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序》中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在他看來,每個朝代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學特色和難以逾越的文學成就。法國的丹納在“三因素說”中指出每一時代的“精神氣候”是不同的，“精神氣候”會決定人們的氣質，而藝術家的感受比常人更敏銳，因此藝術作品更容易受時代精神的影響，具有時代風格。這里所談論的“特征”、“特色”、“風格”，大抵指向文學藝術的樣式。

文學作為人類精神活動的特殊結晶，一方面與創(chuàng)作主體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情感體驗和語言習慣等密切相關，而另一方面，創(chuàng)作主體的價值觀、思維方式等精神活動又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尤其是置身于飛速發(fā)展的中國現實的寫作者們，社會行進之巨輪滾滾向前，文化觀念日新月異，此起彼伏的新潮社會話題往往會很快被“編織”“加工”進文學作品，這些都使得文學樣式呈現出與當下社會氣息相符的品質。

在1990年代之后的中國文壇中，很多學者都慣用“70后”、“80后”、“90后”等概念來評述新時期文學的發(fā)展和變化。盡管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并試圖用作家個體的差異性來否定代際群體的差別，但在大量的創(chuàng)作實踐中，我們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新時期作家的代際差別不僅十分突出，而且不斷加劇。部分70年代生人經歷了大事件，文學作品呈現出激蕩后的冷峻；“80后”文學創(chuàng)作逐漸與歷史拉開了寬幅，而向觀照自我轉變，城市的、小資的、個人主義的敘述強調和普遍的青春哀傷；“90后”在互聯網中成長，他們被冗雜的資源裹挾著——富于想象的、顛覆性的，這個時代的每一個話題都與想象有關，文學更是如此。

本期刊發(fā)的《飼貓》以及《退潮》分別是“80后”郭爽以及“90后”龐羽的作品，將兩位青年作家的小說依次品讀，賞心悅目而風格迥異。筆者無心將作者的年齡作為評判和欣賞作品的前置條件，不可否認的是兩篇作品的“編織”方式正如上面所分析的——代際差距明顯。《飼貓》是一篇較典型的女性視角小說，又有了一些“私小說”的味道，故事集中在幼兒園——獨立于社會，童真與女性之愛共存的逼仄空間；主要人物均為女性，“我”自己，“我”的媽媽，女助理，幼童的媽媽，外加一只雌貓；小說的語言綿柔、細膩、感性，諸多私密的、個人的、女性固有的行為特征、生理特征、心理特征在小說中漸次鋪開，圍繞著女性及生育，兩性交往中的女性角色認知，孕期的女性身份認同，產后家庭倫理關系，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等等私人化的話題，小說克制、緊張，但又極具張力……

《退潮》是由跳躍式對話和神秘思維所構成的小說，故事發(fā)生在海南島——獨立于大陸，風景正好、陽光明媚、睜開眼睛就是藍天的孤島，前往海島的動機也如同真真正正中了彩票一般心生愉悅。故事滿是現代都市年輕人的經驗，面朝無邊無際的海水以及無邊無際的敘述：歡愉、輕松、不拘一格，些許不確定，陽光、海浪、沙灘，戴上一副墨鏡；肌肉、比基尼、垂涎欲滴，卻搖擺不定……看似一場單純的旅行經歷，在作者的構思和筆觸里有了悠長的味道。《退潮》可以說是一次旅行帶來的小說，“90后”作者龐羽還喜歡健身，健身房有個拳擊場，后來就有了《一只胳膊的拳擊》；還喜歡騎動感單車，于是在單車上構思了《月亮也是鐵做的》。

將《飼貓》與《退潮》對照著讀，前者深沉壓抑，后者陽光歡愉。但仔細揣摩，兩者卻不謀而合。我們會發(fā)現，兩篇文章中都出現了巨大的隱喻，《飼貓》中，作者以貓來隱喻都市女性，用貓的生育、交配、撫養(yǎng)過程去暗示女性在家庭、社會中的現實困境。透過小說的文字和敘述，我們不難認識到作為女性的作者，她的思量、憂傷、一種觀照，甚至還有一絲焦慮……在《退潮》中，隱喻的使用則更加寬泛和大膽，“大海”“島嶼”“潮水”等等都隱匿著作者的“心思”。大海表面平靜，內在卻暗潮洶涌；人可以在海水中盡享童真，一不小心卻又會被吞噬生命。主人公潘多拉一直以為自己是孤島，淹沒在人世之海的孤島。她希望自己是一只劍龍，一只遠離人群的劍龍。她遇見了看不見的諸葛。諸葛說，你就是劍龍，你想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那時她還不懂這句話的意義。就像那些沒有名字的事物。然而，正是這些無名的事物，構成了我們的生活。

代際的劃分只是一種對文學生態(tài)的暫時的理解方式與言說話語，承認作家代際上的差異性是以承認作家個體差異為前提的，我們可以看到，雖然“80后”作家和“90后”作家對作品的“編織”形式不同，但“縫補”的手藝卻有異曲同工之妙——在編織了一個故事的同時，也在進行著縝密的縫補。《飼貓》從日常經歷起筆，筆端觸及女性“內部”，在客觀陳述的同時，不斷追尋和反思，這是從深層次體諒女性、觀照女性；《退潮》故事最后，潘多拉感受著身體里的退潮，露出了自己深藏的礁石，也許這份疼痛中生長的愛，足以支撐她漫長的一生，這是作者真正的焦慮。成長相隔約十年的兩位青年作家的迥異的文學“編織”方式，不約而同地指向對個體深深的焦慮。

同樣是80后的青年作家張悅然在一次訪談中談到：作家之所以寫作，是因為一種與環(huán)境相處的緊張感，也因為他有所困惑，并以寫作的方式提出自己的疑問。我也把自己身為女性所感到的一些困惑寫入了小說。小說并不能幫助我解決任何現實難題，但有時候，它能讓我對難題了解得更多，更深入。

由此可見，不論是“80后”寫作與“90后”寫作，還是稍早的“70后”、“60后”作家的文學作品，不論樣式“編織”如何（當然，好的文學作品首先必須“編織”得緊密耐讀），不論時代標記如何，最終都是以文字的方式觀察、呈現獨屬于自己的對自我與世界的理解——對個體生命價值的深刻探討。

好的作品必須是一面編織，一面縫補的，它在尋找一種有力的藝術形式去尋找、發(fā)現當下人心靈的幽微之處。可以說，在文學創(chuàng)作這條路上，前人們幾乎已經編織了我們所有能夠想到的樣式，并且也縫補出了一張又一張密實的文學之網。如何在前人的基礎上編織更為獨特巧妙，縫補更為精致有味的作品？這是每一位寫作者所孜孜不倦追求的。對“80后”、“90后”而言他們最大的優(yōu)勢可能是時間還很漫長。編織得好不好？縫補得妙不妙？對此，我充滿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