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必須具備包容性，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從來只能認定偉大的文學是我們所熱愛的文學，卻不能認定任何一種文學是正確的文學、神圣的文學，沒人能續寫《圣經》，也沒人有權利裁定世界上出現了第二部《圣經》。所以，包容才是唯一可能正確的接近神圣之路，也只有包容兩個字，才可能是世界上第二部《圣經》。

每個人都在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寫作，但過分強調某種意識形態的排他性，過分強調獨立的民族性，都在某種程度上損害了文學應有的包容的品質，無論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的文學，都應該是開放性的，可以漂流，可以放飛，等待陌生人的贊美或者等待陌生人的否定，這是文學應有的命運。而我今天著重要談的是這個問題的另外一端：作家自己本身，其實也是我們普羅大眾的陌生人，他們往往需要被包容，因為他們常常冒犯公眾。

多年以前V·S奈保爾發表了著名的諾貝爾獎獲獎感言，其中最令人難忘的是那一句話：感謝妓女。我認識的好多人尤其是一些女作家對此非常反感，深受冒犯。我對其的判斷是下意識的，習慣性的，只是嘩眾取寵吧？但我仔細一想，不一定就是嘩眾取寵，也許他只是誠實。作家們的私生活本來就南轅北轍，可以坦陳，可以保密，他只是大嘴巴說了出來，如果是妓女賜予他愛，賜予他故事，他為什么不可以感謝妓女呢。

問題在于場合，問題在于燕尾服。一個作家在平時說這句話，別人會認為是一個作家特有的玩笑，但當你穿著燕尾服在瑞典學院的講壇上發表授獎演說，“作家的玩笑”便不存在了，人們需要你像一個他想象的作家那樣說話，可以開點玩笑，但要適度得體，稍微狂野也能接受，但不得冒犯侵害他們。

所有人都這么說，寫作一定要誠實，好的文學必定是誠實的文學，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很多時候，關于文學的話語，天生是反誠實的。誠實是傳統，反誠實是另一種傳統。

昆德拉有句著名的自述，說他的作品是在抒情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廢墟，其實很重要。而我們很多人文學觀的成長，大概是在純潔一次次被戳破，正統一次次被顛覆之后，才有了那一片可貴的廢墟，以供我們再生，獲得真正的棲息。

作家不可以冒犯眾人，不能侵略讀者嗎？我以我個人的角度投票，大概是贊成票。我想說，不是所有的冒犯都會帶來傷害，有時候你會受益。

記得我還是一名中學生的時候，偶爾讀到了威廉·福克納的短篇小說《獻給艾米麗的一朵玫瑰》，被這個陌生的美國作家的小說嚇傻了。我簡短地替大家回憶一下小說：一個獨居小鎮的老姑娘艾米麗愛上了一個外來的包工頭荷默，艾米麗愛得熱烈而誠摯，而荷默似乎愛得三心二意，從小鎮徹底消失了。小鎮的居民都認為他們的愛情無疾而終，但當艾米麗小姐死后，人們有機會進入她的塵封的暗室，發現荷默的骷髏躺在床上，他身邊的枕頭有明顯的長期的壓痕，而且，請大家一定要記得，福克納先生寫，枕頭上有一綹女人的灰色的頭發，人們都認得出那是艾米麗小姐的頭發——

請大家想象一個十五歲的比較純潔的文學少年，讀完這樣的故事，他究竟怎樣想？會做多少噩夢？必須說，這個小說搖撼了我簡陋的文學基礎，也給我制造了某種混亂。這是一個愛情故事，還是一個兇殺故事？為什么會寫這樣一個艾米麗，她到底是因為愛一個人，與他的骷髏睡在一起，還是因為恨一個人，才要在他的骷髏邊入睡？還有一種混亂相對深刻一些，我明明認為這很變態，為什么不覺得惡心？我明明感到了驚悚，為什么又有一種感動？我明明受到了某種冒犯，為什么卻對這種冒犯本身很感興趣？這是福克納帶給我的一個謎團，事實上也是我遭遇的最早一個文學的謎團。我年輕時候習慣把小說分為兩種，奇怪的小說，正常的小說，作者也分為兩種：奇怪的作者、正常的作者。無疑，福克納在我心目中曾經屬于一個奇怪的作者。今天，四十年過去了，我試圖用某種更加成熟的詞匯描述所謂奇怪的小說、奇怪的作者，其實不過是作出了幾個字的修正，那就是：冒犯我的作者，侵犯我的小說。

好的，再談一下文學的包容。所有嚴肅的文學作品都應該包容我們人類的歷史，無論是黑暗的還是光明的，都應該包容我們人類的人性，無論是善的，還是惡的。這一點不言而喻。而閱讀這一端的包容性，其實對于文學也很重要。正常與普通的文字不需要什么包容，普通的正常的作者也不需要包容，凡是需要包容的，一定是冒犯過我們的，觸痛過我們的，而且因為冒犯與觸痛，帶給我們深刻記憶的那些事物，包括那些奇怪的、反常的，甚至黑暗的人與事物。

最后請允許我套用一下小說的名字，當我們談論文學的包容性，其實就是在談論一朵玫瑰。一朵玫瑰很重要。玫瑰要獻給艾米麗。玫瑰要獻給荷默。玫瑰要獻給V·S奈保爾。玫瑰要獻給福克納。當然，我要為四十年前那個讀《獻給艾米麗的一朵玫瑰》的我自己，獻上一朵最大最鮮艷的玫瑰，作為遲到的安慰，也作為永恒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