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

王國維

中國文論不論是過去的形成，還是今天的建設，乃至未來的發展，“古今”“中西”都是繞不開的話題。中國文論中“古今”“中西”其內涵是變化的，近代直至20世紀80年代初，它們都是“二元”對立范疇，形成內在尖銳的矛盾沖突，但今天，“古今”越來越成為一個時間概念，“中西”越來越成為一個空間概念，“古”與“今”、“中”與“西”已經不再是激烈地對立。仍然堅持把“古今”對立、“中西”對立，可以說是一種過時的思想方式。一旦從思想方式上破除“古今”“中西”的對立性，那么，中國文論建設就會是另外一種思路，很多長期糾結的問題就會變得簡單易解。

一

在中國古代，“古今”不是概念，“西”的基本含義是方位，在大的地理意義上，指西部。這些西部的地域在當時有些屬于中國，有些不屬于中國。明代有了“西洋”的稱謂，但這個“西洋”主要是指爪哇以南的印度洋，“西”其實是偏南，和《西游記》中“西天”的“西”是相同的意義，印度也屬于“西”。基督教傳入中國之后，耶穌會士最早使用“西洋”這個概念，主要指稱大西洋沿岸國家，這里的“西”和今天的“西”在地域上相近，主要是一個地域或者方位概念。在中國古代，“西”與“東”相對，而不是與“中”相對。

近代以后，“西”主要是指歐美，和“中（國）”相對，并稱“中西”；“西”又稱“夷”，和“夏”相對，并稱“夷夏”，在構詞上和“矛盾”、“是非”等具有同樣的性質。這時，過去屬于“西域”的國家反而不是“西”了，印度也不是“西”。由于中國和西方在社會性質、生活方式、思想文化、科學技術、倫理道德等等方面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中西”這個詞就慢慢由方位概念變成了社會概念、思想概念、文化概念、科技概念、經濟概念等，“西”具有了先進、發達、民主、自由、科學等含義，也即西方當時所具有的特征就變成了“西”的內涵，相反，五四時期“中”則是封建、落后、專制、保守等的代名詞，被批判和否定，中國傳統社會和思想特征就變成了“中”的內涵。中西方自明中后期就開始接觸，一開始就有沖突，但只是到了近代才開始廣泛地接觸并且激烈地沖突，中國社會的任何一扇門打開就意味著沖突的打開，沖突的結果均是中國落敗。在失敗面前特別是軍事失敗面前，中國被迫承認失敗并且含淚地向西方學習。西方的學術包括政治、法律、哲學、歷史以及文學藝術等進入中國，并最終成為中國社會和思想文化的主導方式。在這個過程中，“中”的內涵逐漸發生變化，總體上是從最初的“古代”中國向“現代”中國轉變，從“純粹”的中國向“西化”的中國轉變，傳統中國沒有西方因素，現代中國則是西方因素從少到多，最后成為主導。

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古”與“今”的矛盾與沖突慢慢突顯出來，“古”與“今”的內涵也慢慢發生變化，并最終形成“古今”概念。“古”當然還是從前那個“古”，但“今”已經不是從“古”中延伸而來，“今”與“古”越來越缺乏傳承性，“今”越來越具有西方性，所以，“今”與“西”有更多的親緣性，而不是與“古”有更多的親緣性，在這一意義上，“古今”與“中西”具有一定的重疊性。

學術界一般把在對立和沖突中我們對西方的接受稱之為“中西融合”。思想文化上的“中西融合”自近代開始，在上世紀80年代大致完成，之后，中國的西方因素使中國和西方不僅不沖突，反而具有親和性，接納西方反而成為“現代性”中國的一種機制或者品性，成為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的最重要的特征，我們稱之為“現代性”的，本質上是西方性。中西方今天仍然有矛盾和沖突，但不再是激烈的對抗，而是一種內在運動和張力。另一方面，中國的“現代性”不只是接受了西方因素，同時還包括充分繼承的中國古代傳統因素，雖然這種繼承未必是有意識的，也不是以原形態存在。在這一意義上，“現代性”并不是和中國古代脫節的，它和中國古代同樣具有親和性，借鑒和吸納中國古代同樣是“現代性”的機制，是中國“現代性”的重要特性。所以，從根本上，“現代性”是一種由中國傳統因素、西方因素構成的既不同于中國古代，也不同于西方，同時又與中國古代和西方緊密聯系的第三種形態。在當今，“現代性”就是“中”和“今”的基本特性，因為“現代性”既有中國古代的因素，也有西方的因素，所以“中”和“西”就不再是對立的，“今”和“古”也不再是對立的。既然今天“古”“今”不具有內涵上的對立性，那么，“古今”就不再是一個性質概念，而是一個時間概念，即它的本義也即詞語意義。同樣，既然“中”“西”不具有內涵上的對立性，那么，“中西”就不再是性質概念，而是一個方位概念，即它的本義也即詞語意義。

