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集外文的輯佚工作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經過陳子善等眾多研究者的“探幽發微，鉤沉輯逸”（柯靈語），大量的周作人集外佚文已被發掘、整理和研究，但仍有不少遺漏。筆者注意到周作人的不少文章在收入集子時，文末的附記未被收錄，散落在舊期刊上。止庵、陳建軍、趙國忠等師友鉤沉過數篇附記，筆者之前輯錄并鉤沉過的《〈現代戲劇上的離婚問題〉附記》《〈穿靴子的貓〉附記》《〈希臘人的好學〉附記》等，都是證明。近日在趙國忠老師的幫助下，又找到數則“附記”，頗為好玩，對此略作鉤沉。

一

近日筆者翻閱馮和儀（蘇青）主編的《天地》，注意到1944年2月10日出版的第五期刊發的《論小說教育》，署名知堂，收入上海太平書局1944年11月初版的《苦口甘口》時，文后的附記失收，先照錄如下：

這篇文章寫好了已有幾個禮拜，因為想不出題目，所以一直擱置到了現在。今日整理舊稿，匆忙的改定幾個字，加上標題，打發出去完事。反正多留也未必能想出更好的題目來。不過重讀一遍，不禁頗為感慨，近來所寫文章多近積極，用意固佳，而文就多不足取，未免有唐喪時日之感，念之悵然。

《論小說教育》，寫畢于1943年12月8日，發表于1944年2月10日，根據《附記》可知，周作人是在1943年12月8日之前就寫了初稿，最終是在初稿的基礎上，“匆忙的改定幾個字，加上標題”才投給《天地》的。

蘇青在《編者的話》中提到，“知堂先生的《論小說教育》是特地為本刊寫的，語重心長，知識分子讀之當有所猛省”。張愛玲的《燼余錄》與《論小說教育》一樣，都刊于本期的“談天說地”欄，蘇青也有精彩的點評，“張愛玲女士的《燼余錄》描摹香港戰時狀態，淋漓盡致，非身歷其境者不能道出”。

更好玩的是，筆者還注意到，文載道在《蘇泰散策記》中提到，他在乘火車從上海到蘇州的路上，就讀到了《論小說教育》，“車過了真如，窗外忽然下起霏微的雨點來了。心想我們的運氣未免太壞了一些，萬一天不作美，像前幾天那樣的灑它三兩天，豈不虛負此行了嗎?心里一納悶，就只有抽出紙煙與書本來消遣。剛巧《天地》第四期已出版了，馮主編正帶著一大疊打算往蘇分送，我就順手取得一份，一開頭看到有知堂翁的《論小說教育》一文，于通俗文學的效果上發揮許多的警句。其先面還引自《庚子西狩叢譚》中的故事，而湊巧我這次隨身所帶的唯一的書也就是這冊《叢譚》，于是又乘此看完了幾節”。或許文載道寫此文時未及細查，他把刊登《天地》的期數記錯了，應是是第五期，不是第四期，這是需要說明的。

1944年10月1日出版的《天地》第十三期刊發的《雨的感想》，署名十堂，收入上海太平書局1945年8月初版的《立春以前》時，文后的附記同樣失收，先照錄如下：

鄙人喜用別號，其后限用一兩個，聊表示作文負責之意，唯日久易取厭，今將改用舊法，隨時編造，反正只是閑適之談，無甚觸犯，雖仍在走馬，而不求聞達，亦可望見諒于人，任其在文壇外流浪，斯幸甚矣。東郭十堂拜啟。

《雨的感想》，1944年8月23日作。《燈下讀書論》，1944年8月2日作，發表于1944年10月出版的《風雨談》第十五期，同樣署名十堂。這應是周作人最早使用“十堂”這個筆名發表文章。而周作人第一次使用“東郭生”是在1944年12月18日《新民聲》報發表《十堂筆談一·小引》時。

周作人在《雨的感想》的《附記》主要提到筆名的使用問題，不再局限于知堂、啟明等筆名，“日久易取厭，將改用舊法，隨時編造”，因為在他看來，都是“閑適之談”。的確如此，無論是周作人還是魯迅，在現代作家中使用筆名的數量都是名列前茅的。周作人的筆名太多，發表文章的報刊種類也多，因此他大量的集外文有待于進一步發掘。單是魯迅的筆名，僅我所見，就有李允經著的《魯迅筆名索解》、高信著的《魯迅筆名探索》等研究專著，此外還有中國金石篆刻研究社籌務會編的《魯迅筆名印譜》等。筆者也期待關于周作人筆名的研究專著早日問世。

