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菲利普·羅斯！2012年羅斯宣布封筆隱退，2018年5月22日噩耗傳來，令不少讀者對羅斯的真正告別深感遺憾。美國國家圖書館2005年隆重推出菲利普·羅斯全集（八卷本）時在扉頁上寫道：“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羅斯的作品為美國小說重新注入活力并再次定義其可能性。”他成為在世便被美國國家圖書館決定匯總出版文集的作家之一。身為猶太作家，羅斯的創作生涯跨越半個多世紀，很早就躋身于美國一流作家行列，正如批評家歐文·豪所說：“那些許多作家需要終其一生刻意追求的東西——獨特的聲音、穩妥的節奏、鮮明的主題——看來菲利普·羅斯立即全部把握了。”他的文學生涯算得上一帆風順，年僅26歲憑借作品《再見，哥倫布》（1959）奪得美國全國圖書獎，后又囊括筆會/福克納小說獎、普利策小說獎等，1970年便入選美國文學藝術院院士。多年來羅斯一直被認為是美國文壇特別具有競爭力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者之一，即使臨近暮年，他并未像許多作家那樣才思枯竭，總是不斷推出新作給人驚喜。

一種新現實主義的代表

馬爾克姆·布拉德伯里在《新現實主義小說》一文中強調，不能簡單地將20世紀的文學史劃分為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因為在小說領域里，現實主義一直經久不衰，而且十分強大。他指出，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里，歷史的沉重壓力，作家們關注人類政權與政治力量、關注人類暴行和人類恐懼的責任，以及他們為了創作更長篇幅的小說而承受的想象力的沖擊，從來都沒有現在這么大。他進而認為“現實主義的復興是出于許多作家感到的一種新的需要，即在一個精神生活曾經受到壓抑而且仍然受到威脅的時代里，作家應當發揮他們作為知識分子的權威作用”。顯然，他所指的其實是一種新的現實主義。在這方面羅斯的創作生涯特別具有代表性，在跨越半個多世紀的歷程中總是不斷推出風格迥異的作品。在研究中如何將羅斯的作品歸類和厘清其風格變化的規律難度較大。自從約翰·麥克丹尼爾1970年第一部有關羅斯的專著《菲利普·羅斯小說》面世以來，評論家就嘗試對其作品做系統分析。史蒂芬·維德在《想象之旅：菲利普·羅斯的小說》中認為他更注重元小說藝術，與其看法相近的艾倫·薩弗干脆稱其為元小說家。麗蓮·克雷默指出，羅斯創作中后現代自我觀念已占主導地位；馬克·謝希納同樣關注羅斯的后現代傾向，稱其作品是“展示時尚的不確定性的舞臺”。德布雷·夏斯塔克在《菲利普·羅斯：反文本和反生活》一書中總結說，羅斯總是在現實主義與后現代主義之間小心翼翼地維持某種平衡。大衛·古博拉在《羅斯的主要創作階段》里指出，早期作品面世后，羅斯不得不考慮來自猶太社區的爭議并在隨后的創作中反映出來，聚焦大屠殺主題的有關安妮·弗蘭克的戲劇在美國的公演給了羅斯創作“朱克曼三部曲”的靈感，閱讀《波特洛依訴怨》則需更多考慮其創作時期的動蕩背景，因為作家生活時期的美國文化歷史對創作的影響很大。帕崔克·赫依斯的《菲利普·羅斯：小說與權力》是在羅斯2012年正式宣布退休后才出版的研究專著，該書較為全面地總結了羅斯在戰后美國文學和文化中的重要性，著重探討他如何將對各種權力形式（藝術、政治和性別）的奇思妙想貫穿于31部作品中。不難看出，眾多評論較多地聚焦于羅斯在創作中對美國社會現實的思考。