中國現代文論的形成是和整個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的發展變化一致的，或者說，是在整個中國近代以來社會、思想文化的發展變化背景中發生的，總體上保持著相同的進程。但同時，中國現代文論的發生、發展以及形成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它遵循自己的發展規律。

西方文論和中國古代文論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文論體系。外在形式上，西方文論是“論文”的形式，是整個西方理性結構在文學理論方面的延伸或者派生，其深層的基礎是“邏各斯”，表現為觀點、論據、論述等形式，具有嚴格的術語、概念、范疇、判斷、推理等。而中國則是“話”、“品”、“點評”、“序”等，是散文式的、文學化的，其深層的思維基礎是“道”，其特征是“道可道，非常道”。中國古代也有《文心雕龍》這樣的理論性很強的著作，但極為特殊和罕見，不具有代表性。其次是觀點上的巨大差異，比如中國古代講“詩言志”，而古希臘講文學是對現實的模仿。但更深層的差異則是話語上的，即術語、概念、范疇和言說方式的不同，中國古代文論和西方文論是兩套完全不同的話語體系，中國古代用的是“氣”“道”“韻”“趣”“味”“雅”“俗”等概念，其內涵都比較模糊，其義要根據具體的語境來確定，很多時候都是可以意會不可言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而西方文論用的則是“悲劇”“喜劇”“審美”等，每個概念都有嚴格的意義限定，內涵和外延非常明確。在內涵上，中西文論概念當然有重疊的地方，比如“文學”、“詩”等，但絕大多數都很難進行簡單相加，簡單轉換，簡單并列，也很難深層次融合，因為中西方文論在話語體系上彼此都非常完備，少有互補的。很多人認為，西方文論有缺陷，可以用中國古代文論來彌補，或者中國古代文論有缺陷，可以用西方文論來彌補，這是典型的“機械論”，中西方文論在觀點上可以互補，在形態上也可以互補，但在話語上沒有互補性。中西方文論是兩套完全不同的話語體系，各有其內在的有機性，各概念的意義是在和其他概念的相互關系中確定的，中西方文論的概念在意義上是嚴格分工的，交互使用便會造成概念意義的混亂。中西方文論術語、概念和范疇不具有對等性，絕大多數西方文論概念在中國古代文論中找不到對應的概念，反過來也是這樣。主張通過中西方文論互融互補來建構中國現代文論，本質上是一種理論預設，是想象性的，是思維“形而上”方式，不具有可操作性。

中西方在鴉片戰爭之后便廣泛地交流，但近代中國對西方的學習主要是科學技術和社會治理，而對西方的思想文化學習相對比較少。文學理論上也是這樣，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看到，近代有很多文論上有所建樹的學者如魏源、龔自珍、馮桂芬等，其中很多人主張向西方學習，包括學習西方的文學，但他們都沒有接受西方文學理論，他們談論文學的方式從根本上是傳統的，很少使用西方文論的術語、概念、范疇以及言說方式。梁啟超主張中西兩種文明“結婚”，他的文學觀念也受西方思想影響，但他真正談論文學問題比如著名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譯印政治小說序》等，還是中國古代文論的方式。

最早接受西方文論的是王國維，他用西方哲學特別是叔本華的哲學思想來研究和批評中國文學，代表作就是《〈紅樓夢〉評論》。魯迅也曾嘗試把西方的文學觀念和文論術語、概念引入中國文學批評，這主要體現在幾篇文言論文中，包括《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等。

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之前，對于西方文論的接受和批評實踐，王國維和魯迅可以說是走得最遠的，但他們基本上沒有超出古代文論范式或類型，只不過有了或多或少的西方因素而已。在這一意義上，近代時期中國對西方文論的學習和接受是非常有限的，這與語言體系有很大的關系。古代文論屬于古代漢語體系，而西方文論屬于西方語言體系，兩種語言體系差異很大。中國近代文論雖然有了一些新的因素，但總體上屬于中國古代文論類型。中國文論的現代轉型是伴隨著文學、現代思想文化的轉型而轉型的，具體地說，是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形成的。中國文論從古代向現代轉型缺乏那種漸變的特征，也即缺少中間或者過渡形態。

