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年6月10日是吉爾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瑪托夫（1928—2008）逝世10周年紀念日。艾特瑪托夫是吉爾吉斯斯坦和前蘇聯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白輪船》、《一日長于百年》等。四十多年前，1973年，艾特瑪托夫的《白輪船》以“黃皮書”的形式出現在少數讀者的視野之中。日前，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艾特瑪托夫系列作品，其中包括他的首部長篇小說《一日長于百年》。

本文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提供。1985年初，《莫斯科新聞報》記者塔季揚娜·西尼岑娜前往吉爾吉斯斯坦采訪了著名作家艾特瑪托夫。下面是記者與作家談話的摘譯。

艾特瑪托夫

西：十四年前，當您的《白輪船》問世時，許多人肯定地認為這是您創作的頂峰……

艾：（露出笑容，搖頭）我個人卻認為，更好的作品還在我自己的腦子中……

西：《白輪船》使您馳名全世界，根據這部小說主要情節拍攝的電影也獲得了很大成功。十幾年已經過去，您現在是如何評價這部作品的？

艾：您知道嗎？我這人有個特點，可能是不怎么讓人喜歡的特點。那就是對于自己已經完成的作品根本不再感興趣。只有那些積在心中還沒有講出來的話才使人有一吐為快之感。一旦吐出，立即就如同擺脫痛苦的折磨，并且努力要把它們忘掉。

西：從而著手進行新的創作？

艾：是啊，作家的命運就是如此。我寫《白輪船》時，確實寫得很快，也寫得相當輕松。因為我寫的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一個人的良心與正派的性格在童年即已開始形成，我既是為自己而寫，同時也是為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那些人而寫。

西：這篇小說中的那個七歲的主人公死去了。您用成年人的痛苦去考驗一顆童心，要這個兒童經受和體驗他這個年齡所無力經受得住的精神痛苦……

艾：精神痛苦并沒有兒童的痛苦與成年人的痛苦之分，只有人的痛苦。很多人糊涂地認為，兒童尚未成“人”，只不過是未來的“人”而已。而事實上兒童已經是“人”了。這也是我寫這篇小說時要強調的。一個兒童在人格方面的完整與價值取決于他是如何成長的，也取決于客觀世界為他創造的環境。《白輪船》中的小男孩以一死來拒絕接受他純潔的童心所不能屈從的東西。

西：用您自己的一段話來講，那就是“這——是某一天閃了一下又熄滅的閃電的形象。閃電在蒼穹下發光，蒼穹是永恒的”。看來，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為自己和讀者攏到了慰藉的，是這樣吧？

艾：正是如此。我這篇小說雖然結局是悲慘的，但仍然充滿希望，您同意我的話嗎？

西：當然同意。不過您所有的著作都太憂傷了！您為什么選擇這樣的調子呢？

艾：（開玩笑的口吻）也許是我這個人本身就同憂傷結下了不解之緣吧。不過，如果實話實說，那么我確信，悲劇性是這樣一種強大的力量，它能使人們精神升華，從而去思考生活的意義。悲劇在古代文學中即已奠定地位是很有道理的。

西：我很想知道，您通過對生活本質的思考得出了什么結論？

（對這個問題，艾特瑪托夫侃侃而談。他講的內容如下：他的作品不論從哪一方面講都包含著對生活目的的思考。生活目的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他對這個問題的理解首先是認為，理性可以戰勝一切。因為理性與“善”彼此不可分，而與“惡”相對立。他認為當前人類尚未表現出比人道主義更為廣博、更能聯結全人類的精神。所以，文學的最高使命就在于：在喚醒人們理性的同時，傳播人道主義，因為人道主義是人類用以達成保衛和平協議的共同語言……）

西：您作品的中心思想和內容情節是如何產生的？

艾：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每次即將動筆時都感到無從下手，好像是有生以來頭一回寫作那樣，每次開頭總是覺得非常困難。不過，在我動筆之前，我總是已經知道如何結尾。寫《白輪船》和《一日長于百年》時情況也是如此。

