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已是望九之年的老頭兒是一個奇妙而多維的存在，他的名片上按照慣例寫著地質學教授、史前考古學研究員、果樹古生態環境學研究員、作家。卻在另一張上拋棄了這一切，老老實實標明三種真實的身份：教書匠、爬山匠、爬格匠。背面標注著：地貌學、第四紀地質學、新構造運動學、自然與人文地理學、歷史地理學、史前考古學、科普創作、兒童文學作家、旅游資源開發或其他雜學。你驚訝于他“變身術”的同時，也不得不佩服他興趣的多元。他還喜歡吃奶油蛋糕和做夢，因為“在夢里張開雙手，一下子就能飛起來，真好玩極了……”

夢醒時，他是一位勤懇耕耘的作家——“我喜歡不斷地重新開始，探索新的可能，也愿意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山野考察里跨出最后一步，或者在伏案寫作中度過。”

幻想從現實起飛

記者：你是地質學教授，同時又創作了大量科普科幻作品，無論是童話還是科幻的創作，都離不開幻想，你怎樣看待幻想和現實兩者的關系？

劉興詩：我的觀點是“幻想，從現實起飛”。科幻小說說到底，只不過是浪漫文學的一種，通過折射的方式反映現實生活。如果忘記了這一點，只是幻想，沒有聯系現實。那豈不就是斷線風箏、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了？以前講科幻小說有兩個流派，一個是凡爾納流派，又叫重科學流派；另一個是威爾斯流派，即重社會學流派。根據現在的情況，遠遠不能這么劃分，我現在對科幻小說做三個劃分：

第一個是重科學流派，以凡爾納為代表。這個流派最重要的是必須有一個切實可靠的科學主題，有扎實的科學根據。我很喜歡凡爾納的作品，很喜歡！十幾歲的時候就開始看他的作品了。所以有評論家說我的《美洲來的哥倫布》與凡爾納的《八十天環游地球》有神似的地方。

第二個是重社會學流派。以威爾斯的《隱身人》為代表，這部作品看似荒唐，卻講到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一個人企圖離開社會必然滅亡，在荒誕的外衣內有一顆嚴肅的心。如果在一個荒誕的外衣里還是荒誕的心，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現在很多作品就是這樣的。我認為把這個流派叫作“重文學流派”不是很恰當，什么作品不需要重文學？最重要的一點是這個流派一定有一個嚴肅的社會主題。所以我給取名：重社會學流派。

第三個流派就是現在流行的一類，以玄幻小說居多。我給它取名叫娛樂流派，娛樂不是不好，生活好了當然需要娛樂，并不是貶義詞。只不過在科幻小說中，最好不要成為主流，不管科學主題，還是社會學主題，還得言之有物才好。

記者：能談談你的代表作《美洲來的哥倫布》相關的創作情況嗎？

劉興詩：《美洲來的哥倫布》前期準備資料和考證的時間花了大概20年，就因為有些問題我沒有弄清楚，所以遲遲沒有下筆。在我做完科學考證之后，真正開始寫作只花了十幾天的時間。這篇小說的末尾，完全可以附上參考文獻，所有的場景都真實可考。

金濤看了《美洲來的哥倫布》說，好像喝了幾兩海水一樣。你要問我，為什么這部小說中的場景描寫寫得那么真實，你知道我找了多少科學材料，多少文學材料？花了多少時間仔細琢磨透了當地的氣候環境，才能如實寫到紙上。

興趣廣泛，最喜歡寫童話

記者：你的作品語言優美流暢，題材所涉龐雜，科學考證嚴謹，生活中你是否興趣比較廣泛？

劉興詩：說到語言，這怕要追溯到我的古典文學和詩詞的功底，童子功嘛。另外還有一點，很重要的一點，描述的對象本身就很美，人生本身就很美。照實寫出來，怎么不美呢？這里說明了一個問題，真實就是美，完全不用矯揉造作，使用一大堆形容詞和副詞堆砌。

我從小喜歡閱讀。小時候我爸給的零花錢主要用來買書了。日本人打來的時候，南京大撤退，我帶的東西就是幾本小小的童話書。書名我還記得，《三只小豬》《小老鼠歷險記》。到了少年時期，我特喜歡《金銀島》一類的探險小說。

歡寫古典詩詞，格律一點也不會錯。我考北京大學的時候，數學只有5分。那時候學校自主招生，我得以被錄取。在北大讀書的時候遇到很多很好的老師，像西語系的馮至先生，我請教他英國的十四行詩的問題，他說你別研究那些，何不研究中國的古代律詩呢？

很多知識我主要是靠自學得來的。剛進北大的時候，教普通天文學的老師，是中國數一數二的天文學家戴文賽先生。幾番接觸后，他好奇地問我，你這個天文學知識是咋學來的？我告訴他，在中學的時候，我帶頭成立了南開星空協會，都是我們自學的。戴先生說，我這個課你可以不聽了，有什么問題直接找我就是了。啊呀呀，想不到在大一的時候，戴先生就不拘一格，幾乎把我當研究生徒弟了。有了這些科學和文學的積淀，再寫《古詩文中的科學》這類作品，當然就一點不難了。

記者：能談談喜歡的作家作品嗎？

劉興詩：我以前特別喜歡雨果，包括《巴黎圣母院》《悲慘世界》《海上勞工》這些作品。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特點，我喜歡的作家也很多。現在好多人不喜歡看長篇小說了，我覺得這是一個悲哀。現在誰還會去看《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飄》和《靜靜的頓河》？《靜靜的頓河》中有一段話，我現在還記得——“葛利高里失敗后回到家鄉，推開家里的木門，那個熟悉得令人心疼的嘎吱嘎吱響的聲音傳來。”我每次回北大，一進西門，就覺得一陣熟悉得令人心疼的聲音似乎就響起來了，心里有種說不出的滋味。

