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寫詩的人比看詩的人多”：

有人說“現在寫詩的人比看詩的人多”，乍一聽，還真是那么回事兒，心里頗不是滋味。再一想，覺得只寫自己的詩，不看別人的詩，也是正常的，因為許多人寫詩本來就是一種自我宣泄，哭笑由己，不計其他。自己要哭，不必去看別人怎么哭；自己想笑，不必學習別人怎么笑。這個問題，考察一下詩歌的起源，就會明白。

把寫詩看做是改造社會的責任，把詩歌當做是教育別人的工具，甚至當做“炸彈和旗幟”、“匕首與投槍”等，那是后來的事情，是理性的主張，屬于集團的功利。翻看近些年的詩集、詩刊、詩報，純粹為服務于什么而寫作的新詩，離開切身的悲歡去歌唱客體的詩人，比之30年前已經大為減少。

寫詩的不看詩，這種說法固然有點夸張，這種現象也確實存在。其實詩人對于詩的愛好都是從看詩開始的，詩人會寫詩也都是從看別人的詩起步的，只是后來自己成了詩人，情況就起了變化：有的自視過高，對別人的詩不屑一顧；有的忙于寫自己的詩，無暇看別人的詩；有的把寫詩當做娛樂和消遣，根本就不管別人的詩是怎么寫的；有的把詩看“透”了，只記得并尊重經典，不再浪費時間博覽群詩了。如此種種，無法也無須改變。

詩這個東西，也是一種“公器”，誰愛寫誰寫，誰愛看誰看；不愛寫不寫，不愛看不看；光寫不看也允許，光看不寫更可以。一概悉聽尊便為好——“詩權”也是人權的一部分嘛！

寫得太快、太多不好：

有的人（尤其是寫舊體詩詞的）對寫詩近于癡迷，幾乎無一日不寫，無一事不作，無一景不吟。

寫得太快了則容易粗糙凌亂，因為來不及推敲，以饑不擇食的狀態急不擇言，出現不和格律，不合語法，不合邏輯，甚至詞不達意的現象就是經常和必然的了。這不但與“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精神相距甚遠，而且往往連通達順暢都難以顧及，使行家一看便能夠挑出許多的毛病來。古人所謂“斗酒百篇”“倚馬可待”之類的說法，只不過是對于才思敏捷的夸張性形容，不可當真，更不可效仿，因為文學、詩歌創作是非常嚴肅的千古事，任何草率、馬虎、賣弄、耍快都是要不得的。寫作速度從來不是文學的標準和文人的要求，即使你是才子，面對創作也應當寫前深思熟慮、寫后反復修改，不可以快為榮。

寫得太多了則難免會重復前人，也重復自己，會導致那些記熟的陳言、現成的詞匯、習慣的用語，紛紛爭先恐后地不請自來，像擰滑了絲扣的螺絲，讓人不用費什么勁也不用費多少時間就可以湊成一首。久而久之，就麻醉了自己的創造力，扼殺了對于創新的追求。 熟練不等于創造，數量不等于質量。詩詞自古在精不在多，文學是以一當十的東西，是靠精品立足、靠經典存活的。一個新而奇的警句勝過一萬句濫調陳詞。

再說“看不懂”：

有些新詩讓人“看不懂”已經是一個老話題了，前幾年為此大嚷了一陣，喊“看不懂”的人不只是普通讀者，也包括許多的高級知識分子，有位老詩人打電話問我“你們的某某得獎詩人的詩我怎么看不懂啊？”而有的詩作者則反駁說你看不懂是你水平低，甚至斷言你現在看不懂，500年后的人會看懂。嚷來吵去各不相讓。

于是，人們厭倦了對這個問題的爭論，寫的只管去寫，看不懂的也就不看。詩人和讀者大有分道揚鑣、徹底拜拜之勢。

我的回答是：“你看不懂的我也看不懂，我不認為是因為我們的水平低，我懷疑作者自己也不懂他究竟寫了些什么。他們為了嘩眾取寵，冒充標新立異，所以故作高深。他們都是神經正常的人，他們是故意這樣做的，否則無法解釋。”

中國是一個詩國，從第一部詩集《詩經》問世至今已有2000多年了，流傳下來的詩作浩如煙海，我還沒有讀到過根本無法懂得的作品，只是有的比較隱晦，有的比較含蓄，有的費些思索，有的可以見仁見智、做出不同解釋。一句話，中國幾千年來沒有過讓人“看不懂”的詩。

是的，古人有“詩無達詁”之說（見漢代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五），他指的是詩會因讀者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解釋，是說審美存在差異，而不是說詩無法看懂。古人還說過“詩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 的話（見明代謝榛《四溟詩話》卷一）。我認為，他說的“可解”是指內容清晰、主題明確的一類，“不可解”是指具有多種含義、不能做出某種固定解釋的一類，“不必解”是指讓你自己去領會其中的意味（“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一類。我們不能誤解為這位謝先生主張應該有“看不懂”的詩。他還揭露說，“還有一種晦澀，來自詩人喬裝癲狂。”“一些作者哪怕表達很簡單的想法，也無法不攪個亂七八糟。”“喬裝”和“攪”，正和我在前面分析的一樣：“他們是故意這樣做的。”

我讀到了一篇E.B.懷特寫的文章（見《作家通訊》2018年第2期），他說有些詩人的心里其實是清楚的，但是為了“想走紅或者名世”，就“故意寫得極其通俗”“或者徹底晦澀”。巧了，原來我們有些詩人的毛病在美國也有。“故意寫得極其通俗”的，我們有這個“體”那個“體”的“口水詩”；至于“徹底晦澀”的，就是“看不懂”的詩了。他還揭露說，“還有一種晦澀，來自詩人喬裝癲狂。”“一些作者哪怕表達很簡單的想法，也無法不攪個亂七八糟。”“喬裝”和“攪”，正和我在前面分析的一樣：“他們是故意這樣做的。”懷特說，“我以為美國人較之其他民族，更容易受他們不理解的事物打動，詩人就利用了這一點。”我不了解美國人究竟是不是這樣好奇，因此容易上這類詩人的當，值得慶幸的是，中國的讀者卻是不容易被不理解的事物打動的，他們拒絕不了解的東西，不接受“看不懂”的東西，因此，他們將倒逼新詩讓人看懂，從而使當代的新詩還能夠存有改弦易轍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