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犖先生真正從學我先祖父大概是1930年以后，在他十七歲前后，決不是十三歲。我先祖母十分喜歡仲犖先生，覺得他聰慧、勤奮、膽小、忠厚，見他經常來向先祖父問學，就向先祖父建言：“不如將他收下當學生吧。”先祖父也覺得他“孺子可教”，就同意收他為弟子，辦過正式拜師禮，教他精研史學。于是他從文學轉向史學，可以說同我先祖父朝夕相處。他邊受業，邊照顧先祖父起居，是真正的入室弟子，一直到我先祖父去世。

二十集的 《章太炎全集》（后稱《全集》），經歷幾代出版人與專家的四十年努力，去年終于面世了。這是學術界的一件大事。人皆稱從事章太炎研究與著作出版，如同攀登大山，沒有功力和毅力是翻不過這座大山的。而《全集》的面世，為后人翻山越嶺提供了方便，實在是件幸事。

欣喜之余，人們不禁緬懷起《全集》的推手——實際的主編——王仲犖先生，他雖然1986年就去世了，但他對《全集》的貢獻不在他人之下。

仲犖先生是我先祖父太炎先生的晚年入室弟子，是先祖父眾多弟子中最忠厚樸實的一個，也是對“章學”和《全集》出力最多的一個。

這一段歷史世人也許不甚清楚，但我有責任把這段史實記錄下來。

與太炎先生交往史

王 仲 犖 先 生 （1913—1986），浙江余姚人，也有人稱他是浙江紹興人，歷史學家，歷任山東大學歷史系主任等，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議員，國家二十四史點校者，代表作有 《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他是太炎先生的晚年入室弟子，有的文章說他十三歲就師從太炎，據我所知，完全不是這樣。這里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先祖父一生對蔣介石與國民黨不抱好感。1927年蔣介石“北伐”成功，上海成了國民黨的天下。后來蔣又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屠殺工農，“通緝”六十二名“學閥”，開始清算異己，先祖父即名列第一。于是先祖父不得不遷居，從比較偏僻的“南洋橋”搬到比較熱鬧的市中心——同孚路（今石門一路）同福里八號。同福里是石庫門式的里弄，八號是弄底第二家，比較僻靜。先祖父在八號居住時間不多，因為遭通緝，他大多時間匿居于虹口日租界的“吉住醫院”。

經先祖父的老戰友張溥泉、于右任、居正、丁惟汾等疏通，他終于有了點自由，才回到同福里八號。當局讓先祖父在家“閉門思過”，但他又不好好“閉門思過”，忍不住又攻擊時局，聲稱“袁世凱個人要做皇帝，他們（國民黨）是一個黨要做皇帝。這就是叛國，國民應起而討伐之”。結果他又一次遭到“通緝”，只好躲到他姨娘家中藏了起來。直到1930年，蔣介石忙于蔣桂之戰、蔣馮之戰、平張發奎之叛、唐生智之戰、石友三之戰、中原大戰等等，又忙于應對汪精衛與“西山會議派”，才漸漸放松了對先祖父等人的討伐。

1930年，我們家從同福里八號悄悄搬到弄底的十號。這幢房子比八號大了一倍半，先祖父在這個時候才真正住在同福里，但還沒有太多自由。我們家對面住的就是王仲犖先生一家。

王仲犖先生家庭條件優渥，他們家是民族資本家，先在上海開了三家自來火廠，后遷到開封。王仲犖先生的父親叫王敬甫，育有三子女。老大王仁勳繼承了家業；老二就是王仲犖，屬牛，昵稱為“阿牛”，他選擇了從事文學；老三王雪芳，是女兒，選擇了當老師。王仲犖先生在1928年前后可能就見過先祖父，他與他妹妹隔三差五就會往我們家跑。那時我父親十歲，叔父才四歲，與仲犖先生兄妹年齡相仿，成了玩伴，我父親一直稱他“阿牛哥”。但仲犖先生真正從學我先祖父大概是1930年以后，在他十七歲前后，決不是十三歲。我先祖母十分喜歡仲犖先生，覺得他聰慧、勤奮、膽小、忠厚，見他經常來向先祖父問學，就向先祖父建言：“不如將他收下當學生吧。”先祖父也覺得他“孺子可教”，就同意收他為弟子，辦過正式拜師禮，教他精研史學。于是他從文學轉向史學，可以說同我先祖父朝夕相處。他邊受業，邊照顧先祖父起居，是真正的入室弟子，一直到我先祖父去世。

