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基礎地位、農民在我國人口構成中的最大比重與農村的長期落后，使“三農”問題一直是我國社會的關注焦點。“農業穩，天下安”、“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等一系列類似于口頭禪式的政治術語，形象地點明了“三農”問題在我國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性。但是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長時期的重視城市發展輕視農村，加上農村自身的諸多困境，導致進入現代化征程中的農村問題不斷涌現和積累。而作為直接觀察與表現現實境況最為便利的一種文體，散文恰當地承載了寫作者的鄉村現實觀感和特定情感，及時地記錄了這一時期的鄉村社會。

以批判性為主導傾向的此類寫作，通過寫作者的親身經歷和在場體驗，真實記錄和表現了此種境況中的農村、農業與農民。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盡管“三農”概念有著豐富的政治學、社會學內涵，但本文以這三個對象為主題來展開論述，并作為本文的邏輯支撐，并非進行文學—社會學之間的往返證明，而是根據具體文本的表現對象進行抽離，呈現作者的觀察角度、敘述方式、問題意識以及情感表達、價值判斷，以更好地切近這些散文寫作的觀察角度和寫作者的表達意圖，同時在此前提下觀照這些文本在審美藝術上的得失。

一、農村形態

進入1990年代以后，農村開始了現代化的征程。這種轉變是深刻的，影響波及整個農村的方方面面。在此背景下，鄉村原有的生活環境、方式、秩序紛紛失去了規范和調整人們思考和行為的效力，難以在現實生活中為繼。鄉土社會在搖擺不定中跌跌撞撞地前進著，顯得有些盲目，令人不安。

南帆的《村莊筆記》以對比方式呈現了鄉村由往日的生機勃勃到如今的潰敗頹唐這一變遷過程。作者記憶中的村莊是熱熱鬧鬧的，“當年鄉村的天空仿佛更開闊一些，陽光里有很多稻谷的氣息。暮色蒼茫，歸鳥漫天，田間的青蛙和草叢中的爬蟲鼓腹長吟，世界一片嘈雜”。當多年后重新進入村莊的時候，卻發現“村莊不再有泥土的氣息和曬谷場上的稻香，不再是扁擔壓在肩上的痛感和灌一肚子涼水躺在樹蔭下的愜意——那些道具般的老街背后不會有任何滄桑的記憶”。這里沒有煙火氣息，田園的空間受到了擠壓，村民對土地不再感到親近，借用旅游業拯救鄉村也只是徒勞。種種跡象都在無聲地說明著農村的頹勢似乎不可避免，“如同過度耕種的田地不再肥沃，鄉土文化正在漸漸地干涸”。

如果說這是外在的觀感體驗的話，那么更多的寫作者通過對鄉村內部的深入考察與描寫，詳細揭示了鄉村的時代變遷以及如今的遭遇。他們把一個村莊或家庭作為具體的觀察樣板和表現對象，以實錄的方式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角度達成對這一時期農村現狀的呈現，對現代化過程中農村與鄉土文化的命運進行思考，并作出個體的回應。面對新的寫作對象和基于不同的寫作觀念，這些散文在表現樣式上出現了新變化，值得我們注意。

梁鴻的《中國在梁莊》顯然是一個隱喻，“從梁莊出發，卻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的形象”，意在揭示中國鄉村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形態。重返故鄉，現實與記憶的對照激發了作者的深重憂慮：“從什么時候起，鄉村成了民族的累贅，成了改革、發展與現代化追求的負擔？從什么時候起，鄉村成為底層、邊緣、病癥的代名詞？”作者以自己的走訪觀察為線索，在父親及同村人的講述中，勾勒了梁莊的歷史，同時從環保、教育、政治、道德等多方面細致入微地呈現了梁莊的現狀。在這部標榜為“非虛構”的長篇敘事散文中，我們看到了鄉村里不斷上演的一幕幕悲劇，也看到了一代人的艱難境遇。