除了《論小說教育》《雨的感想》，《天地》還發表過周作人四篇文章。1943年12月10日出版的第三期刊有《武者先生和我》，署名知堂。1945年1月1日出版的第十五、十六期合刊有《關于測字》，署名十堂。1945年2月出版的第十七期刊有《女人的禁忌》，署名什堂。1945年6月出版的第二十一期刊有《風的話》，署名十堂。

張愛玲的《封鎖》《公寓生活記趣》《道路以目》《燼余錄》《談女人》《童言無忌》《中國人的宗教》《談跳舞》等，都是在《天地》上發表的。周作人在《天地》上發表的文章雖然不如張愛玲那么多，但總計二十一期的《天地》就有六期刊有周作人的文章，也不能算太少吧。我們在關注張愛玲與《天地》的同時，也理應關注周作人與《天地》。我們在關注張愛玲與蘇青的同時，也理應關注周作人與蘇青。胡蘭成在《談談蘇青》中對蘇青與周作人作了對比，“她的文章和周作人的有共同之點，就是平實。不過周作人的是平實而清淡，她的卻是平實而熱鬧”。1944年1月出版的《天地》第四期，刊前有周作人的照片，題字“奉贈 馮和儀女士 周作人”，同期還刊有張愛玲、柳雨生等人的照片。另外，蘇青的《浣錦集》《飲食男女》《結婚十年》三部作品集，都由周氏題簽。

二

《文學雜志》創刊于1937年5月1日，主編是朱光潛，周作人是編委會成員之一。創刊號上刊有《談筆記》，署名知堂。“我看中國游戲文章，常想到日本的俳文，雖然講起俳文又非回到游戲文章上來不可，這樣說法似乎有點纏夾，但這是事實如此，因為俳文的根源可以說是本在中國，然而兩者在本國文學上的地位卻又很有不相同，把他們拉在一起來看看，不但好玩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吧”，周作人為此在1937年6月1日《文學雜志》第一卷第二期專門寫了《談俳文》，署名知堂。文后有兩則附記，但在收入北京新民圖書館1942年3月初版的《藥味集》時，第二則附記失收，照錄如下：

我寫這篇小文本想略談中日俳文之異同，可是很不容易寫，又因小病，原想偷懶暫時中止，乃編輯先生不肯放免，勉強寫此應命，中國部分未曾說及，甚不滿意，但亦不得已，只得俟將來有機會再來饒舌耳。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記于北平。

《談俳文》附記

本期作者陣容龐大，除了周作人，還有梁實秋、沈從文、施蜇存、蕭乾、何其芳、朱自清、李健吾、林徽因等。這期的《編者后記》對周作人的《談俳文》作了簡明扼要的分析，“我們不懂日本文而對于日本文學感到興趣的人們大半要感謝知堂先生。在本期里他告訴我們俳文在日本是怎樣起來的，它的性質如何，風格如何，又舉了一些實例讓我們嘗鼎一臠。他以后還要談到中國的俳文。讀這篇文章所得的情趣使我們聯想到《希臘選本》里許多雋語，很希望有人——最好還是知堂先生——像談俳文似的拿它來談一回”。

“略談中日俳文之異同”，“中國部分未曾說及，甚不滿意，但亦不得已，只得俟將來有機會再來饒舌耳”，“現在想來略談中國的俳文，這件事卻是不大容易”，但周作人最終還是在1937年7月1日出版的《文學雜志》第一卷第三期寫了《談俳文》的續篇——《再談俳文》，這期的《編者后記》提到，“知堂先生的《再談俳文》是上期《談俳文》的續篇。前文側重日本，此文則側重中國。他從古代俳文溯起，一直溯到明清小品文。俳文的傾向是由‘替政治或宗教去辦差’轉到‘游戲就是正經’，他認為這是‘往好的一方面轉’”。

三

1938年11月10日出版的《朔風》創刊號，刊有《談勸酒》，署名知堂，文后有四則附記，但在收入北京新民圖書館1944年9月初版的《秉燭后談》時，第四則附記失收，照錄如下：

此文前曾交予文學雜志，而雜志停刊，遂又退回。今紀生來索稿，以此付之，已在一年后矣。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志》1937年8月1日出版了第四期，因抗戰爆發被迫停刊，直至1947年6月1日才復刊。由這則附記可知，周作人最初是把《談勸酒》給了《文學雜志》，因為“雜志停刊，遂又退回”，方紀生向周作人索稿，周作人才把它交《朔風》發表的。

