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袁良駿先生當年在《中華讀書報》等學術場域縱橫馳騁，驍勇善戰，左沖右突，見招拆招，引人矚目，可他這位英名振蕩同時又“惡”名遠揚的人，身后是如此空蕩、寂寞。

袁良駿走上魯迅研究之路，系受其老師王瑤的影響。著作等身的袁良駿，最為人們認可的是魯迅研究家。此外，他還是一位有影響的臺港文學研究家。

袁良駿是一位耿直的人，他不愿接受來路不明的“資助”。記得上世紀末在香港中文大學工作期間，他和在中文大學讀研究生的陳強（筆名江弱水）在金庸秘書的安排下，訪問了武俠小說大師金庸。臨別時，金大俠給兩人分別送了他的代表作《射雕英雄傳》英文精裝版，后來袁氏在宿舍翻書時，發現內有一個大信封，裝有一千元港幣五張，他連忙打電話給金秘書，說我不是“寒士”，不需要“救濟”，另“無功不受祿”，我從未寫過研究這位大師的文章，表示要退款，后來金秘書解釋說：“金庸未派車接你們，又未請你們吃飯，這是誤餐費和車馬費，不成敬意，請笑納。”錢未退成，袁良駿后來一鼓作氣寫了一系列批評金庸的文章，有人猜他是嫌錢給少了，其實非也。因在當時對內地教授來說，五千元港幣是一筆不菲的收入，袁氏那時的工資大概只有幾百元人民幣。他批評金庸，是因為他認為這位作家所寫的小說無非是拉幫結派，打打殺殺，恩恩怨怨，血染江湖。中國武俠小說那種陳舊、落后的小說模式本身，極大程度地限制了金庸文學才能的發揮，使他的小說仍然無法全部擺脫舊武俠小說，仍然無法不留下許多粗俗、低劣的敗筆，夠不上“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之美譽。

“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之美譽，系出自以治學嚴謹著稱、外號為“嚴加嚴”的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嚴家炎。正是這位嚴家炎，導致曾是“白話小說”主要興起地的北京大學，成為此次金庸小說研究的“重鎮”。嚴家炎認為：金庸小說實際上是用高雅文化改造通俗文學獲得了空前成功，金庸以他的學養、功力和才華從本質上升華了武俠小說的境界。在1994年10月25日查良鏞（金庸）獲北京大學名譽教授儀式上，他致的“賀辭”中有云：“如果說五四文學革命使小說由受人輕視的閑書而登上文學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藝術實踐又使近代武俠小說第一次進入文學的宮殿。這是另一場文學革命，是一場靜悄悄地進行著的文學革命。”同年，受此殊榮的金庸把這篇“賀辭”拿到自己創辦的香港《明報月刊》12月號上發表。不料這一年12月，有人在報紙上發表了火力頗猛的《拒絕金庸》，刻意嘲諷和譴責了這篇“賀辭”，認為其文的要害是“說北大授予金庸名譽教授稱號是‘北大自貶身份而媚俗’。”人們當然可以拒絕金庸，還可以拒絕吃飯，但袁良駿不這樣看。他讀后喜出外望，感到“拒絕金庸”的觀點正中下懷。

據說嚴家炎是袁良駿50年代上北大中文系讀書時的老師，但袁氏拒不承認。有人考證說，嚴家炎的確沒有正式給袁良駿上過課，當時教現代文學史的是王瑤，嚴家炎只是課后的輔導員。不管是老師還是輔導員，袁良駿均本著古人所言“當仁不讓于師”的精神，和嚴家炎展開筆戰。他在寫了《再說雅俗——以金庸為例》《為〈鑄劍〉一哭》《學術不是詭辯術——致嚴家炎先生的公開信》，對嚴氏“靜悄悄的文學革命”這種觀點鮮明地表示不認同，另在《中華讀書報》發表有《〈鑄劍〉、〈斷魂槍〉都是武俠小說嗎？———向嚴家炎先生請教》，同樣毫不吝嗇他的批判鋒芒。嚴家炎“寸土必爭”，決不相讓，連續發表了《為〈鑄劍〉一辯》《就〈鑄劍〉與金庸小說再答袁良駿先生》《批評可以編造和說謊嗎？——對袁良駿先生公開信的答復》。袁文的長處在于棱角分明，筆鋒犀利，但寫得過于粗放，如他在談金庸小說有六大痼疾的文章中說：金庸小說總體構思的概念化、模式化、公式化，舉例是《射雕英雄傳》三部曲，“先設下東邪、西毒、南皇、北丐、中神通五大派系，再衍生他們的恩怨情仇。五大派系的矛盾不是現實社會客觀存在的矛盾，而出于作家自己的杜撰。這一杜撰和那些武俠小說如出一轍，未見高明。”其實，在中國白話小說史里，金庸塑造了眾多有鮮明個性的人物形象，有的還成了“共名”，其文學典型之多是有目共睹的。此外，袁良駿對金庸小說沒細讀，他說的“南皇”應為南帝，可見袁氏既不掌握事實，也不據實分析，而且不寬容，甚至出奇地固執。他做金庸研究居然不太關心被評的文本，連如此重要人物與情節的引用都有差錯，如對《射雕》三部曲的故事大綱，他就沒有列對。金庸也確是寫了五個奇人，即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但還談不上是什么“派系”。即使可稱“派系”，袁氏以“五大派系”論說，也是以偏概全。他2002年由新華出版社出版的《武俠小說指掌圖》，更是謬誤百出，《文學報》曾發了一整版文章幫其糾錯。

