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是中華民族學術繁榮的時代，無論是典章制度、文學藝術，還是經學、史學、天文、歷算、農學、醫藥等，都得到了創造性發展，也為后世學術傳統的形成奠定了基本范式。劉向（公元前79年—公元前8年）作為西漢后期著名的學問家，在經學、史學、文學、文獻學等領域作出了巨大貢獻，為我們今天的學術研究提供了有益啟示。

劉向領校皇家藏書二十余年，整理出萬余卷先秦至西漢的典籍，創立了獨具特色的典籍校讎編纂流程，世稱“劉氏程式”，建構了古文獻學諸多分支學科的基礎框架，被后世尊為思想大家、學術楷模。關于劉向的學術史貢獻，后世學人對校讎學、目錄學、分類學等學科理論有了比較成熟的探討，但對劉向文獻編纂學的研究始終較為薄弱，除榮孟源、韓仲民、曹之等先生在其通史性編纂學著作中有所提及外，學人涉獵甚少。因此，以西漢社會的政治、學術環境為視角，梳理劉向文獻編纂實踐，分析其文獻編纂體式與方法，勾畫中國古典文獻編纂學的早期建構歷程，追溯中華學術傳統的起源、發展和播遷十分必要。

考古證明，從文書檔案到書籍傳播，從甲骨文、鐘鼎文到竹木簡冊，文獻的形式和載體經歷了一個曲折的轉變歷程。尤其是“學在官府”向“學在四夷”的轉變及“士階層的形成”，催生了書籍的初興和發展。然而，秦始皇頒布“挾書律”、焚書坑儒，使存世典籍幾乎喪失殆盡。漢王朝一反秦制，三次大規模的文獻征集活動貫穿西漢二百年間，形成“書積如丘山”的景觀。面對圖籍繁雜、堆放凌亂，竹木簡散亂、脫落，“頗散亡”的威脅，劉向奉漢成帝之詔，主持皇家藏書整理活動長達二十余年。

在此期間，劉向對皇家每一種藏書的校讎、編纂工作都是在周密的組織形式下進行的。從策略上看，劉向首先將官藏典籍按其性質劃分為經傳、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等六大門類，同時注意選拔學有專長的專家參與，并借助朝廷的詔令使其校理編纂群書成為一件嚴肅而又宏偉的事業；從分工上看，“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術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從組織形式上看，采取總纂、主校、參校三級分工模式，并建立了層層隸屬但又各負其責的制度。劉向、劉歆先后任總纂；劉向、任宏、尹咸、李柱國為主校；班斿、杜參（或富參）、房鳳、王龔、（臣）望等為參校。

經過長期的辛勤工作，劉向官藏文獻整理團隊不僅使每一種上古三代至秦漢的傳世典籍有了定本，而且在文獻校讎、編纂實踐中總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規范的群籍校理程式與編纂方法，其校理程式分四個步驟：網羅中外藏本，校讎篇章文字，確立各書定本，編纂典籍目錄。其編纂方法為五個方面：比勘各種異本，擇善而從；甄別學術異同，另行編纂；梳理單篇散材，編定新書；創制內、外、雜篇，區分意旨；分辨語詞音義，訓詁相通。統括之，“校讎+編纂”的劉氏程式主要體現在編書與編目兩個方面：編書是指劉向的文獻整理，不僅是對各種典籍的校勘、訂訛、辨誤，而且要對每一種典籍進行編纂，即編定內容、編定篇目，甚至要編定書名，以形成定本；編目即指每一種典籍編成定本后，要編纂敘錄，同定本一起上奏朝廷；編纂分類目錄，供朝廷統攬。