《朔風》創刊號目錄

《朔風室札記》關于周作人的評論

編者方紀生在1938年11月2日寫的《朔風室札記》中提到，當他向周作人等約稿時，“均前后答應寫稿”，“本期承周作人，錢稻蓀，沈啟無，畢樹棠，陳綿諸先生賜稿，給本刊增加了不少的分量，編者不勝銘感”，“周先生文題聞已定為用心隨筆，此后每期擬登一二篇，年來正苦無從讀到先生的文章者，從此再得捧讀的機會，想來必定和編者一樣，感到無限喜悅的罷”。

除了《談勸酒》，周作人還在《朔風》發表過兩篇：一是1938年12月10日出版的第2期的《談搔癢》，署名知堂；二是1939年1月10日出版的第三期的《女人罵街》，署名知堂。方紀生在第三期的《朔風室札記》中提到，“編者極感謝知堂先生，他接連給我們文章，那樣有趣味而又含蓄著雋智的文章，為本刊增加無限的光采。本期《女人罵街》一文，尤令人百讀不厭”。

關于周作人與方紀生，也有些史料值得注意。方紀生主編過《北平晨報》的副刊《風雨談》，發表過周作人的六篇文章，如《婦人之美》《桑下談小引》等。據姜德明的《周作人紀念集》可知，東京光風館1944年9月出版過方紀生編的《周作人先生的事》，可視為日本版的周作人六十誕辰紀念集，收錄了武者小路實篤、佐藤春夫等日本作家所寫的十八篇文章，“附錄周作人談日本的文章四篇”，“編者方紀生除寫了序言外，又寫了《周作人點滴》，并編制了周的著作年表。此外，還收有周的墨跡、照片等多幅插圖”，印數只有一千冊。周作人也曾為方紀生譯的岡倉天心著的《茶之書》作序，收入上海太平書局1945年8月初版的《立春以前》。

方紀生編的《周作人先生的事》的封面

方紀生編的《周作人先生的事》的版權頁

四

1923年11月18日出版的《歌謠周刊》第33期、11月25日的《歌謠周刊》第三十四期刊有《兒歌之研究》，署名周作人。在文末有一段附記，收入上海兒童書局1932年3月初版的《兒童文學小論》時失收，現照錄如下：

這篇文章是十年前的舊作，曾載在《紹興縣教育會月刊》上，又在本校日刊上轉載過一遍，因為現在還偶然有人問起，所以又拿出來附登在這里。文中很有錯誤的地方，如“一陣秋風一陣涼”這一篇，經常維鈞先生指出，系唱本的斷片，不是純粹的兒歌；現在不及一一改正，因為原系舊作，不如仍舊，以存本來面目，偶有一點新的意見，當等機會另行寫出了。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周作人曾被推選為紹興縣教育會會長，主編《紹興縣教育會月刊》。經筆者查閱，《兒歌之研究》最初刊于1914年1月20日出版的《紹興縣教育會月刊》第四期，署名作人，同期還刊有《征求紹興兒歌童話啟》，署名周作人。后來又刊于1918年10月29日至1918年11月5日出版的《北京大學日刊》第兩百三十九期至第兩百四十五期。

《關于祭神迎會》，刊于1943年9月10日出版的《雜志》復刊第十四號，又刊于1943年10月1日出版的《藝文雜志》第一卷第四期，均署名藥堂。筆者注意到，《藝文雜志》版比《雜志》版少了文末的附記，并且在收入北京新民圖書館1944年1月初版的《藥堂雜文》時也失收了，先照錄如下：

六七年前曾寫《日本管窺》，以為中日國民性之殊異在宗教信仰上最為明顯，日本國民富于宗教情緒，故感情往往超越理性，后作《日本之再認識》，重申此意。今年炎夏無事可做，偶憶及故鄉祭賽行事，略舉實例，小作比較，唯自恨對于宗教完全是外行，或恐所說未必有當耳。

由附記可知，《關于祭神迎會》是周作人對《日本管窺》《日本之再認識》涉及的中日國民性這一話題思考深化的結晶。

周作人讀完柳田國男著的《日本之祭》，雖然坦言“我雖然極看重日本民族的宗教性，極想在民間的祭祀上領會一點意義，而對于此道自己知道是整個的門檻外人，所以這回也不是例外，除了知悉好些事情之外，關于祭的奧義實在未能理解多少”，但畢竟引發了他對中國與日本祭祀差異的思考，并以故鄉的迎神賽會為例，對這一話題作了分析，“日本國民富于宗教心，祭禮正是宗教儀式，而中國人是人間主義者，以為神亦是為人生而存在者，此二者之間正有不易渡越的壕塹”。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所披露的六則附記，不見于周作人生前編的集子，也不見于《周作人散文全編》《周作人集外文》《周作人年譜》《周作人研究資料》，當為集外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