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曰：

天地精華聚紹杭，

名垂青史第三章。

一編舊譜圖麟閣，

兩版新書貴洛陽。

不覺弘文憎命達，

難酬大愿黯神傷。

當年我若解舂米，

應著袈裟登祖堂？

詩品章先生

這首寫章培恒先生的七律，也是我用詩歌的形式對章先生的品讀。

章培恒先生，復旦大學三大文科“杰出教授”之一。所謂杰出教授，是復旦大學文科教師的最高榮譽，等同于理科的院士，享受永不退休的待遇。章先生曾任復旦中文系主任、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后流動站站長，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教育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要職。

他與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同為紹興人，近代的章太炎先生則生于與之毗鄰的余杭。此“三章”，雖生不同時，卻都是文史大學者，可以歸為一類的，故有首聯之說。“第三章”，按年代排序，章培恒先生最晚，應該名列第三。

先生早年以《洪昇年譜》稱譽學界，影響很大。麟閣，就是麒麟閣，漢代皇家藏檔案圖書的地方，宣帝曾懸掛十一功臣畫像于此。兩版新書，指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其書先后兩版，引讀者無數，故以“洛陽紙貴”為喻。章先生的學術成就，實至而名歸，曾榮獲國務院“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的稱號。但其壽不永，終年僅77歲，故曰：不覺弘文憎命達。再則，他悉心編纂《全明詩》的大愿終未實現，亦為一大憾事。

末聯用六祖惠能故事，《壇經》云：“祖（五祖弘忍）潛至碓坊（舂米之所），見能（惠能）腰石（腰上綁著石頭）舂米（用棒槌砸谷子以去殼），語曰：求道之人，為法忘軀（為了佛法而舍身），當如是乎（正當如此啊）！乃問曰：米熟也未（殼去掉了嗎）？惠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只欠人來篩了）。祖以杖（錫杖）擊碓（搗米器具）三下而去（離開）。惠能即會（領會）祖意，三鼓（三更）入室（弘忍的臥室）。祖以袈裟遮圍（把惠能遮蔽起來），不令人見，為（惠能）說《金剛經》。”章先生師從蔣天樞，蔣天樞師從陳寅恪，學術淵源亦自明瞭。

上世紀80年代初，章先生為系主任時，曾制定我的培養計劃：待我從漢語教研室回到古典文學教研室，即隨蔣天樞先生讀兩年書，然后再搞教研工作。1984年章先生組建古籍所，打算調我去那里，被我婉拒。其中原因多多，此不贅述。后來我調到留學生部工作，從此離開中文系十年，到1994年才回歸系里。我曾開玩笑地說：假如當初遵命入古籍所，從蔣、章二先生學習，得其衣缽，修成正果，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久仰章先生

在我入復旦中文系之初，章先生的大名已是如雷貫耳。各種傳聞都使我對他的人品學問肅然起敬。比如說他在中文系資料室工作期間，就利用工作之便，“偷”覽群書，“整個資料室好像都裝進了他的肚子”；從上世紀60年代起，他寫了大量學術論文，其中有一篇曾得到毛澤東的關注；上世紀70年代他赴日訪學，名震當地學界，“打遍東洋無敵手”，載譽而歸。

還有一個傳聞說得比較詳細，某出版社要蔣天樞編纂陳寅恪的文選，蔣天樞請章培恒協助，完稿后出版社給了蔣天樞1000多元稿費。要知道，當時蔣天樞先生的月工資是200元，1000多元相當于他將近半年的收入。但蔣先生執意要如數給自己的學生章培恒，章先生當然不會接受。最后的結果，是蔣先生買了一套線裝的《二十四史》硬是塞給了章先生。這件事情的“余波”是，章先生從日本歸來，“硬是”送了蔣先生一臺日產大彩電。

如果說，這些傳聞離我太過遙遠，那么還有兩件事情就比較真切了。一是我剛畢業留校時，當時的校黨委書記盛華召集所有的新教師座談，席間，他用了很大的篇幅隆重介紹了章培恒先生，談了他的治學道路，號召大家向他學習。其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章先生對于《資治通鑒》，達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這話肯定是夸張了，但章先生極其勤奮地用功苦讀，極其扎實地打下基礎，卻又肯定是事實。二是章先生患了癌癥之后，一個月的醫藥費需花費好幾千元，某領導視察學校時，提到對章先生這樣的特殊人才要有特殊政策，學校決定報銷他的全部醫藥費用，但遭到章先生拒絕，他說學校已經給了他終身不退休的“杰出教授”待遇，這筆費用自己能對付。

初識章先生

我開始接觸章先生，是在我留校之后旁聽他的《中國古代文學史》第一段（先秦部分）的課堂上。章先生的講課并不生動卻很精彩，他從不依賴表情和動作，幾乎沒有噱頭，教給學生的就是實實在在的學問。所以他的課堂上沒有笑聲，只有他低沉的喉音伴隨著學生埋頭記筆記的沙沙聲。