羅斯的創作生涯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首先是從1954年在《芝加哥評論》上發表第一個短篇小說開始，作品素材源于他自己的早期生活與學校教育，由于從社區和家庭獲得穩定的生活和精神支持，羅斯在作品中主要反映的是既要擺脫猶太傳統的束縛走向自由，又期望從猶太社區生活中獲得靈感，總在兩者之間尋求平衡和飽受煎熬。第二階段（1962-1969）以《波特諾伊訴怨》的出版為開始標志，羅斯在這一階段注重后現代小說實驗，同時也聚焦社會現實。《波特諾伊訴怨》一書引起普遍爭議和招致各方面批評，如歐文·豪便認為其俗不可耐，甚至稱之為“1969年動蕩美國墮落文化的典型”。羅斯在此階段承受了來自猶太社區和傳統的更大壓力，在創作中盡力擺脫身份的束縛。他在1963年以《書寫猶太人》一文回應在猶太人身份問題上遭到的質疑和抨擊，著重闡述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身份是作家，而不是猶太人。第三階段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他轉向自我剖析和內省，推出“朱克曼系列”小說。羅斯對傳記作家赫明納·李解釋說，內森·朱克曼是一種表演，完全是裝扮藝術，是小說家的基本天賦。他認為小說家的藝術包括在場和缺席，在扮演他人時最能表現自我。他以朱克曼為自己的代言人，更加自由地展示內心活動和表達對國內外政治局勢的看法。第四階段是90年代，此時羅斯的創作更注重史詩性，進入了創作的高產期，達到藝術生涯的巔峰，囊括普利策小說獎等各種大獎。他不再為猶太身份所困擾，藝術風格已超越后現代主義，轉向新現實主義。第五階段則是后“9·11”時期。震驚世界的悲劇發生后，羅斯像許多美國作家一樣對近年來美國政府的內政外交策略提出尖銳批評，他在冷靜思索中創作的小說《反美陰謀》于2004年出版后再次獲得史密斯年度最佳圖書獎，成為該獎設立46年來首位兩度獲獎的作家。盡管冷戰早已過去，但對世界末日和核戰爭的恐懼而形成的小說風格和在人們心理上的作用依然存在，羅斯在創作中自然考慮到民眾的這類憂慮，其《反美陰謀》也被認為是“后9·11文學”的代表作之一。此時，羅斯盡管年邁，卻加快創作節奏，在重新審視美國歷史的過程中界定恐怖主義產生的環境和探索人類悲劇的根源，努力發掘新的話題，以文學創作參與政治，特別強調文化融合、多元共存。

大膽的文學實驗

羅斯以高產聞名，藝術特色十分明顯，最重要的還是其大膽的文學實驗。他的敘事策略和文學原型主要受亨利·詹姆斯、馬塞爾·普魯斯特、詹姆斯·喬伊斯和弗蘭茲·卡夫卡的影響。他擅長喜劇性的修辭手法，從戲謔式話語和描寫、反語式評判、尖刻的嘲諷，到借助于幽默的憤怒。在他的作品中不難發現“戲擬、滑稽模仿、插科打諢、奚落嘲弄、謾罵抨擊、冷嘲熱諷、妙語連珠、陳詞濫調、輕率多變等語言游戲”，他的凱普什系列小說：《乳房》《欲望教授》《垂死的肉身》就充分展示了這方面的天賦。其次是史詩性，正如他在《被釋放的朱克曼》中就稱贊自己的文學代理人朱克曼為紐瓦克猶太社區的“馬賽爾·普魯斯特（法國著名作家）”，所表明的無疑是他自己的雄心大志。這種史詩性尤其反映在他嘗試確立小說經典標準的《偉大的美國小說》和反映20世紀美國社會歷史變遷和政治局勢的“美國三部曲”（《美國牧歌》《我嫁給了共產黨人》《人性的污穢》）等作品中。再次是創作中的自傳性，這類作品有《夏洛克行動》《解剖課》和《事實》等，他其實在早期創作中就承認自己的小說是“從生活的真實劇目調制出的半想象產物”。這些作品可以稱為“真人小說”，是“對事實的虛構化”，以至于人們不安地注意到“羅斯在作品中過分地表現出對其宏大自我的重要性關注”。有的研究者在20年后依然批評說，“羅斯的自我關注是其作品最大的弱點，因為這將使其難以充分發揮文學天賦，而只是將所接觸的一切個人化和狹隘化”。然而，有的評論家卻特別欣賞羅斯這一特色，認為其自我關注具有更深層的意義，因為不斷增強的有關小說創作的自我意識其實涉及當代美國小說不言自明的真理之一：“純粹個性化的東西只要堅持，終會對公眾具有重要性。”羅斯在后來有些作品中干脆以菲利普·羅斯為主要人物或敘述者登場，以替代作品中常常用朱克曼為代言人的角色。他刻意維持現實與虛構之間的某種平衡，因而厄普代克也稱其為“辛勤勞作的虛構現實的理論家”，認為他是“在現實主義邊界上活躍地漫游度步，然后再穿越”。最后是其創作表現出的反傳統性，如在《波特諾伊訴怨》中以心理分析手法探索成長過程的身份焦慮和叛逆，生動描繪猶太社區傳統勢力控制下令人窒息的生存環境；在《我們這一幫》里對官僚統治集團的政治諷刺，以滑稽劇的方式將總統和幕僚刻畫成精于權術、不擇手段的獨裁者和阿諛奉承的庸才部下；以及在《反美陰謀》中用另類書寫歷史手法大膽想象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反猶恐怖分子在美國奪取政權后的法西斯統治下人們的悲慘境地。