熊培云的《一個村莊里的中國》也有由小見大的意味。這部隨筆集是由發表在報刊雜志的專欄文章結集而成。專欄的專業性與連續性、報刊雜志的公眾性和對話性以及隨筆的思想性等多重特性相互聯結，使這部隨筆集溝通了專業讀者和大眾讀者，在輕松坦誠的敘事口吻和表現氛圍中不無對歷史和現實的叩問。作者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歷史等為觀察角度，取借外國經驗作參照，對中國鄉村的現實困境展開了全面的討論，呈現了一個世紀多以來中國鄉村的歷史演變痕跡，但落腳點顯然是在農村的當下及未來。

王磊光的《近“年”情更怯》原是在一次論壇上的演講稿，后以“一個博士生的返鄉筆記”為題，在網絡上廣為傳播。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具體梳理了當下農村的現象：人與人之間聯系的弱化；動員農民的力量減弱；結婚早齡化、離婚率高、物欲追求高等不良傾向；知識在農村的倍受輕視。面對這些現象，作者感慨“農村的日常生活充滿著深刻的悲劇”“現代生活是一種讓人心腸變硬的生活”“往往看得越多，對鄉村的未來越迷茫”。

這篇文章后來收入《呼喊在風中：一個博士生返鄉筆記》，與之一起的還有若干篇關于鄉村生活的描述。這些文章以實錄的方式，從不同角度真實描繪了鄉村的時代圖景。作者的憂心與悲憤從中自現，展示了一位青年學人的鄉土情懷，但同時也能夠看得出他的悲觀與無力，如他所言“我寫下這本書，也許同樣是對著風呼喊吧”，不過盡管“風把我們的話吹走了”，但這種呼喊的勇氣與擔當值得肯定。

此外，著名學者王曉明的《L縣見聞》以及魯順民、韓少功等人的散文創作也值得關注。他們的寫作帶有明確的問題意識，是就某一領域的具體問題做出自己的觀察、描述與思考，在寫法上明顯地帶有報告文學式的觀察視角和表現方式。

由上可見，農村正在多種勢力的共同參與下不可避免地改變著自身的模樣。這些寫作者以不同的方式進入農村，又以不同的寫作形式呈現農村，充分呈現了處于變動不居狀態下的鄉村社會，同時也展示了散文這一文體的靈活性和可塑性。

二、農民境遇

鄉土社會的核心毋庸置疑是“農民”。他們是當下農村變化的參與者、親歷者與承擔者。他們被卷入時代的洪流中，被不可知的力量推動著往前走，看似有了更多選擇的機會，卻也因此失去了以往的寧靜、安穩。以農民為寫作對象，既有寫作者自身的體驗和經歷，更多的則是取自周圍人的經歷和遭遇，反映時代變遷下農民經歷的各種悲歡離合與辛酸坎坷，傳達自己的感觸與震動。這些被書寫的農民，具有符號化和象征性等特征。與其說是以某一個為主體來展示他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面貌，毋寧說是通過這一個來展示一個群體、一個階層在這個混亂不清的時代中的艱難境遇。

黃燈博士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在2016年春節前夕廣泛傳播，受到多方關注。這篇文章以自己親人的親身經歷為描寫對象，以一個家庭的沉浮變遷為范本，展現了一代農民的艱難掙扎。作者由哥哥嫂子的婚姻說起，得知“美貌和帥氣在農村的婚配關系中，其權重遠遠不能和經濟條件、家庭地位相比”，揭示了農村婚姻的實際情形；接著寫到這個家庭的平和因為四姐夫的破產與妹妹的出家而打破，陷入窘迫之中，婆婆一蹶不振進而中風，公公也因此變得木訥。父母外出打工造成對子女教育的疏忽，子女繼續重復父輩的路，“結婚、生子、外出打工、制造留守兒童，就成為了事實上的輪回”，種種癥結如惡性循環般，環環相扣且互為因果，這些或可視為底層農民初遇現代性后的苦果。