西：我像千百萬讀者一樣，非常喜歡《一日長于百年》。我認為它不僅是一部文學名著，也是一部哲學名著，不愧與米·布爾加科夫的《大師和瑪格麗特》和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這兩部世界文學名著并列。

艾：把我的小說與這兩部名著并列，對我是非常高的評價。不過，我的這部長篇小說也引起很大爭論，遭到評論家和讀者的嚴厲指責。我由于在這部作品中采用了幻想的基調和比喻的手法，所受到的批評更尖銳。我感謝嚴格的評論，但是我認為，我們生活的時代由于科學技術成果的介入，也由于當代世界本身充滿了幻想，比喻手法已成為必不可缺的表現手段。

西：十四年前，評論家們曾經錯誤地把《白輪船》說成是您創作的頂峰，也許今天輪到我犯這類錯誤了。因為我認為，《一日長于百年》是您最優秀的作品。這本書的扉頁題詞是為了讓人們都明白，您毫無保留地把整個“自我”都溶化在這本書中。這句題詞是：這本書就是我的軀體，書里的話就是我的靈魂。

艾：這句話我是在十世紀亞美尼亞僧人、哲學家格里高爾·納烈卡琪所寫的《哀歌》中看到的。當時令我感到震驚的是，他竟讓自己的良心去經受了那些人類難以經受得住的道德考驗。

西：您的這部長篇小說也是充滿這種情緒和精神的。您的最高道德原則最令人感到震驚。而您卻正是用這個原則對主人公們的良心進行裁決的。

艾：我肯定，最高道德原則是偉大文學的起點。在道德與不道德，永恒與曇花一現，崇高與狠鄙的沖突中，一個人存在的意義及其重要性的大小，取決于他的人格如何以及精神境界的高低。由于我相信這一點，所以就努力把主人公，鐵路工人葉吉蓋，置于使我激動不安的問題中心，置于理想世界的中心，把他當作人類的全權代表。我的葉吉蓋是真正的勞動者，不是那些只會消費的人當中的一員。他思考，他給自己提問題，并且痛苦地去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

西：您為什么要把自己的主人公置于哈薩克草原呢？除了《花狗崖》之外，您過去作品的情節總是在吉爾吉斯草原，更經常的是在您家鄉展開的。

艾：這首先是因為我經常往返于我們共和國首都伏龍芝到莫斯科和其他城市之間，乘坐火車穿越廣闊而空曠的哈薩克大草原。列車經過一些不停車的小站。這些只有小簇房舍的小站總是使我思潮起伏。我時常深思這樣一個問題：這些小村子看上去與世隔絕，居住在這里的人過著儉樸的生活，但這種生活并不缺少激情，因為這種生活溶匯在全國的生活中，就如同一滴海水溶匯在整個海洋當中那樣。我這部小說的情節之所以在哈薩克草原展開，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宇航站和宇航飛行線在小說中占據很重要的位置。

《一日長于百年》外版封面

西：為什么要用宇宙來作比喻呢？

艾：我經常想到人同宇宙的聯系。我們利用原子核裂變，發現了宇宙的秘密，從而掌握了可以毀滅所有生物的巨大能力。在這部小說中使用借喻、比喻和幻想手法并非最終目的，只不過是思維的方法，是認識和解釋現實的一種方法而已。

西：據我理解，您是想利用這些手法來使情節尖銳化，是不是這樣呢？

艾：是的，虛構出描寫宇宙的那一部分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使人們通過荒誕不經的形式想象出今天那些對人類確實存在著的潛在危險。從而再度強調指出，世界上沒有比爭取和平和拯救文明更重要的任務。

