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31日，中國藝術研究院成立了中國語言文學系，這是一件大事。

文學傳統在我們院，可以說淵源有自，尤其是以周汝昌、馮其庸、李希凡、陸梅林、程代熙等人為代表的中國古典小說史和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研究。但是，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就學科專業的覆蓋面來講，這畢竟是一個“小傳統”。我想說的是另一個“大傳統”。

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各藝術史論專業的諸位先賢，像張庚、王朝聞、黃翔鵬等，他們分別在中國戲曲史、中國美術史、中國音樂史諸領域卓有建樹，是一代宗師和泰斗。但與此同時，他們的文學造詣之深湛，甚至稱之為文豪級的人物，也不為過。張庚、王朝聞，學界都比較熟悉。黃翔鵬，是中國傳統音樂史領域，特別是樂律學領域的大專家，另一方面，他仿屈原《天問》體所撰作的《樂問》，對傳統音樂史的一系列闕疑環節給予叩問，義理、考據、辭章俱佳，其行文之古雅典麗，令后人嘆服。諸位先賢，其文學上的造詣，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在各自藝術史領域的格局和成就。

那么，文學對于藝術而言，究竟意味著什么？我們當然可以泛泛地說，文學是藝術的某種基礎，但這句話，到底該怎樣理解？在我看來，文學的造詣，當然意味著讀破萬卷、下筆有神，廣闊的生活畫卷給人心以滋養，并轉為刻畫抒寫的生花之筆。但文學的造詣還有更深一層意義。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對語言，包括文字的音、形、義及語法、句法進行推敲和研討，是文學的應有之義。在這個意義上，在不同語境中，我會以“文學”代指中國語言文學專業。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過一句名言：“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就是說，沒有語言的“思想”不具有現實性，不存在獨立于語言的單純的所謂“思想”——這個命題其實也是20世紀語言哲學的基本結論。語言對“思想”有整理、型塑和格式化的作用，推敲詞句、遣詞造句，這種對語言的錘煉和營造，本身就是對“思想”的構建、磨礪和審視過程。更進一步，文學對于藝術研究還有一種最深刻的關聯，那就是：無論是藝術史論研究，還是藝術現狀研究，作為其研究方法的基礎部分，都包含有大量主觀感性的審美體驗，毫無疑問，沒有文學這一“語言的藝術”，研究者就難以捕捉和摹寫這種細膩微妙的內心體驗，內心體驗就無法清晰呈現。

在這個意義上，文學既無形又深嵌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各門類藝術的研究中。這是它隱含的文學傳統，是大傳統。另一方面，小傳統以前述的中國古典小說史和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等專業為代表，是外顯的文學傳統。在我們院，文學與藝術一向就是這樣經緯交織。現在，由這些傳統，終于匯聚成一個專門機構，可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這個由我們院的大、小傳統所促成的中國語言文學系，應該有其特點，不必混同于普通綜合大學。在中國藝術研究院，有最完備的藝術門類的研究和教學體系，像戲曲、美術、音樂、舞蹈、話劇、電影、曲藝、攝影、設計、建筑等，各藝術門類的研究和教學早已形成了各自的品牌和傳統。因此，中國藝術研究院的中文系，總的來說，會呈現某種與各門類藝術相融合的“跨學科”的特點。例如文藝學，是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的二級學科，它在關注文學自身問題的同時，也會把“語言的藝術”同鄰近的戲曲、美術、音樂、舞蹈、話劇、電影等藝術形式的特點，包括其優點和短板進行比較研究。還有，漢語言文字學，同文藝學一樣也是二級學科，在這里，它將強調同書法藝術的內在關聯，例如，漢語言文字學將把有關漢字源流的梳理同書體演變的考察結合起來。

中文系與已有的藝術研究傳統交匯融合，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還應有自身的拓展空間。文學，是對人心冷暖、人世滄桑的關切和感慨、洞察和書寫。我們希望，通過文學，通過對廣闊生活畫卷的關注和探究，第一，向當代延伸，重視對文藝新經驗、新問題的關注和評論，以校正某些藝術門類研究中過于偏重傳統史論而忽略當下現實的“一頭沉”現象。第二，向理論提升，打通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阻隔，引入社會歷史的主題，心存大目標，關注大問題，以彌補某些藝術門類研究中沉浸于細節而思想空洞的弊端。總之，中文系可以對我們院科研和教育發展的整體格局有所補益。

中國藝術研究院成立中文系，是老樹發新枝，需要上下同心，在優秀生源加入之后，灌溉之、養育之，假以時間，必能辦出特色、辦成品牌，桃李芬芳之日，亦可以期許。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所長、中國語言文學系首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