這個普通家庭的遭遇具有很強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雖然作者說她“不過以一個親歷者的見聞，以一個農民兒媳的身份，記載我與他們之間偶遇的親人緣分”，但在客觀上達成了“進入公共視野”、獲得“在場經驗的見證性”以及“歷史化的可能”，使一代人的遭遇定格了一個時代，成為這個時代的腳注。

鄉村是我們這個社會的疼痛，或許是無可挽回的命運。但如果并非完全由于鄉村自身因素使然，那么附著其上的諸多偏見、誤解和猜測，使鄉村越來越處于被動而無奈的境地。它們仿佛一張張醒目的標簽，在標示了鄉村的同時也遮蔽了更多，使這塊土地在自身的窘迫之外有了更多“人為”的瑕疵。

閻連科的散文集《高壽的鄉村》把寫作的視角定格在這些“人為”的瑕疵上，試圖祛除偏見，呈現更為真實清晰的鄉村形象。作者既含情脈脈地表達鄉村的寧靜美好，又言之切切地揭示鄉村的“疑難雜癥”。在這部散文集中，作者發揮了善于敘事的特長，又增添了說理的特色，顯得暢達明朗。《短視說》批評了社會上常見的多認為農民短視的現象，認為這有著貼標簽式的先入為主與歧視。農民之所以“短視”，是因為看到的正是他們生活視閾之內那些零散而不可輕視的事項，與生活息息相關，而“憂慮生活之外的遠大，必須要有那份供他憂慮的閑暇”。

與閻連科有意揭示出造成農民某些固定形象的外部原因不同，楊獻平等人的寫作則正面觀照了農民自身內在的弱點與局限。

如河北作家楊獻平的《生死故鄉》中，底層民眾之間的樸素、善良、真誠已經蕩然無存，充盈在他們身上更多的是狠毒、猜忌、防范與欺詐等人性之惡。《張劉家往事》《金戒指》《后事》《灰故事》等文，揭示了農村政治的腐敗、農村青年的婚姻危機、農村治安的混亂無序、鄰里之間的矛盾糾紛等鄉村中的種種明疾暗癥。“我的這一些文字，首先是人的，而且關乎大時代下如草芥之人群的生存史和精神史。人世間的陽光雨露總是自然賜予他們的，而他們，在得不到任何尊重與尊嚴的卑微生存當中，卻總是以各種方式對同類進行刀子一樣的踐踏與剜割”。

山西作家畢星星的散文《另一種的鄉野》呈現的也是鄉村的另一幅模樣。作者起筆寫道到人們對鄉村的既定想象“常常是炊煙裊裊，溫情撲面”，接著陡然轉筆，“當年鄉下沒有他們想象的那樣壞，現如今，鄉村也沒有他們想象的那樣好”。作者通過敘述發生在鄉間的報復、破壞、殺害、偷盜等眾多事件，表明了農村以及村民的復雜性，試圖以此說明“自古以來，鄉村當然不是一塊美德的沃土，鄉野卻也不只是一種顏色。多少邪惡在這里生根發芽，長成鋪遍山凹的連片罌粟花。”

這些書寫從外部層面呈現了農民所遭遇的種種困境，又從內部層面揭示了當下農村的道德倫理困境，展現了農村的社會文化變遷。

三、農業形勢

近些年來，隨著青壯年勞動力的大量外出，農業種植成本的加大，傳統鄉土社會的生產方式開始走向沒落，這無疑是鄉土社會走向衰敗的又一有力佐證。寫作者有感于這一社會現象，紛紛對之進行實錄描寫，表達個人的擔憂和呼喚。寫作者的擔當和勇氣當然值得肯定，不過這些散文的藝術成就不高也是事實。

