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基本還是一個冥想式的作家，在現實中獲取一定量的信息之后，基本靠想象來完成作品。所以我的小說并不是一種嚴格的寫實主義。

《松林夜宴圖》，孫頻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32.00元

她的文字中透著徹骨的悲傷和絕望。

我曾試圖追問這悲涼、孤獨甚至冷酷來自何處，孫頻以她特有的委婉表達了自己的主見。她書寫她眼中的世界，也許這表達有些夸張，我們又不得不承認，現實生活中，夸張甚至荒誕者比比皆是。

孫頻獨樹一幟的寫作個性給閱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說評論》雜志主編李國平評價“ 孫頻的創作有點和時代某種文學趣味、文學風尚、文學提倡格格不入”，她的小說“實際上修復了我們的一些文學認知，喚起了我們的一些文學認知”。的確，孫頻關注與時代碰撞下的微小個體，并在近年的寫作中轉向開始和歷史對話。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王春林以小說敘事特色為切入點，認為“ 在身體呈現中，她把整個人生觀、世界觀，對社會政治整個思考都凝結其中”。

她成為近年來頗受矚目的80后作家，從2008 年開始小說創作，十年來其作品多次入選年度文學排行榜，曾獲趙樹理文學獎、第二屆“紫金·人民文學之星”獎。中篇小說《醉長安》獲《小說月報》第十五屆百花獎，《乩身》獲第六屆花城文學獎，《我看過草葉葳蕤》獲第六屆紫金山文學獎。

中華讀書報：你的作品比喻和意象比較多，這些比喻固然使小說更加生動并富有畫面感，但過于頻繁的比喻，是否也會帶來一點負面的效果？你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孫頻：任何一種愛好變成嗜好的時候都會產生負面的作用，比如我小說中比喻的密集。意識到這個問題之后我正試圖做一些有意的改變和其它嘗試，但讓一個作家的小說忽然就變得面目全非也是不太可能的事。

中華讀書報：你的很多小說，人物關系非常緊張，比如《柳僧》中的母女，《光輝歲月》中的母女等等，即便是男女之間，也缺乏和諧的相處。這么集中地處理人物的緊張關系，是因為什么？小說中經常出現的一些母題是否和作家本人的生活經歷有關？

孫頻：作家這個群體本身就是一個有著隱秘創傷的群體，很多作家的小說中也會經常出現一個原生性的創傷，這個原生性創傷并不是一個狹隘的概念，并不是一提創傷就是什么童年不幸啊，父母離異沒有愛啊，沒有得到過溫暖啊，這樣理解創傷太淺層次了，也不是從文學的視域來理解的，倒更像是性格分析學。

我指的這個原生性的創傷是各種因素疊加起來之后，無可回避地對一個人的精神氣質和深層次性格產生的影響，而且就算你長大之后能夠很清楚地看到自己身上的一些東西，卻是終生無法擺脫。這種東西不是一種具體的經歷或者一個具體的地名，更像一種無形的氣息。當你寫作的時候你就會知道，它就在那里，它蟄伏在你的生命深處或命運深處，如影相隨。如果說我小說中會出現一些緊張的人物關系，那一定不是我刻意而為，那只是我的一種本能，或者說是原生性創傷的某一個反射面。這些東西是無法解釋的，因為它已經成為命運的一部分，也無所謂好壞，因為如何度過一生并沒有一個范本可以參考。成功或失敗仍是世俗層面的，而和心有關的屬于另外一個范疇。

中華讀書報：《柳僧》中母女倆被母親早年的相好殺死，《去往澳大利亞的水手》中寫到孩子們將殘疾人的斷腿折疊當成游戲…… 很多細節讓人看了不免覺得殘酷。你在寫作的時候，又是怎樣的狀態？為什么寫得這么“狠”？

孫頻：經常聽到有人說某某人的小說寫得狠，大概所謂狠就是太用力吧。我倒覺得有的寫得很輕的作品也很好，而有些寫得用力的作品也未必不好，比如奧康納啊，安妮普魯啊，甚至在巴別爾和胡安魯爾福的作品中也經常能看到這種很有力的東西，這并不是影響小說本質的東西。小說本身就沒有定數，沒必要讓所有的作家都是從一個培訓班里出來的腔調。至于寫作時的狀態是不可能虛偽與做作的，無論怎么寫都一定是一個作者最投入心力用情最深的時候。

中華讀書報：相比而言，《松林夜宴圖》中，這種緊張關系相對緩和。為什么會有這種變化？

孫頻：一方面和年齡有關系，三十多歲寫作的心態和二十多歲時相比還是有了變化，就是說不會再像從前那么極端地看待一件事情，那種極端化其實還是一種小女孩的寫作。人在歲月中大概都會變得溫和平靜一點吧。另一方面

就是反思自己從前的寫作，也渴望有一些變化，倒不是為了迎合什么，主要是對自己從前的寫作有了厭倦感，想寫出一些不同的東西和感覺，一輩子寫一種感覺也是痛苦的，這也是一個作家在成長中一些必經的過程吧。

中華讀書報：《丑聞》里提到《第二性》，《松林夜宴圖》中也到《第二性》，你如何看待《第二性》在小說中起到的作用？

孫頻：坦率地講，即使讀過，《第二性》對我也沒有產生本質性的影響，因為我知道自己不算一個新女性，也不愿把女性主義的帽子扣在頭上標榜女性意識，事實上我不喜歡任何主義，一些根深蒂固的東西和這人世間的無奈我知道我已無力改變，尤其到三十多歲之后更是深刻地認識到這點，也曾被人詬病為不夠新女性，但不等于我不懂得人類起碼的文明進程。所以在小說中出現《第二性》的點綴，仍是想表達一點對女性的起碼尊重和憐憫吧。