中國現代文論的形成主要來自三方面的力量。

第一，新文學實踐以及對新文學的表述，以及新文學批評。新文學本質上是中國文學向西方文學學習的產物，胡適、魯迅、郭沫若等人，他們接受了西方的文學觀念，按照新的文學觀念進行創作，同時按照新的話語方式對他們的創作進行理性概括，他們的文學創作和文學表述具有內在的一致性。他們所使用的術語、概念就是后來形成的中國現代文論的基本概念，其源頭就是西方文論和西方其他思想形態。與此相關的是五四新文學運動時期，還產生了一批文學批評家，比如陳獨秀、鄭振鐸、成仿吾等，他們在評論新文學作品和現象時，也是西方式的，不僅是西方的文學理論，也是西方的文論話語，只不過是翻譯形態的，這些術語、概念和范疇后來也成為了中國現代文論的重要術語、概念和范疇，在這一意義上，現代文學批評對于中國現代文論的建設作用也是巨大的。

第二，西方文論體系的引進和中國化表述與建構。中國現代文論體系的建立，僅依靠新文學創作和新文學批評是遠遠不夠的，五四時期直至之后很長一段時間，新文學都是“弱勢”文學。中國現代文論體系的建立，系統的西方“文學概論”引入則是更重要的因素，這主要是通過“文學理論”學科確立，并且進入大學教育課程設置來完成的。如果說五四時期新文學作家創作談、新文學批評還只是零散引進西方文論的術語、概念和范疇的話，那么，這些“文學概論”著作則是全面、系統、完整地引進西方文論體系，這對于確定西方文論術語、概念和范疇作為中國現代文論話語方式起了決定作用。

第三，用西方的話語方式來言說中國古代文學，包括言說中國古代文論本身。中國古代沒有文學史，也沒有文論史或者文學批評史，“文學史”本質上是知識譜系從傳統的“四部”到西方性的現代“七部”轉變的產物，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中國產生了西方意義上的學科劃分，“中國文學史”本質上是用西方的“文學”概念或觀念對中國古代相應或相似的文學現象進行敘述，進行歷史性的梳理。同樣，“中國文學批評史”本質上是用西方的“文論”或“批評”概念對中國古代關于文學的言說進行整理。 “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大量采用西方的文學理論術語、概念、范疇和話語方式來言說中國古代文學和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也可以說把中國古代文學和文學批評納入西方的知識框架之中，并且把它變成知識化的形態，通過教育的途徑把它固定下來，延傳下去，并反過來應用于新文學創作實踐。中國現代文論不僅完成了理論上的建構，而且完全占領實踐應用，這樣，中國古代文論本身就淪陷了，換句話說，中國文論就整體性地發生了現代轉型。

所以，中國現代文論體系是一種和中國古代文論體系相距甚遠的文論體系。我們今天的文論可以說是“失語”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不能褊狹地理解“異質性”和“失語癥”，中國現代文論與中國古代文論就完全沒有關系。中國經驗決定了中國現代文論對西方文論的接受是有限度的，也即中國對西方文論的選擇、理解、闡釋、翻譯等都受制于本土經驗，這就決定了中國現代文論只要是漢語形態的，是中國的，那它就永遠不可能是西方原生態的。中國現代文論的很多術語、概念和范疇雖然是從西方移植而來，但內涵上卻與原術語、概念有很大的差異，它實際上融匯了中國古代文論的內容，在指稱上是中西合成的。

二

從思想方式上來說，應該摒棄中國文論大一統的思路，而實行文論多元化，追求多樣性，在“復雜”的意義上繁榮。“多元”在一定狀況下其實是一種機制“健全”的表現。

就文論來說，首先，“古”與“今”、“中”與“西”不再是激烈的矛盾與沖突，是一種“和而不同”的狀態。其次，今天“古”與“今”、“中”與“西”具有差異性，我們可以把這種差異性稱作矛盾和沖突，但這種矛盾和沖突恰恰是一種“張力”，不需要我們“解決”，我們不需要將“差異性”變成“同一性”。

“激活”中國古代文論是可行的，只是難度比較大，需要使用者有比較高的古文功底。可用古代文論的話語方式、文體方式、語言方式來言說中國古代文學，就像中國古人一樣，也可以用它來言說西方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

從話語上說，文論體系之間有些是不兼容的，但這不是用一種文論排斥一種文化論的理由，它們之間不能“匯融”、“貫通”，但可以并存。文論雖然屬于“科學”，但它是“人文科學”，非“自然科學”，它本質是對文學現象的解釋、言說，只要言之成理即可，沒有絕對的“正確”與“錯誤”之分。

