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書壇，群星燦爛，出現了諸如吳昌碩、康有為、齊白石、于右任以及金陵四老等書法大師巨匠。他們秉承晚清碑學余緒，或以勢勝，或以力強，溯源三代，究心草章，融碑入帖，蔚為大觀。三原于右任先生即是其中一員卓爾不群的驍將，以其雄肆灑脫、抗懷希古、傲然自守的獨特的藝術風貌巍然屹立，尤其是其以碑入草的藝術風格，為后代所宗仰。

于右任（1879-1964）書法成就的取得首先源于天賦學養。其自少時即飽讀四書五經，熟諳文史，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洗禮。曾以第一名成績考入縣學，成為秀才。與吳宓、張季鸞并稱為“關學”余脈。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參加歲試，以第一名成績補廩膳生，被陜西提督學政葉爾愷譽為“西北奇才”，可見其傳統文化積淀之深。其于詩文學養之厚，時人亦重之。一生寫就大量詩文，皆有感時事，憂國憂民，抒修齊治平之理想抱負，呈磊落襟懷，示雅好清節。其又受新思想的影響，不固守封建說教，并身體力行投入革命。其詩文境界更為開闊豪邁，得詩文經學之滋養，其下筆自然能脫盡塵俗。

任何一個成功的書家，無論天資多高，如果沒有“退筆成冢”“池水盡墨”，殫精竭慮、力耕硯田的辛勞，想取得卓越的成就無疑是癡人說夢。于右任先生曾自述學書：“朝臨石門銘，暮寫二十品。辛苦集為聯，夜夜淚濕枕。”可見其在藝術追求的道路上所用心力之多。于右任崇尚碑學，不僅朝臨暮寫，還冥心搜求了從漢代至宋代的墓志近400余方，銘其齋曰“鴛鴦七志齋”，其收藏碑石因之也被稱為“鴛鴦七志齋藏石”。后悉數轉贈西安碑林，為中國書法遺產的傳承與保護立下不滅之功。

于右任于草書尤用心力，其于上世紀20年代末，即開始研究草書，以碑意入草，熔鑄百家，終成其雄肆醇厚、瀟灑流落的藝術風格，成就卓然，人譽“三原草圣”，又致力于草書標準化、規范化的工作。創立標準草書社，致力于歷代草書系統的整理和總結，確立“易識、易寫、準確、美麗”之四原則，為草書文字的書寫樹立規范，惠澤后人，厥功至偉。

于右任在書法與詩文方面的成就也得到他同時代一些文化大師和書法家的推崇，林語堂曾說：“當代書法家中，當推監察院長于右任的人品、書品為最好模范，于院長獲有今日的地位，也半賴于其書法的成名。”從于右任與同時期書法家的交往中，也可了解到他的古碑收藏與研究對其書風的影響。1967年，高二適為于右任所藏漢石經拓片題跋：“漢石經一方，八分以此為正宗，行筆婉媚，時露清剛之氣。聞原石為于某所藏弆，相與俱作逋逃藪矣。丁未寒冬舒父題。”于右任以碑入草，大巧若拙，拓寬草書格局，正得益于他的古碑收藏與研究。此外，《高二適詩存》收有高二適應于右任之約（1947年）端午和重陽二節賦詩多達十余首。我們還可從高二適悼懷于右任的詩中感悟到于右任在書法家心目中的學術地位與影響力，現謹錄其詩《自創草書譜將成，悼于髯》：“三原譽我書當家，而我詩書總世譁。髯翁能草我奚疑，我書屈鐵非世資。階下本無狂李白，邦瘁人殄淚斷續。古今才略與誰同，今看羊薄老江東。于思于思難再逢。”

于右任不僅是一個文人、詩人、書法家，更是一個革命家、赤膽忠心的愛國義士。其當年杖行天下，追隨孫中山先生加入同盟會，先后創辦《神州日報》《民立報》，積極宣傳民主革命活動。曾擔任國民政府審計院長、監察院長。為推翻滿清封建帝制，聲討袁世凱，抗戰呼號奔走，立下汗馬功勞。其將一生戎馬文心，赤肝忠膽注于筆端，得正大、雄邁、磊落、渾樸之氣象。方之書史，唯顏魯公與其似之。

習近平總書記于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自古以來，我國知識分子就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志向和傳統。”習近平總書記引用北宋大儒張橫渠的話，道出了中國知識分子對理想的追求和實踐，集中體現了作為中華兒女、炎黃子孫的責任和擔當。于人、于文、于書，于右任即是有此高蹈理想與責任擔當的踐行者。中國美術館是國家藝術殿堂，也是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傳播時代精神的重要窗口。在新的歷史時期，于右任即將誕辰140周年之際，推出并弘揚先生的書法藝術，彰揚先生的責任與擔當精神，具有積極而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