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劃人語

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到改革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寫實主義；從《收獲》《十月》《當代》的創(chuàng)刊出版到影視劇本的創(chuàng)作熱潮；從手抄本、鉛印本到網絡文學盛行。改革開放40年來，國人文學閱讀的變遷與文學創(chuàng)作的變革，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劇烈，都要壯麗。在這些現(xiàn)象身后，是改革帶來的政通人和，是作家們向改革先鋒致敬的熱忱與向民族內心追尋的情懷。回首40年文學變革之路，尋找改革痕跡與尋根之旅的歷程，就是追憶改革的豐功偉業(yè)，回憶往昔崢嶸歲月。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考察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與社會變遷，簡便的方式就是閱讀這一時期的主流文學作品，如果群體作品大多呈現(xiàn)奮發(fā)向上又不乏冷靜理性的面貌，這個時代也注定是個不斷奮進的時代。1977年，劉心武小說《班主任》發(fā)表，1978年盧新華《傷痕》刊發(fā)，作為向上一個時代的告別，中國作家開始將目光投向未來。

奮發(fā)意志，投身改革，同時又努力轉身，尋找民族心靈的根基，這種看似矛盾，實則互為依靠的兩種趨勢，成為40年來幾代作家的共同追求，也成為時代主題。40年來，記錄改革痕跡與回首尋根之旅，構筑起中國作家和中國讀者的精神家園。

開拓者的故事

改革給中國人帶來的，不僅是物質生活上的富足，更有精神領域的豐富。個體思想和生活空間擴大，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需求日益多樣化。

1978年以前，文學刊物并不多，隨著經濟社會的變革，《收獲》《當代》《十月》《中國作家》《鐘山》《花城》《大家》等文學刊物大增，作為新的文學作品的土壤，滋養(yǎng)著剛剛蓬勃發(fā)展的閱讀空間。

1979年，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在《人民文學》刊登，喬光樸——一位站在改革潮頭，不畏艱險的改革家形象從字里行間站立起來。作品一經刊登，便成為改革文學的開山之作，獲得當年度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

面對百廢待興的工廠，“喬光樸沒抬眼皮，用平穩(wěn)的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口吻說：‘別人不說我先說，請局黨委考慮，讓我到重型電機廠去。’”這不僅是喬光樸，更是那個時代改革家的生動寫照。改革路上必然苦難重重，面對曾誣告自己的人，喬廠長并不忌諱，仍舊用人以才，而后公正教育“但不許你再鼓吹那一套，而且每干一件事總要先發(fā)表一通理論。我生平最討厭編造真理的人”，字字鏗鏘。小說結尾“喬光樸毫不客氣，喝了一口水，把臉稍微一側，用很有點裘派的味道唱起來：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儼然一位包公立在讀者眼前，站在改革潮頭的斗士形象躍然紙上。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的痕跡就從沒脫離讀者的主流視線。張潔《沉重的翅膀》，也在描述重工業(yè)工廠的故事，是重工業(yè)起飛伊始的寫照；賈平凹《雞窩洼的人家》，透視鄉(xiāng)村改革現(xiàn)狀，《開拓者》《燕趙悲歌》，改革者前赴后繼，在一個個沒有硝煙的戰(zhàn)場中犧牲著自我，燃燒著青春。作家把他們的形象描繪在文字中，在中國文學歷史進程中，留下改革先鋒的足跡。

向心靈深處的反思

時光流轉，改革故事在文學史上踏雪留痕。可作家們的視野與讀者的期待并不止于此，他們更希望探知我們的民族將如何行走，走向何方。他們探知未來的方式，便是回首往昔，從民族的根本與源頭找答案。

1985，回鄉(xiāng)知青史鐵生發(fā)表了小說《命若琴弦》，同年發(fā)表的還有王安憶的《小鮑莊》，韓少功《爸爸爸》。

《命若琴弦》中，一老一少一對盲人師徒，四處演奏糊口。但是他們一直懷揣著一個秘密：老瞎子的師傅曾將治愈眼睛的藥方塞到他的琴里，彈斷一千根琴弦當做藥引子。日積月累，當?shù)谝磺Ц傧医K于斷開的時候，秘密卻無情地被揭開：

