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中國散文創作的來源依舊也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學理論。

在此基礎上，我們就會很清晰地看到，中國散文近年來的停滯不前，就在于當下的散文家對此都模糊了，一窩蜂似的跟著支撐小說寫作的理論。受此影響，中國當下的散文家也漸漸認為只有將支撐自己散文創作的理論西方化了，或者多多接受西方散文理論的澆灌，才能寫出好的散文來。其實，這本就是對于中國散文并不了解的體現，在這樣的背景中創作出來的散文，肯定是弄得中不中，西不西，讓人別扭得很。因此，要寫出中國的好散文，散文家首先必須明確的一點就是，支撐中國散文創作的理論和精神來源，依舊也一直是來自中國傳統散文理論。

我們在對中國現代散文的發端和行進路徑進行梳理的時候，有時會進入一個誤區，或者一下就成了一個理論和思想上的懶漢，對于中國散文創作的理論問題，不想去進行更深入細致的思考。其中一點就是，中國現代散文在其開端之初，對于西方文學理論的引進和吸收是進行了自己的甄別與選擇的。在這樣一點上，中國五四以來的散文，與同一個時期的中國小說，有著很大不同。因為在中國文學的傳統中，小說從來都是一種“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的東西，一直是一種不入流的文體，因此，中國小說幾乎是在沒有任何理論積累的情況下，毫無負擔地對西方理論進行了接收。中國散文與之卻有著極大的不同，它因其數千年的滋養，在中國現代文學之初，就將西方理論與中華傳統文學理論作出了自己的比較，對于西方理論的選擇和接受，天然地進行著一種創作手法相似性的選擇，以及一種心理趨同的甄別，它對于不同于自己的西方理論幾乎是排斥的，至少是在兩者之間設置了一道屏障，進而才將與中國傳統文論相似相近的理論拿了過來，進行了認同、引入和運用，我們一般說的中國現代散文是受英國隨筆尤其蒙田散文的影響，原因就在這里。

我們回顧一下， 1918年，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中首次談到，國外有不少散文樣式值得取法，有許多“中國從不曾夢見過的體裁” ，雖然如此，但是西方文學理論被傅斯年首先引進的依舊是“Essay”一概念，是將英國隨筆導引進中國散文界的，為此，他在《怎樣做白話文》中還專門提出，散文“以雜體為限，僅當英文的Essay一流” ； 1921年6月，周作人《美文》發表，更是專門介紹和倡導試做Essay，他明確提出， “外國文學里有一種所謂論文，其中大約可以分作兩類。一批評的，是學術性的，二記述的，是藝術性的，又稱作美文。 ”那么為什么如此呢？我想原因乃是因為英國隨筆，與中國散文，特別是與小品文是有著相近的品質的，都是講究自然本色，較少鋪陳華麗的描繪，大多是隨筆點染，而情趣宛然，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于是，承接著中國文學傳統脈絡的散文自然選擇了這樣的散文創作方式，在此背景下的中國現代散文與其說是受了西方散文理論的影響，不如說是秉承了中國古文的正統，即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的文章。

當然，眾所周知，五四前后，中國傳統文化的危機已經暴露無遺，并漸漸成為推進現代性文化與文明的阻礙。西學東漸，西方科學與民主理念的引進，成為當時先進知識分子首先考慮的作為療救中國危機的現實良藥。嚴復、梁啟超、王國維等率先開啟了現代西方哲學的譯介和引進，包括早在1907年，魯迅所作的《文化偏至論》和《摩羅詩力說》 ，也都有對西方現代思想意識的介紹，尤其是《文化偏至論》 ，直接介紹了西方現代文化，論述了斯蒂納、基爾凱郭爾、叔本華、尼采、易卜生等人的思想和藝術觀點。他們將西方現代哲學文化思潮輸入到中國現代文學的創作之中，試圖用西方的營養來加固日漸衰朽的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可以說，那個時期，從西方涌入的思想的洪水促進了中國新文化和新文學的萌生。

