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文學批評，人們總抱著各種各樣的態度來對待之，尤其是當下這個時代，從未見過文學批評如此活躍，以至于幾乎與創作齊頭并進了。但令人側目的是，文學批評有多么熱火朝天，它的缺陷與困境也就暴露得多么明顯醒目。以至于斯坦納直言不諱地說：

“如果能當作家，誰會做批評家？……如果能賦詩傳唱，如果能從自己有限人生中取材并鑄就不朽小說，創造永恒形象，誰會選擇作文學批評？……批評家過的是二手生活。他要依靠他人寫作。他要別人來提供詩歌、小說、戲劇。沒有他人智慧的恩典，批評無法存在。盡管憑借風格之力，批評也可能成為文學，但往往情況不多，除非是作家為自己的作品作評論或為自己的史學辯護……批評家憑能力成為了人物，他的勸導和爭議發揮了公共作用。批評家互相吹捧。聰明的年輕人不再視批評為挫敗，不再視批評為與自己有限才華的灰沙逐漸憂郁地妥協；他們認為批評是聲名顯赫的志業。這不僅好笑，結果也有害。”

斯坦納這一大段對于文學批評的抱怨，放在中國當下的文壇，實際上一點都不為過。當一個文學批評者不自量力地宣稱可以“重寫歷史”、“引領公眾”等的時候，就意味著文學批評不但變了味，而且誤導了閱讀者，也在誤導著自己。巧合之下，讀了阿甘本的《何謂同時代人？》、艾略特的《傳統與個人才能》《批評的功能》《批評批評家》以及斯坦納的《人文素養》等五篇關于文學批評的文章，筆者決心來一次“剜心自剖”的返身觀照，以期待從中探索出些許文學批評的奧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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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同時代人的批評

學者黃子平曾在一次暨南大學的研討會上指出，“批評總是同時代人的批評”。他所借用的資源便是阿甘本的《何謂同時代人？》。重返這篇重要的文獻，黃子平最終落腳在這樣一個判斷上，即 “我們寫文學史，不是為了去關注那些遙遠的或者晚近的文學現象，而是要把這些文學現象帶來當代，帶來跟當代對話”。從中也不難看出，黃子平所言述的，乃是對當代批評的某種程度的不滿。有必要重回阿甘本的這篇小短文，從中來透析足以給我們借鑒的經驗。

《何謂同時代人？》一文，是阿甘本參加某個研討會的發言，整篇文章簡潔而無任何冗余的話語。在首先追問“何謂同時代人”之后，阿甘本提出了他的第一個重要的觀點——

“真正同時代的人，真正屬于其時代的人，也是那些既不與時代完全一致，也不讓自己適應時代要求的人。……這種不一致以及這種‘時代紊亂’，并不意味著同時代就是指一個人生活在另一個時代，……才智之士可能鄙視他的時代，但是他也明白，他屬于這個時代，這是不可改變的，同時他也無法逃離自己的時代。”

這種與時代的關系，就是尼采所謂的 “不合時宜的沉思”。但這個所謂的 “不合時宜”到底在意指著什么呢？基于此，阿甘本繼續提出 “同時代人”的第二種定義，即“同時代的人是緊緊保持對自己時代的凝視以感知時代之光芒及其黑暗（更多地是黑暗而非光芒）的人。一切時代，對那些對同時代性有所經驗的人來說，都是晦暗的。同時代人，確切地說，就是能夠用筆蘸取當下的晦暗來進行寫作的人。”凝視時代的黑暗，并且能直面這種黑暗，是同時代人的一個重要的特性。這無疑讓我們首先想到了魯迅及其文字，那是真正的同時代人的書寫，是“能夠用筆蘸取當下的晦暗來進行寫作的人”的代表。

最終在阿甘本完整的觀念中，“同時代人”的確切含義——以凝視時代的黑暗而不合時宜地沉思著，并能夠用這種沉思來改變時代，能夠準確地把握時代所處的位置，這種把握本身便是“閱讀歷史”。在當代還未塵埃落定的時候，同時代人已經將之“歷史化”了。這其實就是文學批評者的任務，是身處其中的這些“凝視者”們永遠追求的目標——當代文學的歷史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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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與文學批評

當要求一個文學批評從業者要不斷地凝視時代文學的“黑暗”之時，留給外界的印象往往是“吹毛求疵”、“雞蛋里面挑骨頭”等令人厭惡的形象。但批評家真的是信口開河、不負責任地批評和指責的嗎？最起碼阿甘本在界定“同時代人”的時候，并沒有這種意思在，他很清晰地指出，在凝視時代的黑暗之時，有必要將某種“過時”、“異質”或“傳統”的東西，納入到對時代的“凝視”之中。那么，對于文學批評來說，該憑借什么來作為立足點，去凝視時代呢？

這種追問，在艾略特的觀念中，早已經不是個問題。他不但指出了當下文學批評的努力之所在，還無意中回應了阿甘本所提出的將時間并置，以便找來“過時”、“異質”或“傳統”的呼吁。他說：