中華讀書報：《松林夜宴圖》中融入了書信、詩歌，包括霍夫曼斯塔爾寫給梵高的信，蘭波的《奧菲利亞》，還有轉引自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中一位“右派”寫給他妻子的信。另外也引用了葉芝、余秀華的很多詩歌。這種寫法在你的小說中是很新穎的一種表達方式。

孫頻：小說本來就是一種充滿探索空間的藝術形式吧，其實不該有那么多規矩約束小說。而且你自己在一種寫法里寫久了也會充滿厭倦，會影響你對小說的感受和熱愛，連看自己都會覺得面目可憎。這篇小說里融入詩歌和書信就是一種文體上的探索，另外與這篇小說的內在氣質有關，這篇小說史抒情性是比較強的，那么，在每段的末尾加上一些詩歌和書信一是有了語言的參差感，二是對小說主題的升華，像蕾絲邊一樣點綴著主題的沉重，造成一種輕盈感。

中華讀書報：《松林夜宴圖》一書中的三個故事，都充滿懸念。尤其《松林夜宴圖》，外公的畫里到底藏著什么故事，最后沒有揭開謎底，先后借著幾位故事中的人物予以分析判斷，最后李佳音的男友（居然正好是心理學碩士，這個巧合感覺設計的痕跡很重）判斷“ 會不會是你外公當年害死了他們？”——這種留白是有意的嗎？

孫頻：小說不是詩歌或散文，它是需要有故事來支撐的，那么對于小說來說，有一點懸念也不算壞事。《松林夜宴圖》這篇小說之所以有這么多留白，有以下原因，一是主題的需要，不需要什么都寫出來，讀者心知肚明。二是這篇小說涉及到很多藝術知識，尤其是中國的山水畫，而中國山水畫的真正迷人之處就是留白與空間，那么在文體上這樣寫也算與此相呼應，彼此照應著遮掩著，如古典園林一般，從一扇窗戶里看出去卻是更深更遠的景致。

中華讀書報：很喜歡《柳僧》，寫得特別真實，倪慧對母親英蘭的心理，是兩代人之間常有的，她想要為自己的粗暴向母親道歉，可是那句話一直到死未能說出口。你特別擅長描寫心理。

孫頻：我小說中是有較多的心理描寫，首先我覺得不應該把心理描寫視為一種過時的寫法，如果寫作真是時尚那也自有著時尚的輪回。其次如果一個人用心理描寫較多，一定是因為這種寫法與她自身的某些東西比較貼切和契合，就是說，這樣寫起來覺得很輕松很自然，這樣寫的人多數應該是比較內向的，整個人的氣質應該是一種向內行走和追問的氣質，才會對人的心理有相對執著的興趣。

中華讀書報：你的語言華麗精致，但是也有個別，感覺和人物的身份不太貼，更像作者本人的感慨。比如《光輝歲月》中梁姍姍的同門師兄談到大學現狀那段。你覺得呢？在處理人物語言時，你有什么標準嗎？

孫頻：那段對話在整篇小說中是有些生硬的，其原因一是他們的對話承載了我自己的思考，除了靠人物對話我還沒有想到更好的表達方式，二是考慮到這是兩個博士之間的對話，談一些形而上的問題還是能立住腳的。隨著時間的流逝和年歲的增長，我在小說中想探討和表達的一些主題也在漸漸深入，有時候可能會出現文本不足以承載思想的片段，所以顯得生硬。總體來講，我還是一個對語言要求非常高的人，需要一種屬于我自己的語感來帶動自己。

中華讀書報：你的很多作品，探討了知識分子的精神困境，情感的蒼白貧瘠，比如《萬獸之夜》里的李成靜、《光輝歲月》里的女博士梁姍姍…… 她們都經歷過感情和對世界認知層面的困境，又在世俗中被自己的情感所傷害。你覺得作家應該如何處理情感這種題材？

孫頻：說實話，我現在覺得很多題材都是階段性的，大概沒有哪個作家會終其一生只寫一種題材。這與人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的變動有著很大的關系，生活是個物質層面的東西，但物質層面的改變會帶動精神層面的變化。哪怕一個人換一個地方生活，結交新的朋友都會對他的寫作產生影響。更重要的是內心里渴望與欲望的消遁與更迭，當一種渴望或痛感開始消失的時候，或精神上忽然有了什么豁然開闊的感覺，你都會不自覺地轉向別的寫作素材。

中華讀書報：《松林夜宴圖》《去往澳大利亞的水手》《萬獸之夜》等作品中，都涉及了中國當下社會現實的種種弊端。你是通過什么搜集這些素材的？ 這種批判意識，大概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融入作品的?

孫頻：作家們獲取素材的途徑五花八門，有些人必須靠與人群的近距離接觸，有些人靠聽來的看來的，甚至靠看新聞都是可以的，只要是適合自己的方式就好。我基本還是一個冥想式的作家，就是說，在現實中獲取一定量的信息之后，我基本是靠想象來完成作品的。所以我的小說并不是一種嚴格的寫實主義。這種批判意識是從我一開始寫作就有的，因為寫作的最初動力必定有著對現實層面的種種不滿與不平，而在后來的寫作中，這種意識也是不會消失的，這是小說中的最核心動因之一，所以難以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