1934年，先祖父遷居姑蘇，興辦“章氏國學講習會”，這類似“研究生院”和傳統的“書院”。正值仲犖先生從上海正風文學院畢業，他就跟隨先祖父到蘇州邊受業邊助教。他在蘇州就住在先祖父的義兄李根源家中，與李希泌先生為伴。李希泌也是先祖父的晚年弟子，但資歷要晚于仲犖先生。李根源先生原是云南“講武堂”校長，北洋政府期間任過“代總理”與“陸軍總長”。仲犖先生后來在抗戰期間，以及解放后在北京從事點校二十四史的過程中，都與李家過從甚密。

在蘇州“國學講習會”中，先祖父是主講，還有幾十個弟子作助教，這名錄中就有“王牛”一人，即是王仲犖先生。他一邊助教，一邊隨先祖父學習，做了大量筆記。1936年 6月先祖父逝世。1937年蘇州淪陷，“章氏國學講習會”停辦，先祖母率弟子與學生在上海續辦“太炎文學院”。仲犖先生隨先祖母到上海，續在“太炎文學院”任教，至 1941年太平洋戰爭起，上海也徹底淪陷，“太炎文學院”停辦。隨后仲犖先生赴云南，投靠李根源先生，擔任李的私人秘書。

仲犖先生追隨先祖父時間最長，與我們家關系最密，關系介于師生親屬之間，是我先祖父眾多弟子中唯一一個我們可以與他隨便說說笑笑、不講“規矩”的人。他笑口常開，又口吃，高度近視，為人木訥，與人親近。他只要一來我家，我們兄弟姐妹會一擁而出，與他嬉鬧，沒大沒小。當時他結過婚，對象好像是先祖父弟子余云岫的女兒，后早逝了。于是大家又給他介紹對象。一次他與剛結識的對象去看電影，在電影院門口被擠散了，他跟了另一個女子進了影院，一邊看還一邊幫作翻譯，等到電影結束，燈光大明，才知道弄錯了。這讓我們捧腹不已。

解放后他到山東大學任教，是國內第一批準予帶博士生的導師，當時山東大學僅有二人有此資格。后他兩次調入北京，點校二十四史，先后九年有余，享有此殊榮的也是不多的。這期間他與我先祖母聯系最密，討論最多的是怎樣出版先祖父全集。他是我先祖母唯一可以信賴與托付的人。

為《章太炎全集》奔走

1936年先祖父去世后，先祖母一直守著先祖父的遺稿，時時刻刻想完成先祖父全集出版的夙愿。“文革”前經仲犖先生奔走，與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俊民社長洽定由古籍來出《全集》，計劃與資金差不多已落實，無奈由于當時特殊的歷史原因，原先的計劃全部泡湯了。

“文革”一結束，迫不及待地“撥亂反正”。1981年，首先恢復“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由李一氓先生任組長，決定先出十個歷史人物全集，以示將顛倒的歷史重新糾正過來。1982年，古籍“規劃小組”再次發文，決定出版二十六個“進步思想家、政治家與有重大影響的歷史人物”全集。先祖父作為“進步思想家”先后都列入其中。于是仲犖先生立即行動起來，落實《全集》出版事宜。

1979年，王仲犖先生在廣泛與章門弟子聯絡后，在自己身患心臟病的情況下，親赴上海分別拜訪了上海社科院院長陸忠仁，及復旦、華師大、上圖、上海人民出版社等領導，與蔡尚思、譚其驤、朱東潤、吳澤、顧廷龍、魏建猷、朱維錚、姜義華、湯志鈞、潘景鄭等人會面，協商出版事宜。后又與上海人民出版社湯志鈞先生等赴蘇州拜見我先祖母與先父。先祖母當時九十八歲，見到當年的“阿牛”，如今也滿頭蒼發，幽默地問：“他大，還是我大？”彼此相視大笑，不勝唏噓。先父立即設蟹宴招待小時的同門。先祖母讓先父拿出眾多收藏給大家看。那是先祖母保存了一輩子的先祖父手稿，分類清楚、收藏豐富、保存完好，仲犖先生等人看了大喜，更堅定了出版的決心。仲犖先生在蘇州又會見了吳門章氏同門朱季海、沈延國、王乘六等，共商出版大計。旋又回上海，請了山大殷孟倫、南師大徐復、杭大蔣禮鴻這些先祖父弟子來上海，與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專家，共同擬定了 《關于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的幾點意見》，擬定了《整理體例》，并作了整理校點人員分工，組成了三十人的整理校點團隊，其中三分之二皆是先祖父門下弟子，還有一些知名專家學者，我也忝列其中。