“我們稱贊一個詩人的時候，我們的傾向往往專注于他在作品中和別人最不同的地方。我們自以為在他的作品中的這些方面或這些部分看出了什么是他個人的，什么是他的特質。我們很滿意地談論詩人和他前輩的異點，尤其是和他前一輩的異點，我們竭力想挑出可以獨立的地方來欣賞。實在呢，假如我們研究一個詩人，撇開了偏見，我們卻常常會看出：他的作品中，不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個人的部分，也是他的前輩詩人最有力地表明他們的不朽的地方。”

傳統之于作家的影響，自不待說，單就傳統所形成的經典名著而言，文學批評顯然是可以從中找出支撐凝視同時代文學黑暗處的支點的。所謂創新，無不是站在傳統的巨人的肩膀上的前進，哪怕這種創新意味著反叛、逃離。在歷史的風沙中淘洗下來的那些傳世的偉大作品，本身便是一種文學批評的標尺，遵循它們所確立的美學規則，并非意味著因循守舊，而恰恰是凝視時代黑暗所需要的“眼光”。也只有這種眼光，才不至于被同時代的光芒所致盲，從而分辨不清時代的光亮與黑暗。

在真正進行文學批評之前，以及寫了幾篇之后，筆者逐漸模糊起來，暗自思忖文學批評究竟是要用一個“自身以外的權威”來評價一部作品，一個作家，并進而把他們納入到一個既有的傳統的序列，亦即文學史的地位，還是要遵循自己“內心的呼聲”，讀喜歡讀的作品，并同時給予它們以言辭上的無上榮耀？從傳統而來的標準，那些“自身以外的權威”，自然能夠提供較多的支持。鑒于此，艾略特才說：“從事批評，本來是一種冷靜的合作活動。批評家，如果是真正名副其實的話，本來就必須努力克服他個人的偏見和癖好——這是每個人都容易犯的毛病——在和同伴們共同追求正確判斷的時候，還必須努力使自己的不同點和最大多數人協調一致。”某種程度上，這種被轉化為文學史的傳統的文學序列，便是對同時代進行凝視之時，那種并置時間的能力，因為它同時意味著對于同時代的把握以及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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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批評的職能

要求所有的文學批評都操持同一個腔調，按照統一標準做同一件事情，無異于癡人說夢，但文學批評該有它的“底線”或“操守”，而這“底線”或“操守”也正宣示著它的“職能”。斯坦納在《人文素養》的開頭部分，對批評家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是因為他對批評的狀況有著深深的焦慮。

在斯坦納看來，“批評有三個功能。首先，批評向我們表明什么需要重讀，如何重讀。文學浩如煙海，新的壓力在不斷出現。人們必須選擇。在選擇過程中，批評就有用武之地。這并不意味著，批評是生死判官，挑出幾個作家或幾部作品放進唯一尊貴的傳統，而把其他都排除在外。這意味著，從過去大量糾結的遺產中，批評要發現并維系那些用特別直接或精確的話語與現實對話的作品。”這說的看上去是“經典重讀”的問題，實則是文學批評如何挖掘作品中那些有益于培育人文素養的成分，從而將之依托在整個社會的教化上。如果從這一角度看，批評肩負著篩選、挑剔，甚至是對偉大的傳統的承續。因此，那種看上去解釋得很有道理，而實際上只是出于個人興趣的文學批評，不但無益，反而有害。

在斯坦納的觀念中，文學批評總肩負著超級的任務，絕非一般人可以勝任。不僅如此，“批評堅持認為，文學不是活在孤立中，而是活在許多語言和民族的碰撞交流之中”。文學與社會的良性互動，是文學批評必須保持的一貫作風——當下批評的自說自話，象牙塔中的學問，顯得多么荒謬而真正地不合時宜啊。不要說它促進整個社會的人文素養，就是在狹小的批評圈子里，文章的閱讀狀況都是堪憂的。在這樣的基礎上，斯坦納還強調：

“批評家對于同時代的藝術有特殊的責任。他不但必須追問，是否代表了技巧的進步或升華，是否使風格更加繁復，是否巧妙地搔到了時代的痛處；他還需要追問，對于日益枯竭的道德智慧，同時代藝術的貢獻在哪里，或者它帶來的耗損在哪里。”

文學批評應該肩負起的責任中，最重要的一環便是要對同時代的文學作出判斷，以便讓它對于時代的智慧、道德等都有所增益。但現在的文學批評，鮮有這種追求，甚至是用自我的趣味來堵塞更為開闊的認知。最終，斯坦納總結說：“文學批評的任務，就是幫助我們作為健全的讀者閱讀，以精確、敬畏和快樂為榜樣。相比于創造行為，這是次要的任務。但它從來沒有這樣重要過。沒有批評，創造本身或許也會陷入沉默。”但這種理想化的批評，何時才能到來呢？

通過閱讀這些理論化的反思文章，以及閱讀同時代人的諸多文學批評作品，加上自己從事這個行當而體驗到的酸甜苦辣，竊以為，真正的文學批評應該將作家作品作為交談的對象，從而引申、處理自己最為關心的問題，作為一種精神的交流，一種自我反省的方式，從而獲得智慧教益、德性養成。文學批評不是文學創作的從屬物，也不是它的衍生物，它應該獨立存在，以自我關心的問題為核心，去解析同時代的文學，也要有能力“劃分和植入時間、有能力改變時間并把它與其他時間聯系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