“那張他保存了五十年的藥方原來是一張無字的白紙。他不信，請了多少識字而又誠實的人幫他看，人人都說那果真是一張無字的白紙。”“老瞎子的心弦斷了，準確地說，是有一端空無所系了。一根琴弦需要兩個點才能拉緊。心弦也要兩個點——一頭是追求，一頭是目的——你才能在中間這緊繃的過程上彈響心曲。”

社會的變遷不也正如此，不論現(xiàn)實如何殘酷，一頭是追求、一頭是目的，中間的琴弦才能緊繃彈響心曲。垂死之際，讓老瞎子忽然覺醒的，已不是自己的身世，而是徒弟的命運，是未來的希望。

后人這樣評價，“在尋根問題上，作者表達了見解，根和尋根是兩回事，一個僅僅是，我們從何處來以及為什么要來，另一個還是為了我們往何處去，并且怎么去。”《命若琴弦》是一個抗爭荒誕以獲取生存意義的寓言故事。

80年代的文學尋根之旅，并沒有合上大幕。余華《活著》，關照了人的整個一生，從顛沛流離到篤定生活，陳忠實《白鹿原》，視角透視到一個大家族的近百年歷史中，追問我們從何而來，向何方而去。

史鐵生在《我與地壇》中直言，“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將一個歌舞煉為永恒。這欲望有怎樣一個人間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計”。“尋根”的作家們試圖從傳統(tǒng)文化心理、性格上推進“反思文學”的深化，并發(fā)掘、重構民族文化精神。

汪曾祺、阿城、鄭義、史鐵生、王安憶、張承志，馮驥才……“反思”深入到屬于事物“本源”意義的趨向，探索歷史與民族文化心理“積淀”之間的關系。文學批評家李慶西表示，他們的主要意圖，是在于“尋找民族文化精神”，以獲得民族精神自救的能力。

沖破藩籬前行

1995年，霍達《穆斯林的葬禮》發(fā)表。此時，是否要將某一作品或某位作家位列“尋根文學”似乎已不重要，“根”與“尋根”的外延都在不斷擴大。尋根的探索，已深入作家心靈。

《穆斯林的葬禮》中，一面是因打碎玉器留下學徒而放棄朝圣之旅的韓子奇，一面是梁家兩位性格迥異的姐妹：姐姐梁君璧篤信宗教，心中只有信仰與家庭，而一生沒有愛情，她的思想“單純”，認為愛情是惡心的東西；妹妹梁冰玉，卻是上個世紀40年代的新女性，上過大學，向往純真的愛情，也因愛情傷過心，經歷的兩段感情，使她畏懼，最后將自己的心交給姐夫韓子奇。

一面是極度保守，一面渴望沖破藩籬。這正是社會變革中，每個單位、每個社區(qū)、每個家庭中兩種面目的真實寫照。

市場經濟大潮涌動，中國作家們似乎并不滿足于前幾十年的成績，繼續(xù)在改革和尋根的路上追尋。王朔《北京人在紐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大話社會變革前沿的生活與經歷，《廢都》《白鹿原》等“陜軍東征”，將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信念與理想融通。賈平凹《廢都》，莫言《紅高粱》，仍在堅持著尋根的使命。此時，稿費已不像過去那樣豐厚，因此出現(xiàn)了作家“下海”現(xiàn)象，影視劇本，以及以嚴肅文學為底本，進行影視化改編的風氣盛行，卻不乏嚴肅文學的內蘊。文學，以另一種面貌延續(xù)改革與尋根的使命。

上世紀90年代末，河南作家二月河的康雍乾“帝王三部曲”，一改新中國成立以來姚雪垠奠定的古典小說寫作范式，將祖孫三代三位帝王描寫為充滿氣魄的改革家，借古人故事贊頌當今的改革斗士。有趣的是，其中兩部都被改編為影視劇，而且多次播放，膾炙人口，至今不衰。其所尋之根，以及所歌頌的改革魄力，在歷史的語境中得到完美融合。

《白鹿原》數(shù)次登上銀屏，《走西口》《闖關東》，在以另一種方式延續(xù)著尋根旅程。《亮劍》中的李云龍，《潛伏》中的余則成，儼然喬廠長的又一次化身。所尋之“根”，已拓展至廣袤的中國歷史中；而改革家的步伐也不限于工業(yè)，不限于上世紀70年代。所尋之根，值得被銘記，改革的魄力，值得被肯定。改革與尋根的兩條主線，繼續(xù)彈奏著政和安樂的治世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