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文藝理論學科體系不斷健全,研究隊伍不斷壯大,研究水平和創新能力不斷提高,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和建設方面也取得了很多新的成果。廣大文藝理論研究者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深入研究和回答中國文藝理論創新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推出一大批重要學術成果,為堅持和發展中國文藝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我們也要看到,多年來由于西方文化的強勢入侵,一些研究者唯西方文論是尚,對西方文論成果全盤吸收,以其裁剪中國人的審美,結果使我們的文藝理論脫離文藝實踐,導致了文論的“失語癥”。我們既要看到中西學術交流中西方文論產生的積極影響,也要看到中國文論自身話語體系建設水平總體不高、學術原創能力不強、學科主體性不夠明確等問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背景下,文藝理論工作者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加快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藝理論體系。為此,我們需要在以下幾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理性認識西方文論。回望20世紀西方文論史,我們可以看到,從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到讀者反應批評、接受美學,再到解構主義、后殖民主義等,新的文論思潮此起彼伏、不斷涌現,并從1980年代開始在中國學術界廣泛傳播。西方文論思潮是隨著西方文化變遷和學術發展情況而產生的,其中有兩個傾向值得注意:一是研究焦點從作者轉向文本然后又轉向讀者,二是研究重心由外在研究轉向內在研究再到更廣泛的文化研究。我們要清楚認識到,西方文論有自己的發展脈絡和所針對的問題,其每一次轉向都有創新點,也有需要矯正的偏頗之處。以新批評為例,它倡導的細讀策略對深入分析文本內部機制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卻把文本與社會完全割裂開來,更忽視了作者和讀者在創作、審美過程中的作用。因此,我們在吸收借鑒某種西方文論思潮時,必須對其來龍去脈和相關理論背景有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從根本上說,盲目追隨與盲目排斥都是對研究對象的一知半解,都無助于對理論觀點的全面認識和準確判斷。這就要求我們既要準確把握外來理論的特色和創新之處,更要對其盲點和弊端做到心中有數,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唯其如此,才不至于陷入不加辨析、完全套用的理論誤區,才能避免對西方文論亦步亦趨。

第二,警惕西方文論進入中國后的種種誤用、濫用現象。西方文論帶有西方哲學、美學的深深烙印,既是西方社會、歷史、文化的產物,又是對西方文藝發展狀況的理論介入與回應。當把它們翻譯引進到中國后,其所產生的水土不服、理論與現實不適應的問題必須引起重視。一些研究者在分析中國文藝問題時直接套用西方文論,對理論的適用性絲毫不加分析,結果在研究中導致西方文論概念術語滿天飛,但與中國文藝問題卻風馬牛不相及,這是典型的理論誤用、濫用現象。這些研究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走上了理論誤置的歧途。我們并不反對引用借鑒西方文論,但理論的生搬硬套以及堆砌西方文論術語的現象必須得到遏制,否則只能使我們的研究“言必稱希臘”,無法有效解釋中國文藝實踐和現實問題,甚至使中國文藝研究淪為西方文論的注腳。

第三,繼承創新中國傳統文論的優秀遺產。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發展過程中留下了許多文藝經典,也孕育了獨特的中國文論話語。中國當代文論的構建要不忘本來,正確對待中國古典文論這筆寶貴的文化遺產。我們要繼承古典文論中具有活力的思想內容,關鍵是要激活古典文論資源,使其通過創新發展成為構建當代文論話語體系的重要理論資源,能夠有效面向當代文藝實踐發言。比如,我們可以從古典文論資源中的作家論、作品論、創作論、風格論、文體論、批評論等諸多方面入手,具體審視相關詩論、文論、小說理論、戲曲理論等的有益成分,使它們與當代文藝理論實踐有效對接,從而彰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魅力。需要注意的是,隨著時代和文藝實踐的巨大變遷,中國古典文論的一些內容已經落后于時代,失去了理論效力,但這并不意味著古典文論整體失去價值。我們要立足當下,以當前文藝實踐為基礎,有效分析和選取古典文論中的精華內容,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一是要發掘古典文論中有價值的命題、范疇、術語和思維方式、理論形式等,在把握其精髓的基礎上進行理論的加工創造。現實地看,當代文藝批評的園地中依然活躍著古典文論的身影。無論是詩言志、詩緣情、詩無達詁,知人論世、修辭立其誠、為文而造情,還是文以氣為主、文變染乎世情、隨物賦形等,都是我們在分析評價文藝作品時的重要理論標準和參考。要繼續發揮這些理論的作用,在分析評判具體文藝問題時豐富它們的內容和形式。二是要將古典文論中的文化智慧和表達方式延續到新時代中國文論的建構過程中。中國文藝歷經幾千年發展,其自身含有鮮明的特色。無論時代和語言如何變化,我們的藝術仍然保留著濃厚的中華文化味道。古典文論在歷史進程中,以代代相傳的內在審美取向和文化價值潛移默化地發揮影響。因此,當代文論對古典文論的繼承不必拘泥于具體概念術語的沿用,而應繼續保留和弘揚對世界文論發展有價值的文化內容和思想智慧,讓其在新的時代語境中煥發出新的生命力。也就是說,衡量當代文論建構過程中古典文論資源的繼承情況,不是看直接納入了多少傳統的概念術語,而是要看對古典文論挖掘、闡發的深度,是否繼承和弘揚了古典文論所蘊含的中華美學精神、文化價值;同時,要使這些精神價值與文藝現實緊密結合,在新的文論話語中獲得較好的現代表達形式、具備較強的理論闡釋力并適應當代文藝事業發展需求。

第四,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論資源。作為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通過一批革命先驅者的譯介傳入中國,深刻影響了中國文藝理論的發展。1949年之后,隨著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確立以及對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著作的集中翻譯,馬克思主義文論成為中國文論建設的核心內容。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物質生產與藝術生產之間的不平衡、莎士比亞化、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文藝批評的美學觀點和歷史觀點等重要理論命題,都對中國文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與此同時,一大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者結合中國文藝實踐,推出了許多理論專著,提出了一些有創見性的理論命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論。其中的一些思想理論成果在當下仍有較強的現實意義。經過實踐與歷史檢驗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已經成為中國當代文論建構的中堅力量,是我們要認真繼承創新的重要理論資源。

在馬克思主義傳播過程中,我們結合中國國情,不斷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這在文論建構方面也不例外。其中的典范就是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一重要文獻堪稱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的經典。這篇講話高屋建瓴地回答了文藝是為什么人的問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為人民的思想,確立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有力批判了抽象的人性、人類之愛等流行一時的錯誤觀念,澄清了歌頌光明與暴露黑暗、立場與表現、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等問題中的一些錯誤思想觀念,及時糾正了當時文藝界在創作上的弊端;提出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相統一的文藝評價標準,為我國文藝事業的健康發展指明了方向。今天看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于文藝理論發展中的一些重要問題以及推動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發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和現實意義。習近平總書記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我們黨關于文藝發展的重要思想,針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文藝創作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提出了新時代文藝發展要堅持的原則和方法。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強調了文藝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提出文藝批評是引導創作、多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重要力量等論斷,為社會主義文藝不斷從高原邁向高峰指明了努力的方向。這一重要講話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是對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繼承和創新,為我國文藝理論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重要遵循。

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廣大文藝理論工作者應繼承和創新馬克思主義文論資源,批判性地吸收借鑒中國古典文論和西方文論資源,以我為主地構建文論話語體系,不斷提升中國文論話語權,從而引領中國文藝創作不斷前進,并為世界文論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作者單位:福建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福建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