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鄉周刊》：小說名字是《借命而生》，這里的“借命”是指什么？

石一楓：從人物關系上最直接說是姚彬斌把他的命借給了許文革，犧牲自己救了兄弟。升華一點說是杜湘東向與他有經歷交割、有關系的人借命，再形而上地說，我們每個人活著都不是完全為自己活，一部分是為了別人而活著，每個人的生命與別人都有交集和分享，都是“借命而生”。

《書鄉周刊》：為什么會想到寫一個三十年前（1988年）警察和逃犯的故事？

石一楓：一次無意間我看到一個信息，1992年版刑法比較嚴格，1997年又頒布了修改后的刑法，說過去犯罪的人，新刑法之后才被抓住的，判決的依據是“從輕不從重，從輕不從舊”。于是我生出了一個小想法：假如有個人（上世紀）八十年代犯了罪，2000年才被抓住，那他會不會少判很多年？雖然判地輕，但這么多年一直在當逃犯，他的生命到底是值了呢，還是虧了呢？我就想把它構思成一個小說。當然落實到創作上，寫一個傳奇的逃犯反而沒有特別大的意義，寫作過程中發現，其實寫抓逃犯的警察更有意義，也更有意思，這樣警察就成了主角。

《書鄉周刊》：故事主角警校畢業的大學生杜湘東被分配到了北京郊區的“第二看守所”，小說里寫“那時的北京，出了永定門就是一片倉庫，再往南走恨不得全是菜地，杜湘東所在的看守所更是建在了菜地邊緣的山底下”。你對那邊熟悉嗎？

石一楓：其我是爺爺奶奶來北京的，第三代，有資格說自己是北京人，但不是“老北京”。我小時候去南邊不多，多數了解是靠查資料，比如小說涉及到每個年代的監獄生活、法律條文、警察管理條例，還有城南一些國企工廠的情況。每一個細節都要查資料，甚至犯罪分子寫的自白。現在網絡時代查資料很方便，尤其一些視頻資料。

《書鄉周刊》：有評論稱這部小說是中國版《肖申克的救贖》，你認同這個說法嗎？

石一楓：這個故事和《肖申克的救贖》有相通的地方，也是講一個越獄和逃犯的故事，這是表層的，當然我自己沒有史蒂芬·金（《肖申克的救贖》作者）那么偉大。更深層地說，《肖申克的救贖》講的是一個人在絕境中也不放棄，仍然向命運求生，小人物也想要做英雄。我的故事里，杜湘東等人也是因為沒放棄，成了另類的英雄。

《書鄉周刊》：杜湘東用一輩子去追捕這個逃犯，雖然沒有獲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但對自己的堅持有了交代。在你的小說里似乎很少有成功者？

石一楓：講成功者的故事的地方太多了，文學還是應該講一些失敗者的故事，普通人的故事，小人物的故事。

《書鄉周刊》：這部小說中杜湘東的妻子是個比較強勢的女人，你的作品中女性人物都算“力量型”的，比如《世間已無陳金芳》的陳金芳，《營救麥克黃》的顏小莉，《特別能戰斗》里面的北京大媽。

石一楓：這確實是個問題，我也一直在想。可能我印象中的女性都是很堅強、很勇敢，很有能力的人。有些作家可能會比較喜歡塑造柔弱如水的女性形象，可能那樣的人比較自信。我是因為自己在女性面前沒太多自信，所以我概念中的女性都精神強大。

《書鄉周刊》：與你早期的作品《紅旗下的果兒》《戀戀北京》等作品相比，這次寫作似乎不再有以往幽默風趣的語言風格，變得嚴肅起來，你在有意做這樣的轉變嗎？

石一楓：這是一部第三人稱的作品，不是以“我”的視角敘述的，其次這是一個警匪的作品，小說本身的主題比較宏大和嚴肅。這些都不太適合那種插科打諢的方式，幽默自然就少了很多。該嬉皮笑臉的時候就嬉皮笑臉，不該嬉皮笑臉的時候就得正經了，說什么事用什么腔調。作為一個寫作者，多掌握一兩種腔調是必須的，我對自己（能掌握）也比較欣慰。

《書鄉周刊》：這是你第一次寫第三人稱的作品？

石一楓：《借命而生》對于我而言，剛開始是想解決我在寫作中的一個基本問題。人寫作到一定程度，都會存在一兩個問題，比如有的男作家寫女的不像，女作家寫男的不像，我的問題是寫第三人稱不靈，必須得通過“我”盲目式地寫，由“我”去看別人。《世間已無陳金芳》是由“我”去看陳金芳，《地球之眼》是由“我”去看安小男，《心靈外史》是由“我”去看大姨媽。這幾部作品可能比以前的第一人稱更“狡猾”一點，“我”更復雜，有些文人氣息，這樣可以讓小說更復雜，但本質上是我不能寫第三人稱，這是我的最大的問題。你要是覺得自己還有點文學追求，就一定要嘗試解決問題，不要厚顏地說這是我的特色，這個問題就帶過去了，我們應該迎難而上，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書鄉周刊》：似乎作家都會經歷一個從自我經歷轉向他人經歷的過程，對你來說是這樣嗎？

石一楓：《借命而生》最早的動機是寫一個跟我個人生活不一樣的故事，因為陳金芳、安小男里都有一個人物是和我的生活環境相對融合的，就是大城市里知識分子這種人，通過一個橋梁過去找與我不重合的人，而《借命而生》全是與我不重合的人。我以第三人稱寫與我不重合的人，這可能是一種成熟的方式。

《書鄉周刊》：故事里有個很有意思的角色，就是杜湘東看守所的警察同事老吳，老吳快退休了，每天喝幾口五十六度的二鍋頭，之前杜湘東看不起老吳，覺得他“活在廉價的醉生夢死”中，后來等到杜湘東經歷了一些事，人到中年后，又覺得老吳“有可能才是活明白了的人”。

石一楓：我們可以想象老吳在年輕的時候，可能是另一個杜湘東。可能每個人都是這樣，我二十幾歲的時候最煩的就是我現在這樣的人，心想：您一個寫作的，一個當編輯的，有什么了不起的？那時候我沒想著當作家，有些很空洞的理想，覺得自己特別厲害，輕輕松松就能偉大，具體怎么偉大也不知道。我經歷了二十歲、三十歲、到現在四十歲，生理年齡和心理年齡都在經歷一個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