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路上的風景

2013年11月，在紀念陳荒煤誕辰百年之際，《陳荒煤文集》（10卷）由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文集分：小說卷、劇本卷、報告文學卷、散文卷、文學評論卷、電影評論卷、日記、書信卷。其中日記書信卷55萬字，日記和書信大約各占一半。

荒煤說過：“我這個人，不喜歡記日記。”

盡管如此，在他走上文壇后的80多年里，還是寫下了數十本日記，遺憾的是其中多數日記沒有保存下來，因而能夠收入文集的可以說是少之又少。

一個重大的驚喜是“文革”后，在被中央專案組退回的材料中，荒煤看到了一個紫紅色外殼，印有“救國日記”四個字的舊本子（該本子在獄中被編成021號檔案）。這正是他從延安出發后的三年時間里，到河北濟源縣參加“反奸清霸”運動，到威縣董村參加“平分土地”運動的日記，應該說這是他此生得以保留的記述最詳細、描繪最生動、且持續時間最長的日記。其中與文藝運動有關的部分，經整理于80年代末在《新文學史料》發表，編輯10卷本文集時，又將沒有發表的部分整理出來，形成了日記卷的第一部分——土改和籌建邊區文聯日記（1945年至1948年）。

日記從離開延安那天開始——那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第5天，荒煤率隊第一批離開魯藝，計劃先到豫北農村工作一段時間，然后前往鄂豫皖根據地：

1945年8月20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早飯后，下山候干部大隊①來了走。其芳、文井、君武、蔡若虹、邸力、于藍都來校門口送，蕭三同志很熱心地一再表示對我們鼓舞；他特別勸我寫報告文學，他說，聽誰講：我以后不寫報告文學了，很不以為然。我說一定寫，為什么不寫呢?

十時余，劉開基同志②帶干部大隊來到魯藝。大車因河水漲不能過來，留下胡征和葛洛候車裝行李，我們先走。

一直走出十里堡，心里似乎還不覺得是真走了，好象進城去玩一樣。漸漸走遠，有些疲乏時，想到昕③和孩子才有一種離別的感覺。這一去與大多數很熟的同志都很難再見了吧，也許再也不回延安了。

下午四時許，抵姚店子休息，腳后跟稍疼，尚不疲乏。

寫信宋侃夫④同志，請徐向前司令寫信給賀龍司令。

注：

①赴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干部大隊。

②抗戰期間山西沁源縣委書記，建國后曾任山西省省長。

③荒煤妻子。

④魯藝黨委書記。

短短200多字的日記包含了很多內容。荒煤1938年秋到達延安，除一年時間深入部隊外，其余時間多在魯藝工作。他的創作發生了很大變化，發表了一系列表現八路軍將士的報告文學，一改30年代作品的憂郁風格，文字樸實，充滿了新鮮感和戰斗激情。但是，他的內心還是深深地熱愛著小說創作，所以有了到底該不該把報告文學寫下去的矛盾想法，而魯藝的同仁們在這個問題上也有不同的意見。經過延安整風，他思想上的震動也更加劇烈，一個突出的問題是知識分子改造世界觀問題，怎么改造？只有到工農兵中間去，他從各方面檢討自己，希望有一個根本的改變，他甚至不希望別人把自己當一個文化人看待，迫不及待地想要離開文化人過于集中的魯藝，“也許，再也不回延安了”。

1945年秋天的出發，似乎是荒煤人生一個新的開始，他懷著“無論如何都不要搞什么文藝了”的決定，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農村運動中去。他到了靈山村，那里是敵占區，剛剛解放不久，農民們很貧窮，村里的一個大地主既和國民黨有聯系又幫助過共產黨、掩護過游擊隊，要發動農民就要斗倒地主，斗爭形勢十分復雜。荒煤的日記詳細地記錄了當時的情景，地主的狡猾、農民的落后和覺悟，斗爭的殘酷性，工作組內部不同的意見，還有當地的民情民俗、貧困的生活環境、戰爭留給人們的種種創傷……有意思的是，剛剛建立起來的新的農民政權已經出現了腐敗現象:“村長貪污辦法甚多，自己是村長，又開雜貨鋪，秤是十四兩秤，招待敵、我香煙，每盒僅有七根或五根……”

在豫北那片陌生的土地上，荒煤生活在農民中間，吃著糠菜窩頭，揣著手槍睡覺，白天工作，夜晚寫日記，無論是深夜還是黎明，甚至是發著高燒的時候都堅持記日記。很多年后，他回憶那些生活時說：“當時的斗爭是艱苦的，尖銳的，生活也很苦。從自己來講，過這樣的生活參加這樣的斗爭，都是生平第一次。……要準備撤退時，覺得很難舍棄村里的群眾走掉，不僅想要帶走幾個積極分子，真想把家屬和群眾都帶走。生平真正感到和我們一起斗爭的群眾有著共同的命運和感情。”他覺得自己真正變了。