離開上海前，他到我家專程看望了我母親。我當時從師范畢業后，在小學、中學、少年宮教書，沒有多大學問，但是家中唯一從文的人。“文革”結束，我有了規劃自己人生的機會。而此時正值先祖父全集工作上馬，先祖父弟子們希望有個家屬代表參與工作，留個傳人。我也有參與全集的意愿，這個意愿完全是出于對先祖父的崇敬，根本不知道工作的艱巨性，就這樣參與到這項中作中去了。我先是借調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后又轉到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工作。這是1979年底前的事。

仲犖先生跟我說，不要急，一點點做，邊學邊做，先祖父學問涉及面廣，樣樣都要學，要你馬上參加點校是不行的，先從熟悉祖父歷史與學問著手，收集他的講演與醫學等等。后來他給我寄來了他當年聽先祖父講演的筆記，《尚書略說》《書序》《古文尚書詳說》，洋洋灑灑四大本（《詳說》是上下冊）。雖然都是過錄諸祖耿先生的記錄，但卻是認認真真一字一句過錄，以他清秀略帶隸體的小楷，足足過錄了四大冊，足見他用功之深、問學之嚴。他做學問就是這樣，一部《資治通鑒》讀了二十多遍，一篇《西崑酬唱集注》反復打磨了四十年，以持之以恒著稱。

在社科院從事先祖父全集編訂的工作也讓我走上了漫長的治學道路。開始我痛苦極了，孤立無助，無從著手，體會到在高等學府從事研究工作的種種困頓。我少不了向仲犖先生抱怨，留下了幾十通這類往來信件。但在重重壓力之下，我反而學得了很多，先后完成《章太炎演講集》上下冊、《章太炎醫論集》，完成了《我的祖父章太炎》《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章太炎與上海》等專著及編著多冊，也算是沒有給仲犖師伯丟臉。

《全集》雖然沒有設主編，但仲犖先生實際起到了主編作用。他是學術界各方都可接受的人，他默默推動著《全集》的進程，協調了各方關系，他也以身作則完成他點校的 《齊物論釋》及《齊物論釋定本》。但他在1986年6月4日突然溘然長逝了。此后再有十天，紀念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大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將在杭州舉行，這是先祖父逝世五十年后師門的一次隆重聚會，仲犖先生卻很遺憾地缺席了。

為太炎先生辯誣

一個再偉大的歷史人物難免有不足之處，但有些“缺陷”是人為栽贓。還歷史人物清白，往往是后死之貢獻。仲犖先生太了解太炎先生，他每逢與人交流，常常會為先師鳴不平，但他的方式是平和的、說理的。一次他應邀去揚州師范學院作學術報告，這篇報告后發表在《歷史論叢》——《太炎先生二三事》。這是我見到他唯一一篇全面評價先師的文章。

首先，他解釋了章太炎與孫中山的關系，力排“章太炎反對孫中山”的誣詞。他將歷史娓娓道來，他說鄒魯寫的國民黨黨史，貶低了“其他力量的作用”，“片面強調了中山先生和黃興、太炎先生的矛盾，而沒有強調他們利益與目的一致的方面”。他還列舉了《民報》經費不足、陶成章被刺等事實，還原了所謂的孫章矛盾的真相，糾正了歷史的誤傳。

第二，他澄清了太炎先生與吳稚暉、譚延闿的歷史恩怨。“北伐”成功后，他倆成了南京政府“新權貴”，太炎先生碰到了“這兩個冤家對頭”，遭到國民黨當局“清算”和“通緝”，但這不是 “國共合作時期”的事，與反對“國共合作”無關。

第三，他澄清了太炎先生在一封信中說的 “革命軍興，革命黨消”八個字，被無限擴大說成是“反對同盟會和導致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他進而澄清太炎先生對袁世凱及黎元洪的認識過程：從章對袁世凱的 “幻想破滅”，進而反袁，同時認為袁的作用僅次于蔡鍔。并且指出章對黎元洪的評價最終是公允的。他還反駁了關于太炎先生 “保守”、“落后”一說，即所謂太炎先生反對甲骨文之論。他說：“我二十多年前去太炎先生家，看到他從抽屜里取出二三片甲骨片，反復撫摸著說 ‘這大概不會是假的吧’。”可見太炎先生“懷疑的是假甲骨文，對真正的甲骨文他并不懷疑”，因為當時古董商造假甲骨文也確有其事。

仲犖先生對其師崇敬，一生恪守師道尊嚴，可謂古風猶存，為人之楷模。他的這種厚道，來自對傳統的繼承，哪怕他對師門同仁，也均如此。他的師弟朱季海先生，一生沒有固定職業，但學問很好。仲犖先生每月從薪水中分出一部分給朱季海先生，直到謝世從無間斷。請問世上有幾君能為之？嗚呼仲犖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