劉向文獻編纂的理論與實踐，在中國文獻學上與中華學術史上功績顯赫，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建構了古典文獻學的基本理論框架。劉向近二十年的校讎、編纂實踐，不僅積累了豐富的文獻整理經驗，更重要的是在理清校讎編纂具體工作環節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理性的思考，表現出了可貴的自覺性。劉向有計劃地網羅眾多古籍版本、有目的地設定六大群書類別、有條理地規范校讎步驟和方法、有把握地辨別典籍真偽、有程式地編纂每書敘錄等，說明劉向對古文獻整理編纂活動經歷的版本、校勘、辨偽、目錄、分類過程的認識已經升華為理性思考，這標志著古文獻學的邏輯建構由萌芽逐漸走向成熟，由分散的實踐逐漸走向理論的集合。劉向全面校理編纂西漢國家藏書的實踐，一方面解決了古文獻在長期流傳和積累過程中出現的“原本性和完整性”“可讀性和可解性”“龐雜性和無序性”等突出問題，實現了對古文獻進行科學有效的實證、解釋和揭示；另一方面通過對實證、解釋、揭示文獻所運用的版本、校勘、辨偽、編目、敘錄、分類、編纂等手段進行考索與研究，從方法和理論上探尋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文獻整理編纂規律，使其分支學科校讎學、版本學、目錄學、辨偽學、編纂學的理論邊界更為清晰，構筑了古文獻學的基本框架，尤其是建立了中國傳統目錄學的理論范式。

開創了我國古書流傳的定本時代。劉向的文獻編纂實踐，總括之，即在校讎完每一種典籍之后，要“除重復??篇”“定著??篇”，編定內容、編定篇章的前后次序并列出篇章目錄、編定書名、編寫敘錄或序，這樣就形成了個人文集或類別總集定本，使全書的內在結構和外在形式最終確定。從此以后，簡帛書籍的體例最終形成并奠定了我國書籍制度的基礎，結束了先秦西漢典籍單篇流傳、書無定型的散亂形態，使古書的流傳進入“勒成一書、編排有序”的定本時代，讓文本傳播以更加規范的形態登上文化傳播的歷史舞臺。定本的形成，不僅為漢朝大一統的文化繁榮奠定了基礎，而且為后世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創造了典型范式。這一劃時代巨變影響了中國書籍史兩千多年，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在沿用劉氏父子確立的書籍制度。

貫穿了可貴的學術包容精神。整理皇家藏書、進行典籍編纂是劉向學術生涯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西漢文化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西漢中后期，今文經學、古文經學、讖緯之學三股學術力量相互沖撞，對六經的理解與闡釋成為當時學術的焦點。學術思想的傳承、創新、爭論，又和文獻的傳流異途、文本分歧與闡釋的差別密切相關，致使文獻整理和編纂成為西漢學術的主要表現形式。可見，在此背景下，劉向父子的文獻編纂活動對繁榮西漢文化學術而言具有不同凡響的意義。作為西漢著名的今文經學家，劉向在以是否“合于六經”作為書籍評判標準的同時，并沒有對其他諸子學派采取排斥的態度，而是認定諸子百家同出一源，“亦六經之支于流裔”，當納入六經的學術體系之中。其充分肯定道家、法家、名家、陰陽家、墨家等諸子的學術思想都有合于六經之處，諸子學與儒家經學“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真實而客觀地反映了先秦至西漢諸子百家從相互辯難到融合、統一的歷史進程，體現了漢學與中國學術的進步。同時，他還用古文經學校勘今文經學，把今古文經學著作并列編排，既梳理了西漢經學文獻，又體現出一種學術的寬容。劉向在文獻編纂過程中，注意吸納不同學術觀點、不排斥其他學術流派的治學態度，對我們今天的學術研究來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借鑒意義。

展現了知識分子的濟世情懷。劉向不僅是西漢著名的經學家、文獻學家、思想家，也是西漢實際政治的積極參與者。他始終關心朝政，心系天下，把上書、封事、著述當作勸諫皇帝治國安邦的方式，一生不停地為劉漢政權尋求切實可行的治國方略。他勸諫皇帝“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诐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數困于讒而不改其操”。他充分利用在天祿閣校讎、編纂皇家藏書供皇帝閱讀的大好時機，始終將“合于六經”“闡釋義理”作為評論典籍、編纂諫書的標準，一方面及時上奏編校每一部好的典籍，以期實現借書進諫的目的；另一方面則通過對歷史文獻的整理與編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創設以儒家經學為主導、諸子學為流裔的西漢學術思想體系，追求漢文化上的大一統。不僅如此，劉向編纂的《新序》《說苑》《列女傳》等書，更是“以著述當諫書”，用畢生精力詮釋著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憂民之心、濟世之情與報國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