我喜歡的書很多，什么都看。比如說《圣經》，我現在還在看。《圣經》實際上是傳說故事，從這個角度來研究《圣經》也很有趣，還可以從民俗學研究，不只宗教的視角。我不是宗教信徒，但我覺得我們應該尊重每一種宗教，我的信仰非常明確——我的國家、我的民族、我的人民、我的土地，這是最重要的，這是真正的宗教。

記者：在你創作的諸多文類和作品中，最喜歡的是什么？

劉興詩：我最滿意的文類是童話，還有小說。童話我喜歡唯美主義的那類，自己創作的作品中最喜歡《星孩子》。科幻小說最喜歡的就是自己真正研究出來的《美洲來的哥倫布》，另外還有一個現在很少有人看過的《海眼》。

記者：你寫的微型科幻作品也比較多，很有星新一的味道。

劉興詩：我寫的微型小說與現實生活聯系也比較密切。《流星雨之夜的夢》，寫的是一個小餐廳的姑娘，夢想自己的白馬王子。一口氣跑上天橋，果然就出來一個白馬王子。第二天早上，他來了，原來是給這個小店送煤球的小伙子。凡人之間的愛情故事為什么不能寫啊？難道愛情只能是王子和公主嗎？還有《中國足球狂想曲》《“三六九”狂想曲》也是針對現實生活，關于中國足球和房改等問題，有感而寫的。我提倡寫“ing”，寫現在進行時的作品，切中當下的現實問題，為什么非要寫和生活不著邊的外星世界、外星人呢？

記者：你寫的好多故事都跟海洋相關，除了海洋還偏愛哪一類題材？

劉興詩：我喜歡海洋。另外我還喜歡寫動物小說，因為我這一生都在跟野生動物打交道，我喜歡杰克·倫敦的《荒野的呼喚》、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我寫的動物小說很多都是有親身體會的，我寫《蛇寶石》就受我們在熱帶、亞熱帶地方野外考察天天遇見的眼鏡蛇啟發。

記者：你的小說經常會塑造硬漢的形象，類似海明威筆下的那類硬漢，你對此怎么考慮的？

劉興詩：這和我自己的人生追求有關，別人對我的評價中就提到我是個硬漢。在野外考察，我經歷過很多場面，總是最危險的地方我去，撤退的時候我在最后面。“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是我的信條，也是我一直踐行的準則。我從來沒向困難和權勢低過頭，不管是自然的還是社會上的斗爭。

勤勉求新，不斷歸零

記者：《講給孩子的中國大自然》獲2011年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你覺得這本書為什么會獲獎？

劉興詩：目前市面上科普書籍很多，但大多是編著的，僅僅就科學談科學、就知識談知識，很難激發學生們的閱讀興趣。《講給孩子的中國大自然》之所以頗受好評，關鍵在于“原創”，介紹了我國境內豐富的氣候帶內的各種自然環境、地域空間和自然現象。有實地考察，也有一些有趣的故事。通過優美的文字展開，既通俗易懂，也有濃烈的美學觀念，這就是一種特殊的追求形式。你說為什么會獲獎，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對國家、人民的愛寫出來了。真實的愛，就是一種特殊的美。這是一種說不出來的東西。你不要以為科普作品就是干巴巴的科學知識，真正好的科普作品是需要神韻的。

記者：是否考慮在這個基礎上再接再厲寫下去？

劉興詩：不，我選擇放棄。就是做到一定成績的時候放棄，重新再來，不斷創新。創作要求新求變，再模仿寫下去就沒意思了。一個人抄襲人家不好，抄襲自己也不好。到一定的程度就放棄，來新的不一定會成功，但是要嘗試一下。過去的成績我已經忘記了，學習女排精神，走下領獎臺，一切從零開始。我現在每寫一部新的作品都要改變形式和內容，不斷創新。成都一個出版社曾出了我3本書，是把20多年前的書改編了3本，他們想讓我做宣傳，請媒體宣傳，簽名售書。我推辭不過，讀者讓我簽名，我就寫了8個字：“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表示這是陳舊的作品，必須完全忘記，重新創造才好。

曾經有一個編輯說，我的童話寫得好美，認為《星孩子》不亞于泰戈爾的作品。這說得太過了，十分慚愧。也有人說，我的一些科普作品和傳統的科普完全不是一回事。被讀者檢驗后認可，當然我也高興，但是從創新的角度來說，我還是要不斷地歸零重來。必須敢于設想，敢于懷疑，敢于放棄，敢于再創新才好。

記者：你對當下的科普科幻創作以及出版有什么建議？

劉興詩：我和很多出版社的朋友交換意見，搞出版的應該做出版家，別做出版商。出版家具有開闊的視野，巨大的社會責任感。出版商卻只是跟著市場跑，什么書好賣，就拼命跟風，大批制造。這是中國出版界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樣怎么可能出好書？千萬不要唯市場化。現在的社會很浮躁，沉不下來。在出版和創作這一塊里，這個現象也存在。能夠沉得下來，不跟風、不浮躁，多出新的、好的、有個性的作品才好。

采訪者簡介

姚利芬，文學博士，中國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現研究領域為科普科幻創作。

本文轉載自《科普創作》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