有一段時間，文論界熱衷于討論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性轉化”，這當然是源于中國古代文論知識化的現實以及突圍的嘗試，本質上是利用中國傳統優質的文論資源，也可能是受儒學的“現代性轉化”的影響。但現在看，古代文論就是古代文論，沒有“轉化”的必要，也沒有“轉化”的可能。從運用的角度來說，中國古代文論重要的是“激活”，而不是“轉化”。

中國古代文論是完備的文論體系，它建立在充分的文學創作實績的基礎之上，它以強大、繁榮的中國古代思想文化話語作為基礎支撐。中國古代文學具有悠久的傳統，有2000多年綿延不斷而輝煌的歷史，不僅作品數量驚人，而且種類繁多，文類齊備，在大的類別上基本上可以涵蓋世界文學的各種文體，不論是在敘事、抒情，還是小說、詩歌、散文、戲劇，中國古代文學都達到了很高的成就，中國古代文論就是在對這些優秀的文學作品及文學現象的言說中建立起來的，反過來又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產生了良好的作用。中國古代文論在話語上也非常完備，構成完整的體系，有豐富的術語、概念和范疇，這些專業的術語、概念和范疇的背后是更為復雜而豐富的倫理、教育、政治、哲學等術語、概念和范疇，它們和文論話語構成一體，有機地配合，能夠對非常精微的中國古代文學從思想、主題到文學表現、藝術技巧等進行有效的表達和言說。而且，因為中國文學和世界其他各民族、各國家的文學有共同性，所以它也可以很好地言說世界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學，也可以很好地言說中國現當代文學。所以，中國古代文論是優質文論話語體系，在整個世界文論中具有獨特的價值，既具有理論價值，又具有實踐價值，是經過2000多年中國文學實踐檢驗的正確而有效的文論體系，為什么要“轉化”呢？把中國古代文論強行“轉化”成現代文論，那古代文論就不再是古代文論了，只能是一種不倫不類的東西，是一種等而下之的東西，是一種沒有價值和意義的東西。

對于中國古代文論，我們今天真正要做的是如何把它從知識形態變成應用形態，除了學術層面的研究和發掘以外，更重要的是運行它從而激活它。用它來言說和表達中國古代文學，因為它們本身就是孿生的，具有“互文性”。當然也可以用它來言說中國現當代文學，那將是別一番滋味、別一樣風格，也許能夠說出很多現代文論說不出的東西，也即會有許多新的發現。中國古代文論只有在應用的過程中才能發展、拓展、新生，它的價值才能夠體現出來。中國古代文論的地位和價值主要是通過應用來達到的，而不是通過提倡、呼吁來達到的。中國古代文論的“復活”不是詞語意義上的，而是體系上的、話語方式上的，它需要文言“語體”，也即需要和其他古代思想話語配合使用。中國古代文論是一個有機整體，又是整個中國古代思想話語體系的一部分，中國古代文論話語不能拆開零散使用，不是用了古代文論的某些術語、概念、范疇，那就是古代文論的“應用”了，那只是“因素”存在。同時，中國古代話語只有和其他中國古代思想話語一起復活時才是真正的“復活”。當今，中國古代文論主要停留在學術研究的層面，這種研究本質上是用現代文論的標準來解釋、評價古代文論，古代文論主要是一種文論思想資源，雖然這種研究非常廣泛，是主流，但這并不重要。中國現代文論只有近百年的歷史，而中國古代文論有2000多年的歷史，所以中國古代文論更應該是中國“本位”性的文論，我們應該復活它，而不僅僅只是作為一種思想文化資源。

未來，西方文論還會不斷地引入中國，但它更多地是作為西方形態文論的引進，而不是為了建構中國現代文論的目的，也就是說，它不必融進現代文論體系之中。和“古”“今”兩條腿走路一樣，“中”“西”兩種文論也可以兩條腿走路。科學是同一的，沒有“西方科學”與“中國科學”之分，但文論卻可以有西方的文論和中國的文論。中西方文論在精神上可以是相通的，但在話語體系上則可以是完全不同的，這恰恰是思想文化的本義。

繁榮中國當代文論，不否認、不排斥任何一種文論，西方文論、中國古代文論、中國現代文論等，它們的價值不是由其性質決定的，也不是由理論本身決定的，而是由其批評實踐決定的，由其實用性決定的。所以，中國當代文論建設，重要的不是主張，而是理論運用于實踐，包括文學研究、文學批評，中國文論只能在實踐中延伸、發展和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