韋爾奇并沒有將流傳千年的印第安傳統削足適履地套入小說之中，而是采取了批判式采納與顛覆式創新，在沿襲的同時也有變奏。韋爾奇運用文字對口語的再現并非僅僅是敘述性總結，而是嵌入了口述傳統的即時性與表演性，創作了一部各個音符精細配合的宏偉樂章。從口述到文本，靈視敘事與口頭傳統也成為填充歷史裂隙的一種政治性策略。

在語言處理方面，韋爾奇盡量保留本土裔傳統文化，以初看之下艱澀荒謬的英語直譯方式展現各種印第安人姓名、神話和典儀等，使讀者零距離感受到濃郁的印第安文化氛圍，經歷觸手可及的文化熏染。譬如在小說中，韋爾奇稱天花為“白疤”，野牛為“大角”，咖啡為“黑藥”。這種非英語術語的應用對非印第安讀者來說是一種認識印第安文化的橋梁，讀者在獲得知識的同時，能夠深入印第安文化的本質從而逐步理解其文化根源，這才是韋爾奇書寫的本意。

主人公通過靈視夢境看到了印第安傳統文明的逐漸沒落，白人在文化、經濟等方面的入侵愈演愈烈，印第安文化最終也許會被白人文化所同化。在這巨變當中，如何讓本土文化得以延續？韋爾奇用自己獨特的文字記錄下印第安人的歷史文化，包括各種典儀，這種用紙質小說代替傳統口頭敘述的形式為印第安人保留了一份火種。《愚弄鴉族》在學術上可以看做是對印第安文化的紙上再現，真實的記錄了這個民族的風俗細節和歷史事件；韋爾奇盡力給印第安文化做最為真實的描述，沒有誤解，沒有扭曲，沒有美化，有善良也有丑陋，有抗爭也有無奈；在思想上，韋爾奇也給印第安后人指出了一條艱難的傳承道路，在變革的時代，實現理想的惟一方式就是勇于承擔責任。他們唯有不負使命，積極與主流文化融合形成雙贏共同體，才能在與主流文化的雜糅中實現平等交流，將部落的歷史和尊嚴傳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