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詩人只有不斷自我激勵、高遠其藝術追求，才能改變“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的創作現狀；只有將創新作為詩歌創作的驅動力和生命線，才能克服題材和手法上的慣性和盲從；只有力爭在意象選擇、修辭美學、想象路線及風格形態上別具一格，才能寫出人人心中有、人人筆下無的優秀文本，最終使詩壇呈現出大氣、鮮活、多元的新時代氣象

不知不覺間，21世紀已過去近18年。對這18年中國新詩發展狀況的認知，評論界觀點可謂姚黃魏紫、仁智各見。最具代表性的有兩種：第一種意見認為，進入新世紀以后的新詩已經徹底邊緣化，在生活中充其量是可有可無的點綴；另一派觀點認為，新世紀詩歌空前繁榮，寫作隊伍、作品數量、受關注程度、傳播速度與方式均處于理想狀態，詩壇氛圍是朦朧詩之后最好的階段。那么當今詩歌境況究竟如何？它是否從20世紀詩歌那里脫穎而出、形成自己獨立個性品質？它是改變新詩邊緣化境況，還是加速詩壇內在沉寂？更進一步，它還需要克服哪些困難、避開哪些“陷阱”？

人間依舊要好詩

“徹底邊緣論”和“空前繁榮論”都不無道理，體現了詩壇部分真實，同時也遮蔽了一部分真實，兩種觀點強烈對立也說明現象紛紜、情況復雜。總的來說，“徹底邊緣論”過于悲觀，因為詩壇還有許多良性因素潛滋暗長。上世紀90年代商品經濟大潮蕩滌之后，詩壇不復往日熱鬧景象，但也純凈了詩歌寫作隊伍，使將詩歌視為生命的詩人凸顯出來。從讀者角度看，人們不是不需要詩，而是需要好詩。汶川地震次日，沂蒙山一位普通作者創作的《汶川，今夜我為你落淚》貼在博客后，很短時間內點擊量達600萬，這表明當下社會急切呼喚好詩。

另一方面，過于樂觀的論者往往耽于表象，對喧囂背后的隱憂估計不足。他們沒有客觀認識到新世紀詩歌之“熱”大多仍限于詩歌圈子之內，詩歌作品和公眾還有距離。新聞報道偶有涉及新詩，往往是詩歌外圍“八卦”，幾乎不涉及詩歌本身。比如，有人發明自動寫詩軟件，該軟件可以將不同詞按一定邏輯關系組合，一月不足就寫了25萬首詩；比如，某位實力派詩人，其最初成名不是因為詩作被爭相傳閱，而是因為詩歌之外關于個人境遇與身份的炒作。

總的來說，21世紀詩壇態勢更趨向喜憂參半的復合，既不像“徹底邊緣論”者宣稱的那么悲觀，也不如“空前繁榮論”者以為的那么樂觀，它正處于平淡而喧囂、沉寂又活躍的對立互補格局之中，邊緣化和深入化并存，俗化和雅化共生。也正是在充滿張力矛盾的生態中，詩歌沿著自身邏輯蜿蜒前行。

九層之臺起累土

總結起來，當前新詩創作發展有以下三方面積極態勢。

一是詩人們逐漸擺正詩在生活中的位置，認識到“街談巷議皆是詩”的盛景不是常態，但人類需要詩歌，詩歌絕不能淪為空轉的“風輪”，應該有所承擔。基于這種認識，詩人們更加踏實地在現實生活中攫取詩情，使寫作倫理得以端正和穩定。大量作品不再“紙上談兵”“網上談兵”，而是現實感顯豁，元氣淋漓。如鄭小瓊的《表達》將鋼鐵與肉體兩個意象并置，賦予詩歌以情緒張力，其對人類遭遇和命運的關懷令人感嘆。由于詩人們直覺力非凡，許多作品能夠突破事物表面，直抵事物根本，顯示出深邃智慧和生命關懷，瑣屑的生活細節被人性光輝照亮后，玉成一種精警的思想發現。21世紀詩歌這種關注此在、現時世界的“及物”追求，進一步打開存在的遮蔽，介入時代、直入現實、觸及心靈。

二是在藝術表達水準上普遍有所提高。很多詩人依循意象、象征、抒情的傳統路數，但技巧運用上愈加嫻熟，風格辨識度趨高。此外，不少詩人自覺挖掘和釋放細節、過程等敘述性文學因素能量，把敘述作為構造詩和世界關系的基本手段，以緩解詩歌內斂積聚的壓力。返璞歸真的樸素風格得到強化，這一點在21世紀詩歌中更為普遍，大多數詩歌以自然、清朗的姿態甚至親切說話的方式呈現出來。江非的《時間簡史》以倒敘方式觀照農民工生活，內容本身似乎離文化、知識、文采很遠，經詩人“點化”后卻產生無技巧的力量，切入人的生命與情感旋律，逼近鄉土文化命運的實質，顯示詩人介入復雜微妙生活能力之強。