然而，革命的需要總是把他拉回到文藝崗位上來。這也是他這個時期日記的另一個主要內容。

1946年初，正當荒煤和村里的人一齊熱熱鬧鬧地過春節時，他接到了晉冀魯豫中央局的命令，立刻趕赴邯鄲。他揣著那個紫紅色的日記本離開了靈山村，希望還會回來，卻再也沒有機會。不過他和村里的人一直保持著聯系，直到1964年村里還有人給他寫信，他也給村里寄去許多書籍。

到達邯鄲后，邊區領導鄧小平、劉伯承、薄一波、楊秀峰一起找他談話，告知因國共兩黨簽訂了“雙十”協定，鄂豫皖根據地決定撤出，中央已同意邊區的要求，把他們留在晉冀魯豫工作，征求他的意見，希望他立即著手籌備邊區文化工作會議，并成立邊區文聯。荒煤很不情愿。延安整風后，在一心想脫離文藝圈，想改行的人中間他是屬于堅決的，又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農村工作，原以為自己可以在基層待下去了，結果不得不服從命令回到文藝工作崗位上來，他的苦悶在日記中不斷流露：“苦矣，包袱并不是自己愿背的，可是硬被放上又如何辦？”“走了幾千里，還是要干這些工作。”

盡管不情愿，工作卻永遠是第一位的。他很快就投入到籌建工作中去，為文聯找辦公的地方、作預算、調動人員……一個政府機構有的東西似乎都要有。工作人員除了他帶來的趙起揚、葛洛等人，又來了于黑丁、曾克、歐陽山、羅工柳、魯藜等。很快，邊區會議召開，文聯成立，范文瀾當選理事長，荒煤當選常務副理事長。接著，創辦《北方文化》，荒煤擔任主編；在北方大學成立文藝研究室，兼任主任……工作進入正軌，他重回文化圈子，打交道的也都是文化人，面臨的事情卻很繁雜：邊區文化工作的開展、文藝理論問題、人事關系……很多問題都讓人傷腦筋。他工作很努力，這一年多的日記，籌備文聯的種種都寫入其中，但顯然沒有在農村寫日記的那種熱情和執著。到了1946年秋天不知怎的就中斷了。

1948年新年剛過，已調石家莊市委宣傳部的荒煤再次率隊赴威縣董村參加“平分土地”運動。這段時間的日記如同靈山村日記，寫得格外詳細，且無論環境多么艱苦、工作多么勞累都堅持下來了。此次下鄉，工作組承擔的任務更加艱巨：“1、整編隊伍。2、平分土地。3、擴大成果，鞏固，民主轉生產。”其中最難搞的還是平分土地，宣傳土地法大綱、成立貧農團、召開農民大會、進行土改、劃分階級……在長達大半年的運動中，工作組秉承“農民是主人，干部是長工”的主旨，除了在干部問題上行使處置權外，其他方面基本上是發動群眾依靠貧農團自己解決。

日記還是從出發開始記起，工作組的狀況、威縣各村的情況被一一寫入，且處處真實生動，描繪出一幅農村土改運動的獨特風景。寫工作組的隊伍變龐大了：出發時，兩個隊共11輛膠皮輪車，路費相當不少，“有些同志像搬家，東西很多”，而他自己的行李雖然不如別人，但依然檢討多帶了一件大衣，“下鄉后最好還是不穿。搖來擺去，而雇農或甚至冬衣不全”。寫下鄉后親眼所見農村干部的腐敗：“最好的房子都是干部的，貧雇都在四角破房子。從擺飾看，干部被服都是好的。再看合作社，干部手面大，挑擔者少。吃飯猛到村干（部）家看，村長家三次碰見吃餃子。”更有甚者“給支書拉皮條被發展為黨員”。而農民對一些干部的評價是：“你斗老財堅決，發財也堅決！”“好東西干部拿走，誰提意見被捆”，“在街上跺跺腳，四周灰都要掉。”寫平分土地劃階級的復雜性：劃分標準與現實存在很大差距，好不容易弄出一個結果，在劃分大會上人們卻吵的厲害，一地主說他是眼睛看不見才雇工的，一貧農喊“為什么地主富農都在俺西頭，叫俺說嗎？”寫地主的心態：“到地主楊時年家去時。楊拄一拐棍在一大院內轉，群眾口號聲不斷。他一個人在那樣一座院子里站著，好像一肚子憤恨似的沉默著。不知他這時的心情到底如何……”寫農民的擔憂：“共產黨真當家？”“不要事辦不成，血沾了手，人也惹了”，“共產黨不好辦，過去用咱要咱，現在不用咱”，“好像傍富一樣，說不定怎就傍錯了”。也寫自己思想上的種種困惑：對領導權問題、劃階級問題、也有工作組走后村里究竟會怎樣的問題……

