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

張柏然（1943—2017），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我國英語語言文學界資深學者、著名英漢翻譯理論家、雙語辭書編纂家，1943年出生于江蘇武進，1966年畢業于南京大學外文系并留校任教，此后曾任職于泰州紅旗農場、連云港隴東中學、連云港市教育局，1976年調回南京大學外文系任教，1985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中國辭書學會副會長、江蘇省翻譯協會會長、南京大學外文系英語專業教研室主任、南京大學雙語詞典研究中心主任等職。

張柏然先生學術造詣高深，在構建“中國特色翻譯理論”、英漢雙語詞典學理論與實踐研究方面均有很高建樹和重要貢獻。他主編的《新時代英漢大詞典》開創了我國語料庫辭書編纂的先河，被譽為“中國的‘牛津’和‘朗文’”，影響深遠。《新時代英漢大詞典》曾獲江蘇省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教育部第四屆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語言學類）二等獎、中國出版集團優秀辭書獎等。他熱愛教育事業，專業功底深厚，教學經驗豐富，教學效果突出，深受學生愛戴，曾被評為南京大學優秀研究生導師和江蘇省優秀研究生導師，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優秀的英語專業人才。

東方神采

近代以來，翻譯作為中西文化對話的載體與表現形式，成為中國引進西方現代文化與文明觀念的最便捷途徑，它將西方近代學術上的各種新成果帶入了中國。經過西學洗禮，中國學界對于世界、歷史發展、政治、經濟、社會、自然界萬事的看法都有了巨大改變。

其間，一種以西方文化為價值取向標準的思維方式，在學界悄然建立起來。有學者指出，20世紀以來，我們一直試圖用西方的理論、概念、模型來解釋中國。與此同時，西方譯學觀念及其話語體系大量涌入我國譯學界，在為我國翻譯理論研究提供新視角、帶來新啟示、開闊新思路的同時中，這些觀念及話語在很多研究者心中，逐漸被奉為最高的學理依據，被拿來分析、研究中國翻譯現象，“借鑒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直接挪用或移植。這種趨勢幾乎造成中國翻譯學的“失語”。

正是在這樣的學術語境下，張柏然教授明確提出，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翻譯學”。在當時的國內翻譯界，這一主張有著直擊人心的力量，洋溢著卓越的思想前瞻性——

作為一個現代大國，中國是不是要在翻譯理論建設上以高度的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打造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翻譯學學術話語體系，這是翻譯界的一大時代課題，值得我們深而思之的。

中西融通應該首先把中西譯論的相似點、相近點找出來，加以比較、溝通，然后形成互補局面。中西譯論只能是相似、相通，而不能是相同。如果我們把這些方面找出來，形成互補，就達到一種交融的境界。

要使我們的翻譯理論體系具有中國的優勢，必須重視我們自己的經驗和智慧，要養成我們中國式的人文情懷、文化姿態和敘事方式，直接進入中華文明的歷史發展的過程，體驗和思辨出具有自己文化專利權的原理、原則。然后對東西方的原理、原則進行互相參照，互相貫通，相同的東西通之，不相同的東西比較之，在參證比較中得出更加深層次的結論。

重建中國譯論，至少有這么幾條道路可以探索。第一，以現代觀念去整理中國的譯論遺產，探究中國譯論的現代價值與意義。第二，以創造性思維對西方譯論流派進行變異，在世界譯論流派史上刻上中國的名字。第三，以中國文化的整體性，去整合西方片面精確的譯論，使之在更高的文化層次上得以整合與優化。

建立中國翻譯學，我們要立足于中華民族的語言、文化、思維方式，從本民族的語言與文化現實出發，從漢-外、外-漢語言文化對比研究的實際情況出發，描寫翻譯實踐過程，展開翻譯理論研究。

——摘自張柏然著《譯學研究叩問錄》

世紀之交，張柏然教授始終堅持向內用力，致力于從中國傳統智慧中尋找新時期翻譯學的學術生長點。他聯合境內外一批有遠見卓識的學者，在《光明日報》、香港《文匯報》和世界頂尖翻譯學理論雜志META上發文，倡導在多樣性的世界文化中發展中國譯學研究，清晰描繪出中國翻譯學的建構路徑——對一些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翻譯學經典進行現代性的“還原釋讀”，從其文化精神的內核中，迸發出具有中國現代特色的譯學理論，同時對極其豐富復雜的中國翻譯現象進行系統搜集、整理、考訂和理論把握，即“現象統觀”，從而建立起一種具有東方神采的“感悟翻譯哲學”，在西方譯論走向形式科學的同時，促使中國譯論走向生命科學，創立一種包含著豐富的中國智慧的“文化——生命翻譯詩學”。他明確指出，翻譯的本土經驗，尤其是民族審美經驗應該受到重視，這是翻譯學“主體性”的立身之本。

