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先生晚年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我都離得很近。不論東堂子胡同還是小羊宜賓胡同，沈先生的兩處居所都在我家近旁，不是緊鄰，也可算作街坊。中國歷史博物館即今中國國家博物館是我曾經并且至今親密接觸的地方，中國社會科學院則是我的供職之所，只是我進入社科院的時候，沈先生已經不在了。

無緣與沈先生結識，但他的書當然是早就讀過的，不過真正有感覺的還是《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而自己擁有它的時候已經是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增訂版。原是托了老伴在香港工作的一位朋友買了來，書很貴，我們工資都不高，因此那位朋友堅持不收書款。

近年曾在不同場合回答關于如何走上問學之途的提問，即我原初是計劃寫一本“崇禎十六年”，設想以社會生活的細節支撐歷史敘事，于是打算首先細讀《金瓶梅詞話》，極喜小說里關于服飾的文字，卻是不能明確與文字對應的實物究竟如何，因去請教暢安先生，先生介紹我問學于孫機遇安先生。

五十年代初，遇安師供職于北京市總工會宣傳處文藝科，辦公室就在端門和午門之間的東朝房，與歷史博物館的辦公室同在一排（總工會的人走文化宮的門進來，歷史博物館的人走天安門進來），恰好又是同沈先生所在的一間緊挨著，推開窗子就可以和走廊里的人對話。未考入北大歷史系之前，遇安師的興趣在魯迅研究，曾發愿寫一部魯迅評傳，當時已經寫就“魯迅《野草》研究”一卷。后來轉向文物考古，同沈先生的相遇或是原因之一。我曾問道：“當年您也和沈先生一起去琉璃廠嗎？這和您后來對文物的興趣是不是也有關系？”“當然有關系，我在總工會的時候，本來是安排我學鋼琴的。”遇安師《在紀念沈從文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一文中說道：“我是一九五一年認識沈先生的，直到一九五五年去北大讀書以前，和沈先生的接觸較多，我所認識的也正是一位作為文物學家的沈先生。”“在服飾史的研究上沈先生是我的啟蒙老師。”“沈先生的前半生是作家，是用文學作品創造美好的人物形象。他的后半生是文物學家，是解釋和重新發現那些不可再生的文物的價值。”而《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則是“中國服飾史的開山之作”。

中國的考古好像同歷史有一種天然的聯系，乃至很長一個時期內會認為考古是為歷史服務的（早期大學里的考古專業便是從屬于歷史系）。考古、包括考古發現的文物，與歷史的結合因此順理成章。而文物與文學，近世卻仿佛是并無交匯的兩條軌道。沈從文先生的貢獻，在于開啟了文學與文物相互結合以至于融合的一條新路，雖然他的本意是從文學創作轉向文物研究，然而這種“轉身”始終未曾脫離原有的知識背景和自家的一貫興趣。其實在古人那里也從沒有所謂“文物”與“文學”之分，今呼之為“文物”者，當日不過是社會生活與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用器。文物與文學本來就是聯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說是無法分割的，那么二者的結合，就意味著一面是在社會生活史的背景下對詩文中“物”的推源溯流；一面是抉發“物”中折射出來的文心文事。關于“文物”之“文”，它是文明，也是文化，此中自然包括文學。沈從文從小說創作轉向文物研究，雖然有著特殊的原因，但從文物與文學的關系來說，這種轉變其實也很自然。

我曾在《物戀》一文中寫道：我喜歡張愛玲對物的敏感，用她自己的話，便是“貼戀”。物是她駕馭純熟的一種敘事語言，甚至應該說，是特別重要的一種敘事語言。對《金瓶梅》《紅樓夢》的借鑒，語言固然是一方面，對物的關注也是不可忽略的一個方面。在張愛玲的“物戀”中可以發現一種持久的古典趣味。以至于那些形容顏色的字眼兒——銀紅，翠藍，油綠——也永遠帶著古典趣味。在我來看，那是平常敘事中時時會跳動起來的文字，有時甚至是跳出情節之外的，那也是一種好。但凡作家有這樣一種對物的敏感，從“文學”到“文物”，便不是偶然。張愛玲翻譯《海上花列傳》，忍不住就要考證小說里的服飾。比如關于“圓領”的解釋，雖然近乎空無依傍，卻依然有她的悟性，教人覺得喜歡。我不想說她有什么不對，因為她并不是考據家。

沈從文先生也不是考據家，然而小說家的悟性與敏感——這里還應該包括想象力，成就了他對物的獨特解讀，“名物新證”的概念最早便是由沈先生提出。在《“（分瓜，音ban）瓟斝”和“點犀（上“喬”下“皿”,音qiao）”》一文中，他解釋了《紅樓夢》“賈寶玉品茶櫳翠庵”一節中兩件古器的名稱與內涵，因此揭出其中文字的機鋒與文物之暗喻的雙重奧義。這里的功力在于，一方面有對文學作品的深透理解，一方面有古器物方面的豐富知識，以此方能參透文字中的虛與實，而虛實相間本來是古代詩歌小說一種重要的表現方法。也就是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希望有人結合文獻和文物對古代名著進行研究，并且直接提出了撰寫《詩經名物新證》的課題（《光明日報》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上世紀九十年代中葉，我初從遇安師問學，師命我把這篇文章好好讀幾遍，說此文本身便是“名物新證”的范本。

“關于飛天”，是遇安師送給我的沈先生手跡，寫在五百字的紅格稿紙上，一共三葉。它的來歷，遇安師也記不很清了，大約是當年一起聊天的時候談到飛天，之后沈先生就以書信的形式寫下了自己的若干想法。半個多世紀過去，“關于飛天”的價值，已不在于內容，而更多在于它留下了作者思考的痕跡或曰探究問題的思路，同時也是珍貴的墨跡，師曰：“那幾葉字太小，沈先生的大字好看，有章草的味兒。”說到沈從文，遇安師每每贊嘆：“沈先生真是個好人。”“對人說話從來是帶著微笑。”很可教人想見當年所面對的長者襟懷和厚、氣度寬雅的音容，我想，那必是從心底涌出的真和善，便是張充和說到的“赤子其人”。很遺憾我未曾親承音旨，但“飛天”的傳遞，似乎可以成為一個小小的象征：沈從文開啟的文學與文物相互結合的路，是不會寂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