羅斯和非裔作家托妮·莫里森以及印第安作家萊斯利·西克科一樣，在繼承傳統或甘愿同化的問題上不僅面臨沖突，而且進入戰斗。羅斯這類作家與自己歷史的搏斗如同面對魔鬼，他們“在可見與不可見的疆界之間劃清戰場，推出自己重塑的版本：表現為一個復活的靈魂”。對于宗教信仰，羅斯也在創作中表現出獨特性，以色列作家阿佩費爾德總結說，他筆下是不信猶太教的猶太人，其作品中“沒有猶太法典，沒有猶太哲學，沒有神秘論，沒有宗教”。2006年《每個人》出版后，羅斯在接受訪談時說：“實際上我所知道的人都不靠宗教生活，我現在所處的似乎是一個特別世俗的國家。”他在小說創作中強調美國的世俗化和自己淡漠的宗教意識。然而在羅斯后期的作品中則可以看到其思想有極大的轉變，特別是父親去世后，逐步回歸猶太傳統或者說達成某種妥協，也說明猶太身份對羅斯的困擾和影響。所幸的是，堅持歷史背景的身份與懷疑那種身份必須通過革新才能理解之間的張力，激勵羅斯創作出最好的作品，他的藝術生涯正是得益于其創造性與猶太身份之間的沖突。還應注意的是，羅斯作品的元小說特征也十分明顯，有評論家指出，“當小說家論述寫作，從敘事角度探索后現代歷史和身份的構成和后果，以及虛構與現實之間的隔閡和重疊時，還有什么留給文學評論家去做？這正是美國小說中展現后現代逼真場面的大師菲利普·羅斯的作品給文學批評的難題。”正當人們稱贊羅斯的后現代主義風格具有自由解放的特色時，有人則認為他早已掉頭關注當代社會問題，其實表明他早已朝新現實主義轉向。羅斯逐步推出的自我反映小說更能引起讀者的深思，因為它們“為極富意義的體驗提供了無限可能，表明真相不僅在于能感知的客觀現實，也在于可以想象的主觀現實，因而可以通過包容常常并未納入的成分，拓寬我們的現實主義視角。”羅斯后期作品最大的特色則是注重在重建歷史和政治參與方面的努力。

“寫作給人的是受挫感”

羅斯及其作品還有許多值得探討的方面。他獲獎諸多，盡管未拿到諾貝爾文學獎，也早已從猶太作家所處的邊緣文化步入中心并代表美國文學的主流。羅斯在總結自己的創作時說，“絕對的幽默和極度的嚴肅是我的兩位最親密的朋友。此外，陰沉的幽默、嚴肅的幽默、嚴肅的嚴肅以及絕對的絕對，和我的關系都不錯”。他像斯威夫特一樣，“知道怎樣有效地將幻想壓縮用于嘲諷”。羅斯作品的焦點緊扣美國社會現實，相關的主題涉及個人與群體的身份、性政治與實踐、后現代世界和美國在其中的位置、人類滅絕和恐怖主義語境下的自我改造、種族和文化的多元主義等等。74歲時，羅斯按出版年代順序仔細審查過一次自己的創作成果，他當時說，“我想知道寫作是否浪費了一生的光陰。我認為還是成功的。著名拳擊手喬·路易斯（Joe Louis）曾說過：‘我盡其所能做到了最好。’這也是我對著自己的作品想說的話。”美國前總統奧巴馬2011年將全國人文獎章授予菲利普·羅斯，也是對他長期從事文學創作的總結性獎勵。羅斯早就表示過完成最后一部小說《復仇女神》后就徹底停筆。他為多年來自己除了寫作幾乎放棄一切而感到遺憾并抱怨道：“寫作給人的是受挫感，是一種每天都要經受的挫折，更別提羞辱感。”羅斯對前來采訪的法國記者說：“夠了，我不再認為把自己經歷的東西寫出來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我無法再忍受為寫作而拼搏的想法。”他是在重新閱讀自己全部作品之后才做出停止寫作的決定。從他的最后幾部作品可以看出，進入暮年后他更提倡多元文化共存，希望借助文學的力量化解現實社會的矛盾，建立理想和諧的新世界。

從總體上看，羅斯的創作生涯是從現實主義到后現代主義，再到新現實主義的逐步演變的過程。他在《我們這一幫》中對尼克松政府的國內外政策加以諷刺和抨擊，在《欲望教授》和《布拉格狂歡》里對鐵幕后的中歐局勢和知識分子生存狀態深表關注和同情，在《反生活》和《夏洛克行動》里再現中東沖突中的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以及在《欺騙》等作品里揭示歐洲的反猶主義現象并探索其根源，這都說明他的創作總是與社會現實密切相關。羅斯和其他新現實主義作家一樣，擅長運用從現實主義到后現代主義的各種藝術手法，讓讀者能更加清晰地看透表象下的現實。無論是從傳統現實主義加以提升還是由現代主義或后現代主義轉向新現實主義，羅斯在其文學生涯里的風格變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代美國文學發展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