面對深厚的傳統文化和凌厲的異域文化，中國翻譯學應該以漢民族語言文化為立足點，挖掘、發揚中國傳統譯論的長處；運用西方科學、系統的研究方法對傳統譯論進行改造和升華，從而生成既蘊含中國豐厚文化內涵，又融合西方研究方法優點，而且體現了時代精神和風貌的新型翻譯理論。

中西融通

中國翻譯學的“中國特色”不僅在于用中國人自己的目光與觀點來闡釋中外翻譯現象（尤其是文學翻譯現象），還應當能夠連接被忽視甚至中斷了的古代翻譯理論傳統，從古代譯論中吸取豐富的營養，攝取那些具有生命力的觀念，激活那些并未死去的東西，使之成為新的譯論的血肉。在張柏然教授看來，有著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是多種多樣的，對精神現象的大一統、單一化的理解一旦破除，翻譯理論就顯出其自身的多姿多彩，加上各種學派的理論競相爭妍，就會顯得更加絢麗斑斕。

我們于21世紀重新謀劃中國翻譯學的原創性時，不能不首先明晰地意識到自己的主體身份和中國立場——這是中國學術獲得原創性的前提。我們必須在吸收中外古今譯論的基礎之上，創建起一套具有我們自己的理論創新的規范、術語與觀念系統，才能隨后恰如其是地闡釋本國翻譯與外國翻譯現象。

中國翻譯學的“中國特色”并不含有排他性，而僅表示有關的理論和方法扎根于漢語語言和包括文、藝、哲、美等在內的文化事實基礎之上。構建中國翻譯學既要立足本位，也要參照外位，既要注重共性，也不能忽視特性。世界翻譯學也期待著研究植根于漢語泥土、理論生發于漢語事實的新流派，呼喚導源于中國學術傳統和文化語言土壤的新思想。

在長期的理論思辨和不輟實踐中，張柏然教授深知，翻譯學在本質上不是一類以價值中立、文化無涉為前提，以事實發現和知識積累為目的，以嚴密的邏輯體系為依托的科學活動，而是一類以價值建構和意義闡釋為目的的價值科學或文化科學。任何一個文化大國，在建設自身翻譯理論體系之時，都要以本國翻譯經驗作為最基本的認知材料，作為整個知識體系的骨架和網絡。

中國的文明過程，中國的文化材料，才是我們的優勢所在，也是中國翻譯理論原創性的根據所在。因此，中國翻譯學界應當以本民族的文化和譯論資源為依托，凝聚、生發出具有民族特色、大國氣象、大國風范的現代譯論。

其中，“中西融通”與“古今溝通”成為關涉中國翻譯學前途與速度的重大問題。“中西融通”以理論創新為目的，是對中西翻譯理論中共同性、互補性的東西進行融通，從而提出新的范疇和新的理論。“古今溝通”并非簡單的復古，而是要深入中國古代譯論寶庫，懸置前人見解，讀出真切體驗，將古人散金碎玉式的論述用現代理性眼光連綴起來，給古代譯論建構一個理論語境，并加以適當闡釋，從而建構出現代性的翻譯理論。

雖被冠以“特色學派”，張柏然教授對于翻譯的認知，卻從未偏執于一端，他在多篇著述中強調，中國翻譯學“主體性”的建立不能通過對西方翻譯學的形式化拒絕來達到，只有深入到西方翻譯學的核心，充分了解“他者”，才能清楚確立“自我”，既不能奉“西學”為圭臬，也不能以“中學”排斥“西學”，而是要既突出翻譯理論的中國特色，又不刻意抹殺翻譯活動的普遍性特征。

“中西融通”之意，即把中國傳統譯論擅長的綜合感悟與西方譯論擅長的邏輯推理相結合，只有從中西譯學比較入手，借助于“他者”的參照，由外在比較達于內在超越，促進中國譯學實現其古典形態的現代轉換，從而在中西對話中，重建關于譯學的價值理解，重建一種具有更大圓周的話語和意義系統。

畢生穿越在中西文字、文學、文化之中，張柏然教授始終倡導，中國翻譯學建設應該“堅持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以中華民族的文化和譯論資源為依托，古今參互，中西融通，打造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范、中國氣派的翻譯學話語體系。

這是一份未竟的事業，我們應該把它堅持做下去，做出成果來。這一定是張先生最希望的。

（辛紅娟，寧波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徐薇，長沙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