三是詩人們認識到，詩歌創作需要以充分的個性化造就詩壇的豐富性。創作個體需要不斷錘煉自身詩歌的情感形態、想象特征和話語運思方式，使詩壇成為多元對話的平臺，更成為紛繁因子運動與聚合之處，呈現一片精神高揚、絢爛豐富的文學景觀。如伊沙機智渾然如常，陳先發的詩常有小說化、戲劇化傾向，李輕松的詩講究情感的濃度和深度，朵漁深邃沉實……這些風格鮮明的創作實踐保證了作品的個性化和生態的豐富性，構成詩壇活力、生氣和希望的基本來源，也是詩壇生態健康的表現。

只待英雄驅虎豹

肯定當前詩壇亮點，并不意味詩歌創作現狀足夠理想。至少，當下生活尚未向詩歌敞開更大生長空間，詩歌在社會生活中的“存在感”并不強，其突出表現是重量級詩人和經典詩作匱乏。

一般來說，一個時代詩歌繁榮與否的標志是看其有沒有相對穩定的天才代表和流傳佳作出現。如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艾青、穆旦、鄭敏等之于新中國建立前的詩壇，郭小川、賀敬之、余光中、洛夫、舒婷、海子、于堅、西川之于新中國建立后的詩壇，都支撐起他們活躍的詩歌時代；《鳳凰涅槃》《斷章》《雨巷》《再別康橋》《死水》《金黃的稻束》《鄉愁》《致橡樹》等，皆可視為新詩在不同時段留下的“動態經典”。按照這個標準去檢視，不難發現，21世紀詩壇盡管林林總總，眾聲喧嘩，但在重量級詩人的輸送上遜色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十足才子氣背后大手筆缺位，群星閃爍而無月，多元并舉背面是欠缺規范，許多詩人理想高遠，有理論銳氣，但創作上尚未提供與理論匹配的文本。尤為令人心憂的是詩歌讀者大量流失，詩歌創作與欣賞越來越成為小圈子內部游戲，詩人們的鳴唱難以獲得大眾青睞和掌聲。能否通過思想和藝術的雙重自覺，推出不負時代的大師級詩人和作品，鑄造詩魂高邁、穿透時代與喧囂的經典文本，仍是檢驗詩歌是否真正繁榮的重要參數。

客觀而言，當代詩歌境遇與時代發展、媒體格局和生活方式巨變關系莫大。文化藝術形態空前豐富，文化生活選擇五花八門，視聽媒介內容便捷易得，不斷分流詩歌等傳統文藝受眾，詩歌“對手”更多、更強，文字之美沖出重圍的難度越來越大。這種外在壓力一分不少地反映在詩歌創作上，比如“垃圾派寫作”等詩歌創作，就是浮躁心態的流露，是求新求關注的饑不擇食。事實證明，放棄精神堅守和藝術追求并不能為詩歌贏得讀者與尊嚴，逃離現實而走向私密、擱置價值而走向狂歡，只能讓詩作精神內蘊日趨匱乏貧弱，愈加自我邊緣化。沒有哪個年代的創作是容易的：“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須。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選擇了詩歌創作這條路，就是要迎難而上，以獨到感悟和獨特表達重建詩歌與現實對話，努力在內蘊上提供新的精神向度。這要求詩人以足夠藝術定力，遠離取巧炒作的“詩外功夫”，扎扎實實致力于文本打造，多方探求詩歌藝術可能性，惟其如此，才有可能攀上詩歌藝術的高原和高峰。

21世紀詩歌發展最大的“攔路虎”是放棄高遠的藝術追求。打開一本詩歌刊物，你會發現，不少作品仍在沿襲老路，把筆觸對準大海、河流、森林、太陽、星空等中國詩習見的自然意象，且未能賦予這些意象新的詩意內涵。有些功成名就的資深詩人，越來越趨向匠人的圓滑世故與四平八穩，詩作固然周正，卻沒有生機和精神活性，在藝術和思想上“原地踏步”，缺乏大氣和力量，往往差一股“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心氣兒。可以說，攔住創作之“虎”不在路上，而在內心。當代詩人只有不斷自我激勵、高遠其藝術追求，才能改變“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的創作現狀。只有將創新作為詩歌創作的驅動力和生命線，才能克服題材和手法上的慣性和盲從；只有力爭在意象選擇、修辭美學、想象路線及風格形態上別具一格，才能寫出人人心中有、人人筆下無的優秀文本，最終使詩壇呈現出無愧于偉大新時代的氣象。

（作者為南開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