這場被稱為“嚴、袁之爭”的論戰，從北京打到上海，又從上海打到香港。如此一來一往，火藥味逐漸濃了起來，特別是袁良駿在香港《香江文壇》發表的文章，調子甚高，差點釀成訴訟事件。嚴家炎在2003年青島召開的王蒙國際研討會期間，也曾向我搜集過袁良駿攻訐他的證據，即袁氏有無在背后說他接受過金庸“好處費”的話。嚴氏一再嚴正聲明自己著書立說決不是為了“潤筆費”，他的“賀辭”在金庸創辦的刊物上發表，所得稿費十分微薄，但從不放在心上。即使有美國某高校以高薪請他去講學，他也沒有動心。嚴家炎是我尊敬的學者，他一生問學，視學術為生命，將研究看作名山事業，從不為五斗米折腰，是具有學術風骨的大家，他說的話我完全相信。1993年，我和嚴家炎、謝冕一起在嶺南學院（今嶺南大學）“客座”，對此我有感同身受的體會。不過，我這里倒要“批評”一下我尊敬的嚴先生，他研究香港文學——準確說法是研究香港通俗文學，太不了解香港文壇的“行情”：香港雅俗文學對峙嚴重，像劉以鬯主編的以雅文學著稱的《香港文學》月刊，從不刊登通俗文學作品和研究文章。可在1993年8月2日，由《香港文學》主辦的香港作家劉以鬯、陶然、漢聞、王一桃與內地學者嚴家炎、謝冕、李元洛、徐志嘨、古遠清等人出席的文學交流的會上，嚴家炎面交自己寫的一篇論金庸的學術論文給劉以鬯，劉氏看都不看立刻就擲還給他。至于嚴家炎問我袁良駿有無講過他的壞話，我答復說：“你和馮其庸等人編寫的金庸小說賞析，被金大俠說成是小學生水平。袁良駿說你受辱后照寫‘吹捧’金庸的文章。其中原因，不得其解，這很可能是‘千古之謎’。其他的話他并沒有說呀。”我勸嚴氏不要打官司。袁良駿得知后，致信感謝說：

遠清兄：

嚴大教授亦揚言要告我，弟正拭目以待。敝院李某也告了我一小狀，庭外和解了。兄在我與嚴之論爭中，持論中立，甚為“狡猾”——并非忠厚也——但仍對弟有利，值得感謝……

弟良駿上 2004年元旦

西哲有云:“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袁良駿本著這種精神嗜好爭辯，常常在“抓生產”的同時為“鞏固國防”，與一些作家、學者產生碰撞。他最早的一篇是《要客觀地評價曹操——向郭沫若先生請教》，發表于《光明日報·史學專刊》1959年3月5日。他后來寫了《“兩個翅膀論”獻疑——致范伯群先生的公開信》，挑戰通俗文學研究泰斗。另有《袁良駿聲明:黃錦奎從來不是中國魯迅研究會副會長》，在《魯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期上發表。他另一篇《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謎團》，引來商討文章。袁氏的《魯迅與現代文化名人評價問題》，有人寫了《是魯迅錯了嗎？》與他爭鳴。袁良駿將有爭論的文章結集為《袁良駿學術論爭集》出版。可這本“論爭集”又成了新一場論爭的導火線，如有人寫了批評這本書的文章《我們需要怎樣的學術論爭？——評〈袁良駿學術論爭集〉》。我沒有見到這本書，但效仿過袁氏在臺灣出了一本《古遠清文藝爭鳴集》。

我邁進古稀之年時，曾將海內外包括胡秋原、臧克家、余光中等名家給我的書簡編輯為《古遠清所藏收信選》（未出版），其中收了袁氏的數封信，可有不少字難于辨認，并請他一一校正。他完全同意將他的書信收入其中，并囑咐出版后送他一本。

有道是：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在袁良駿生命進入嚴冬時刻，我竟陰錯陽差成了他的“勁敵”。事情系由袁氏在香港一家雜志2007年6月號上發表雜文所引發。他攻訐受人擁戴的曾敏之，當“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名譽會長、“香港作家聯會”創會會長等三個文藝團體的會長（其實是“被會長”），是有“會長癮”，“正如打麻將有癮、吸毒有癮、嫖娼有癮一樣”。這篇短文《華文文學》雜志2007年第5期曾加以轉載，并配上“申文”長篇的反彈文章《何必如此作賤自己——質疑袁良駿教授》。我對袁氏批評曾敏之一事，總感到像吃了一只蒼蠅想吐，便在2015年在臺灣出版的《耕耘在華文文學田野》收入這篇悼文時，末尾附記曰：

一位著名北京學者自動對號入座，寫了一篇據說會讓我血壓升高很可能含有人身攻擊的回應文章，《上海魯迅研究》說該文不宜發表，但可給我參考……《上海魯迅研究》責編后又說：“天氣大熱，袁先生的信不轉給你了，以免徒增火氣，不利健康。昨致電袁先生，他還在激憤之中。”這使我失去了閱讀這種奇文的機會，甚憾。

2015年秋季，袁良駿生了一場大病，從鬼門關走了出來，他這時反思自己生前所寫的文章，大概認為最不妥、最受人詬病的是《曾敏之先生的“會長癮”》，因而在《上海魯迅研究》2015年冬季號發表了《我和曾敏之先生的學術交往》，主動進行自責。常常以自己為是、以別人為非，一向無惑又無悔的袁良駿，激烈得快，平和得也快，真出乎我意料之外。須知，他是從不服輸的人。這次他在沒有任何外力的威迫下知錯必改，其勇氣令人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