西：您最早的職業是畜牧工作者。這一點想必有助您帶著喜愛的心情去描寫動物，也有助您如此深刻地理解它們的心理和行為。

艾：這是毫無疑問的。我畢業于農業學院。當過一段時間的畜牧工作者，因此我喜愛動物。也許這是一種遺傳性的感情，因為吉爾吉斯人世世代代從事畜牧。我自幼就注意觀察動物，因為我的童年是在我出生的村子度過的，少年時代又趕上了戰爭，不得不去農莊干活。這個經歷自然使我對動物產生了偏愛。所以在我的作品中也流露出這種感情。熱愛大自然和必須保護大自然的題材對我來說非常親切。今后，我將繼續寫這個題材。不久前，我去看望過一批牧羊人。他們給我講了一只狼的故事。這只狼之所以仇視羊群是由于有一個顧前不顧后的人搗毀了狼窩，抱走了狼崽。這只是不動腦筋、毫無心肝地對待自然界的例子之一，事實上在我們的生活中，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西：當前還有什么問題使您激動不安？您認為什么是危險性最大的“惡”？

艾：拜物主義、名利主義、厚顏無恥和庸俗習氣。我們不久就要慶祝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四十周年。四十年來，生活有了質的變化，也提供了新的發展條件。于是，有些人便自我陶醉，喪失了記憶，開始追求物質價值，而不追求精神價值。無怪乎俗話說”肚子越飽，腦子越空”了。但是，一個人在精神上的自我感覺才是使他配得上活在地球上的重要因素之一。為了心安理得地拼命追求升官發財，一味偽善，那么首先需要使自己不能稱之為人，就像我這部小說中的一個反面人物那樣。眼前的利益不應奪去我們的記憶。因為記憶是我們鐵面無私的良心。而良心是絕不允許一個人背叛他精神上的最高理想的。

艾特瑪托夫紀念郵票

艾特瑪托夫年表：

1952年，艾特瑪托夫開始發表作品。1958年自莫斯科高級文學培訓班畢業后，在《新時代》雜志發表中篇小說《查密莉雅》，開始成名，由此躋身蘇聯文學界。

1961年，發表中篇小說《我的包著紅頭巾的小白楊》。

1962年，發表中短篇小說集《草原和群山的故事》，次年因該書獲列寧獎金。

1966年，發表中篇小說《永別了，古利薩雷！》。

1968年，《永別了，古利薩雷！》獲得蘇聯國家獎金。同年，艾特瑪托夫獲“吉爾吉斯人民作家”稱號。

1970年，發表中篇小說《白輪船》。

1971年，獲得列寧勛章。

1977年，《白輪船》獲蘇聯國家獎金。同年，發表中篇小說《花狗崖》。

1980年，發表首部長篇小說《一日長于百年》。

1983年，《一日長于百年》獲蘇聯國家獎金。

1986年，發表長篇小說《死刑臺》。

1995年，發表長篇小說《卡桑德拉印記》。

2006年，發表長篇小說《崩塌的山岳》。

2008年6月10日，欽吉斯·艾特瑪托夫在德國紐倫堡病逝，享年80歲。吉爾吉斯斯坦總統發言人宣稱“艾特瑪托夫因肺炎不治去世。”吉爾吉斯斯坦將這一年命名為“艾特瑪托夫年”。

艾特瑪托夫逝世后，吉爾吉斯斯坦當即宣布，6月14日為國悼日，巴基耶夫總統對國家電視廣播公司下達總統令：“對人民作家的葬禮進行現場直播。”普京和梅德韋杰夫也致唁電表示哀悼，普京稱他的去世是“我們所有人巨大的無可彌補的損失”，“我們會記住這位偉大的作家，思想家和人道主義者”。

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7年的統計，他的作品已被譯成多種語言，在一百多個國家發行，甚至一個世界上總共只有4萬多人的民族——薩阿米人也用本族語言出版過他的小說。在德國，據說幾乎每個家庭都至少有一本他的作品。而在中國，除了漢語，還有維吾爾語、哈薩克語的譯本和柯爾克孜語的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