湖南作家劉鴻伏的《父老鄉親哪里去了》寫自己回到家鄉時，感到“凄清和落寞”，曾經充滿生機的村莊如今已是蕭瑟凋敝，“村莊就像一部古舊的農書塞在山縫里，只有歲月的風在無聲地翻弄”。作者因此發出一連串的叩問。他所熟悉的人，為了生活，遠離故土，在他鄉為生活而奔波，獨自承受著委屈。周大新在《再愛田園》一文中梳理人們與田園之間的關系，用形象的比喻描述了如今人們面對田園的態度：“最初，人們只是不再關心田園里的收成，收多收少與己無關；后來，是像男人不再心疼自己女人一樣的不再疼她，任其貧瘠荒蕪；再后來，開始對她厭惡甚至有了恨意；最后，像那些對妻子不忠的男人一樣對她開始了背棄和逃離”。對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進行了分析。隨后，作者對改善這種情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議。從散文藝術角度來看，這篇文章并不精致，在語言上和形式上都顯得貧乏，稱之為一種鄉村現象掃描和梳理或許更為合適。

這個意義上，陳家恬的散文寫作就值得人們關注。他的散文集《日落日出》被稱為“農事散文”，“日落日出”隱喻了農民的職業特征，同時也交代了他們的勞作方式。隨著時代遷移、社會轉型，如今這樣的生活方式都已經從現實中隱退，成為一種追憶和想象。他以細致緊密的敘事方式，把鄉村記憶落到實處，從而為散文寫作提供一種新的樣式，也為寫作者用文學方式組織日常經驗提供了一種示范。

在《田園荒蕪》一篇中，他表達了對農業現狀的擔憂，“往年這個時候，通往果園的山路，早已修理過，光溜溜的，腳印清晰可辨，絕不會被兩邊瘋長的野草吞沒，也不會有這么多蛛絲縱橫交錯，拉著警戒線似的，叫人畏縮不前。”他甚至在文中使用列數據、作比較等自然學科的表現樣式，結合自己的實際經歷和感受，梳理了當前農業發展面臨的諸多問題，如農藥費貴、人工費上漲等因素造成了生產成本高，而生產效益卻持續走低，農民往往入不敷出、得不償失，于是紛紛放棄農業生產，走出鄉村，尋求另一種生活。作為一種經濟活動所遵循的法則，農業在投入與產出已經無法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渴求，因此走向衰敗其實也是必然。

農業的衰微有著復雜的歷史、社會、經濟等多方面的原因，寫作者若僅僅在情感上進行宣泄或召喚，在現實面前，只怕是顯得空洞而又無力。

結 語

整體來看，本文所探討的這些散文呈現出如下特點：第一，長篇敘事性散文的出現，容量的增加是為了話語表達的便利，得以全面、細致地描繪鄉村圖景；第二，強烈的現實關懷，寫作者既客觀地審視鄉土世界的變化，又有著非常強烈的情感流露；第三，多種文體的出現，如非虛構、筆記、報刊隨筆、報告文學等，文體具有承載話語的功能，所以話語表達的可能性與文體變革的必要性有著密切關系；第四，現代傳媒的介入，既影響了這類文章的存在形態又影響了它們的傳播方式及傳播范圍，有效地擴大了散文與社會之間的聯系；第五，寫作方式的新聞化傾向，這主要體現在寫作者更傾向于對鄉村社會進行描寫與實錄。

在表現外部世界時，我們“必須承認內心想象的世界和外部現實世界的差異，這是散文審美本體研究的起點，也是散文避免功用的前提”（蔡江珍：《散文本體論研究的限制》，《當代文壇》2003年第06期），而這些寫作實踐，受到了現實鄉村境況的影響和制約，從而放逐了寫作者的個人情思和想象，也就難以在藝術上有更大成效。

如何有效地呈現鄉村社會現實狀況，同時展示散文的審美特性，使讀者在獲得真實的社會信息同時，也能感受到散文的藝術之美，應當是這些散文寫作者繼續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