他的講課內容，也是與眾不同，一般來說，講先秦文學史，總是從神話歌謠講起，歷經諸子散文、歷史散文、詩經，到楚辭結束。章先生卻是獨辟蹊徑，不講別的，只講楚辭。他的觀點很明確，與其面面俱到地泛泛而講學生都能看懂的教材上的內容，還不如把自己對一兩個問題的研究講深講透，學生們可以從中學到研究問題的方法，而這正是大學和中學教學的根本區別。

在章先生的這門課上，我第一次聽說了學術界對中國歷史上有無屈原這個人物的爭議，詳細了解了雙方的觀點，也聆聽了章先生自己的看法。我也第一次學習了屈原名下25篇作品真偽問題令人信服的考證，知道了屈原的絕筆應是“懷沙”而不是通常認為的“哀郢”。的確，這些內容在“泛泛”的文學史課堂上是絕對聽不到的。

逃離章先生

世事真是難料，我留校后所遭受的第一次打擊竟是來自我所景仰的章先生。

1984年，編完了《今日漢語》教材，按事先的約定，我是應該回古典文學教研室了，于是我向當時的系總支書記徐俊西先生提出了請求。想不到沒過幾天，古典文學教研室主任王水照先生來找我，帶著祝賀的口吻告訴我，章先生有讓我去他新組建的古籍所的意思。對這個問題我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心里非常的矛盾，被章先生看中，固然是一種光榮，但當時家庭的一些情況又不允許我天天去古籍所坐班，所以最后還是婉拒了章先生的美意。

這自然引起了章先生極大的不快，我立馬便感受到了來自章先生的壓力。首先，系里取消了我隨蔣天樞先生讀兩年書的計劃，理由是蔣先生年紀大了。其次，指派了另一位學術上并無建樹的先生做我的指導老師。我切實地感受到了被邊緣化的危險，于是決定“逃離”章先生。當時正好在留學生部教外國學生的江巨榮先生想回中文系，于是我很快地和他辦妥了對調手續。

留學生部后來變成了國際文化交流學院，我在那里一待就是十年。這十年中，我和章先生完完全全是“老死不相往來”的，當然，對于章先生這樣的大名人，我是一直很關注的。沒想到的是，章先生對我也是有點在意，有件事說明了這一點。那是上世紀80年代末，有一天，當時在章先生手下工作的邵毅平悄悄地告訴我，說章先生要他向我學習，我驚訝地問他向我學什么，他說章先生沒說。看來，這件事究竟所指為何只好永遠存疑了。

“平交”章先生

我與章先生的關系出現轉機，是在1994年我回到中文系之后。有一次駱玉明專程來找我，說章先生有好幾次說起我，說我多年來對陳允吉先生謹執弟子之禮的做法，是一種良好品格的表現。玉明兄明示我要抓住這個契機。在他的鼓勵下，我斗膽地敲開了章先生的家門，這是我第一次與章先生面對面地交談。我能感覺到，那天章先生非常高興，他向我透露了一個很重要的想法，就是打算重寫剛剛出版不久的《中國文學史》，他的理由是，那本書對用人性審視文學的主旨體現不夠，對作品的分析也不到位。過后不久，果然掀起了重寫剛出版的文學史的軒然大波。

我和章先生的關系“正常化”了，但遠非達到親密的程度。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好幾次去過他的家，也吃過好幾次他的飯，但都是和吳中杰先生夫婦一起去、一起吃的。其間只有三件事情忘不了：

第一件事情，是章先生為我給中學生上課。當時我在閘北的和田中學有個教學培訓點，那里的校長希望我能夠請到章先生為他們的學生講一次課，對能不能請動章先生，我是絕對沒有把握的。想不到他欣然答應，那天我去接他，一路上他興致很高，跟我說了好多事情，比如對復旦牽頭成立宋代文學學會的看法等等。使我很過意不去的是，當時他的身體已經有點不適，準備到醫院做進一步的檢查了，卻還是接受了我請他為中學生上課的請求。

第二件事情，他與陳允吉先生由誤會引起的不快已經多年，我感覺到兩位老師消除誤會重歸于好不是沒有可能，于是斗膽做東，三個人一起吃了一頓飯，當時的效果還是不錯。兩位老師能夠買我這個后生的薄面，著實使我感動不已。

第三件事情，有一天，章先生突然打電話給我，說北京的陳四益先生來了，他請客，讓我作陪。我去了，見吳中杰先生也在，就四個人。我和陳四益素昧平生，絕無淵源，只知道他與畫家丁聰合作，在報刊上寫過很多小品。章先生那天為什么請我作陪，我也是至今猜不出個所以然來。

我和章先生見的最后一面，是在他的安波路寓所，當時章先生患癌癥已有一段日子，那天是吳中杰先生帶我去的，剛好黃霖先生也在，大家談得還是蠻開心的，章先生還把他在服用的“五味湯”介紹給大家。

后來，聽說章先生病重了，想去看他，卻被告知，章先生不再見客。不久，就聽到了章先生去世的消息。追悼會那天，我剛好不在上海，但心里還是凄凄涼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