荒煤這個時期的日記用著農民的語言寫著農村的狀況，他記得如此認真投入，除了希望能真正融入基層生活外，其實內心還有自己的一份小算盤：“如果我進行創作，當然可從中引起不少珍貴的回憶，汲取豐富的素材。”但此后，他沒有這個機會，只能對著日記發出嘆息：“現在也只能作為一堆廢紙放在那里了。”說廢紙，那是他對自己的夢想沒有得以實現的一種失望，事實上，這些日記可以說是一部當地農村革命運動史書。對今天的人們了解歷史，了解那個時代農村各階層人物的變化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而日記中充滿鮮明地方色彩和濃郁鄉土氣息的語言也使讀者更加身臨其境。

直到1948年秋天，荒煤的日記中除了讀書，幾乎沒有什么和文藝有關的記錄，他還是離開延安時的想法，做基層工作，離文藝圈子遠一點。然而，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推進，文化建設的任務擺到了面前。這年年底，他跟著接管天津的隊伍，迎著隆隆的炮聲，踏過布滿彈坑的公路，以最快的速度開進天津執行文化接管；接著，又加入南下的隊伍，一路挺進，接管武漢——回到了闊別10年的家鄉。他不想當領導，這期間雖然也曾找到機會隨“四野”繼續南下，當過幾個月的隨軍記者，但廣西戰役后就再也沒有可能推托，30多歲的他當上了四野宣傳部副部長，徹底地走上了文化領導的崗位。應當說這一年是嶄新的一年，新政權正以不可阻擋的趨勢向前推進，荒煤的工作頻繁調動，職務不斷提升，但或許是由于工作流動性大，任務繁重的關系，收入《陳荒煤文集》日記卷第二部分的1949年南下日記是跳躍式的，時而連續，時而中斷，時間相隔很遠，所記也沒有農村日記那么詳細，相反，倒是一些深入部隊的采訪筆記更加細致生動。

收入日記卷的第三部分，是荒煤1978年到1982年日記。整個五六十年代荒煤的日記較少，多的是工作筆記；而“文革”期間，7年多監獄生活，交代材料替代了一切。重新寫日記是1978年2月1日，重慶市委通知他申述得到中央批準的當日，“盡管事先聽到消息，仍不免緊張、興奮、激動”。“心惶惶若有所思，似感到迷惑又不安。也說不出是一種什么心情，腦子脹滿，不能安靜下來”。很快，他提筆寫了10年來的第一篇文章，之后，赴京。

這是改革開放初起的年代，更是一個不平凡的年代，一批老作家老文藝工作者，帶著滿身創痛重回工作崗位，開始新的征程，荒煤就是他們其中的一員。從日記可以看出，開始的日子荒煤是在激動和心緒難平中度過的，很快他就冷靜下來，繁重的工作擺在面前，由不得他沉湎于往事之中。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工作，幾乎夜以繼日，無論是寫作能力和行政能力都迅速恢復，很快，就不斷地發表文章，主持各種項目參加各種會議，活躍于文壇。日記是以記事的形式出現的。他已經沒有時間細致地講述，只是在疲憊的深夜盡可能地把一天中發生的主要事情記錄下來，盡管如此，仍不斷地被各種事情中斷下來無法繼續，又屢次下定決心恢復日記，為的是以后可以供查找使用。

生活永遠是不平靜的，破冰的日子極其艱難，文藝界的矛盾和分歧幾乎從一開始就存在，荒煤的日記很快就出現了這些內容，時而困惑，時而難過，時而煩惱……有些日記雖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但在出版文集時因種種原因卻不得不舍棄，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而1982年之后的日記由于時間關系也沒有能夠整理和收入，這更是一個遺憾。

如此激烈動蕩的晚年生活，并不是荒煤所期待的，經歷了幾十年的坎坷波折，他渴望的是能有一個安靜的環境從事寫作，真正實現自己的小說夢，也把回憶錄寫完，但他身不由己。他努力付出，為新時代和新生事物熱情呼喊，苦悶也傷感——這就是他們這一輩人的人生，也是他晚年日記里的一道帶有悲壯意味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