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當我還在斯坦福大學機器人實驗室里、為了我的碩士論文絞盡腦汁的時候，我們幾個膚色不同信仰不同母語也不同、但同樣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曾經喋喋不休地爭論過一個問題：科技終將把我們帶向何方？

來自俄羅斯的維克多認為，科技將使人類更加強大，比如發明能夠治療任何疾病的良藥，在別的星球上開墾土地建造城市，甚至通過蟲洞回到過去，修正人類曾經犯過的一切錯誤，最終戰勝自然，主宰宇宙。

巴拿馬外交官的兒子何塞是真誠的天主教徒，他認為科技最終將使人類重新找回信仰，明白一切都是由上帝創造和主宰的。現代物理學對于基點和大爆炸的研究正在證明這一點。

美國人弗蘭克比較悲觀，他認為，科技終將毀滅人類。比如原子能、溫室效應和轉基因作物。人類對科技的癡迷，不僅會毀掉人類，還會毀掉地球上的其他生物，甚至毀掉地球本身。

而為了高考而認真復習了社會發展史的我認為，科技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是宇宙中冥冥存在的巨大力量。并非是人找到了科技，而是科技選擇了人。人類只是科技的執行者，是科技的奴隸。不管科技終將把人類帶向何方，那里一定是人類必去的地方，躲不開的。

那場辯論曠日持久，從厄爾尼諾肆虐的1997年的冬天，一直持續到互聯網氣泡大爆發的1999年夏天，并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我們誰也不能說服誰，直到我們畢業。相比而言，倒是我們各自的課題都進展得很順利。維克多的智能機器人從兩只轱轆“進化”出了四條機械腿，能爬上校園后面的小山丘了；何塞的“偵探”機器人已經復雜到能在盧浮宮下水道的虛擬模型里抓恐怖分子了；弗蘭克那副插滿電極的VR大手套已經能根據虛擬現實讓戴手套的人真切地感受到溫度和壓力了；而我養的那一大缸蟑螂，已經繁衍了許多代了。

是的，我在全球最先進的人工智能實驗室里養了兩年的蟑螂，并不是北京公寓里常見的那種，而是從亞馬遜雨林里抓來的南美大蟑螂，每只都有小孩子手掌那么大。我的課題是研發一種能在雨林里自由運動的昆蟲機器人。我長年累月地觀察那些蟑螂的運動，尋找規律，建立力學模型。在此過程中，我發現那只巨大的魚缸是個小小的社會，聚居的蟑螂也有近似人類的秉性。比如，它們平時都喜歡爬到別人身上去，像是搭建金字塔，塔尖上是最身強力壯的。可每當它們受了驚嚇，比如當我把戴著手套的手伸進魚缸里去，金字塔立刻崩潰。如果我不停用手攪動空氣，或者再拍拍玻璃，另一個金字塔就有形成的趨勢——蟑螂們都爭著往別人身子底下鉆，試圖用別人掩護自己。越是身強力壯的，藏得就越深。留在表面的都是老弱病殘，即便犧牲了也不大可惜的。

這大概就是優勝劣汰。強大者總能獲得更好的資源和更多的避險機會。自然界對“優劣”的定義，似乎和道義沒什么關系。

我沒把工程堅持到底，沒幾年就跟科技說拜拜了。之后的很多年在職場里浮沉，做投資風險管理、商業盡職調查、反欺詐調查…… 我常常想起曾經養過的那一缸蟑螂。我和我周圍形形色色的人們，陷在事業名利人情圈子里的人們，就像那缸里的蟑螂。我們掙扎著往上爬，或者拼了命地往底下藏。

人類畢竟比蟑螂聰明。人類有語言，語言能把粗陋變得華麗，能把本能變成情懷。在這一點上，科技和語言的功效類似：讓人類越來越“華麗”，越來越顯得有“情懷”。

人到中年，漸漸發現政治很有意思。誰又在支持誰，反對誰；要跟誰聯手，要跟誰打仗；誰又要解放誰，拯救誰，讓誰過得更好，活得更正確。我們總想讓別人跟我們一致，因為我們總覺得自己最正確。

我突然想起20年前爭論過的問題：科技將把人類帶向何方？

其實帶路的并不是科技本身。科技也不是宇宙中冥冥存在的巨大力量，人類更不是科技的奴隸。

人類的奴隸主只有一個：人類的本能。那些好的壞的永不能磨滅的人性。科技只不過是人性的一種體現。有人用炸藥開山修路，也有人用炸藥殺人。人類對科學的追求，滿足過好奇心，也滿足過貪婪和虛榮；曾經帶來便利，也曾制造麻煩；曾經被用來施舍，也曾被用來掠奪；有人用它救贖，也有人用它摧殘和毀滅。

所以，那個問題的主語弄錯了，該這么問：人性將把人類帶向何方？

最近這些年，世界并不算太平。不過我們過得還好，蒸蒸日上，追趕著超級大國的腳步。20年前還只有羨慕的份兒，現在已經有資格步其后塵了。

20年了，我得為我的那缸蟑螂寫點什么。為它們的后代，后代的后代，為了未來，寫點什么。

也許為它們建造一只更大的缸，誰也不必踩著誰，誰也不必往誰身子底下躲。也許讓它們充滿自信，誰也不羨慕誰，嫉妒誰，誰也不用愛誰，誰也不用恨誰，誰也不依靠誰，連累誰，誰也不是誰的枷鎖。那是不是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