我們知道，在二十世紀的前半期，中國文學界受到的西方文化的影響，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將中國傳統的文化與文學徹底清掃了一遍，雖然其中也有人抵制，但中國對于西方文明的崇拜和迷戀，幾乎到了讓人認為它可以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的地步。當時介紹外國文學最有影響的刊物，如《新青年》 《少年中國》 《東方雜志》 《小說月報》 《詩》 《創造》季刊及《創造周報》等都有系統介紹西方文化的舉措，西方的諸多文藝思潮，包括新浪漫主義、象征主義、表現主義、未來主義等都進入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視野，這使得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第一次產生了緊密關聯。于是，漢語情境中的現代主義文學和現代意識也日漸增多和復雜，魯迅對現實境遇和精神狀況的關注，文藝研究會為人生的文學主張，創造社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傾向，李金發的象征主義，都受到以上藝術流派的影響。之后的聞一多、葉公超、孫大雨、馮至、九葉詩派等，對當時西方文壇的關注和特殊的現代敏感，使他們能以更利于表達的現代意識來進行文學創作。但是關鍵的問題是，這些理論的引入和實踐，只是更多體現在詩歌和小說創作上。與此不同，中國散文在面對當時嚴峻的歷史語境作出的文學抉擇，依然是指向中國傳統文化的，它依舊捍衛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學理論本就應具備的文學精神，從而為中國現當代散文的發展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在中國傳統文論中對于散文創作有諸多理論，一直是古代散文創作和現代散文創作的重要理論支撐，當然也必然地是當下中國散文家創作所依靠的理論背景。比如，古代士子的內心懷有的那種政治抱負和政治理想，他們背后所倚靠的是儒家學說所涵養出來的修養或境界。比如，對于文章如何開頭，在諸多文學前輩的詩論中是有所論述的，只是被后輩忽視或者忘記了。周振甫的《詩詞例話》中，其中一節談到怎樣的開頭才算好，舉出了兩種好的開頭，一種是“極蒼蒼莽莽之致” ，一種是“突兀” ，像“高山墜石，不知其來” ，并舉到了曹植的《贈徐干》中“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一句，以及岑參的《陜州月城樓送辛判官入秦》中“送客飛鳥外，城頭樓最高”一句，來加以說明。我想其中的第二種其實就暗含了西方理論中的“任何開頭都是從中間開始寫起”的意思。比如中國當下的散文依舊講究“風骨” ，這更是來源于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劉勰在《文心雕龍》開始提出的一個概念，其中就有“風骨”篇，比他稍晚的鐘嶸承繼了此種說法，在評曹植之詩的時候，說他“骨氣奇高” 。后人由此推演，于是就有一種叫“一字立骨”的寫作方法。比如關于文學與時代與社會的關系，在古代文論中談得就更多了，比如劉勰在《文心雕龍》里說到的，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歌謠文理，與世推移”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等等，由此讓我們記得在“正朔屢移，文質更變” （唐代康顯貞語）中，歷來文章都是“事系時治”的。因此，如果當下的散文家耐心地去讀讀古代文人對于文章與國政的關系，對于這方面是有匡正作用的，是可知歷代“雅正未衰，事系時治，忽非細事也”的。又比如西方的敘事學中的諸多理論，在中國也多有同類表述，如成書于漢初的《周禮·考工記》有言：“青與白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 ”清代學者、經學家、文學家阮元在《文言說》中也講，“于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 。可見談敘述問題在中國古代文論中就講了很多。周振甫的《詩詞例話》中也多涉及到了古代文論中的承轉、進層、倒插、逆挽、反接、突接等技法，就是對這一方面的最好闡釋。

我們上面說的這些諸如此類的散文創作理論，無不來自中國傳統文學理論，與所謂的西方文學理論一點關系都沒有，也就是說，在如今的散文創作中，好散文的諸多要素，幾乎沒有例外地來自于中國文化的大傳統和文學理論，并非來自西方文學理論。因此，當下的中國作家要寫好散文，也要更多地向中國傳統文學理論學習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