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組緗是個追求“精致”寫作的人，描繪講究精準、抒情講究精確、用詞講究精當，一招一式都要妥帖，絕不馬虎。如果做不到“吟安”，就不寫，所以就寫得少，以至于讓人感到他有些懶，浪費才華。譬如，曹禺就在1948年9月28日給吳組緗的信中說：

我感謝你，你真鼓勵我。我一個人很苦惱，寫不出東西來。不像你，你有的是好材料，好文章。你是懶，我是貧。你略略放出一兩手，便夠我們多少天的咀嚼。我掙命似地想寫東西，卻沒有一絲消息。我羨慕你，真羨慕你！

然而吳組緗不怕別人說自己懶，固守精致，不亂自心。他認為，寫作一如做人，生活苦些不要緊，苦不死人，關鍵是不要喪失名節；文章少些不要緊，少不丟人，關鍵是不要喪失品質。

由于追求精致，不敷衍，所以曹禺說他小說寫作“有些地方顯得拘謹”，得放筆處不放筆，成型的作品就拿出來的少。但是，這種“精致”意識，使他字字不茍，即便是日記文字，也不隨意、放任，都要呈現真趣、特見和卓識。譬如他的《日記摘抄1942年6月——1946年5月》，雖是日常的記述，卻有大作的品相，讓人駐足品味處多多，讓人擊節感嘆處多多，疑似在讀經典，收益甚巨。

這部日記摘抄，登在2008年第一期的《新文學史料》上，因搜尋單行本而不得，多年來一直保存著這期刊物，每到讀寫無趣時，就翻出來品味一番，以獲啟迪。

吳組緗的日記，在兩個維度上用筆最勤，一是衡文，二是論人生之理。

對文章之道的品鑒和議論，他都是從具體的人和文本出發，直擊鵠的，雖只言片語，卻殊勝于空泛的長篇大論——

他讀過巴爾扎克的短篇小說《大白萊德克》《海濱悲劇》等篇什之后，認為大師的優勢在于巨制，一到短篇就露出敗象，因為其短篇“皆重情節故事，寫人物甚淡薄，唯鋪敘活潑生動而已”。（1942年8月28日）

托爾斯泰的《復活》閱畢，他記述道：“托翁的作品，其最大的特點，是其寫人物似乎無明顯之善惡之區分。人本無是非善惡之別，其區別皆是從極窄狹偏執之觀點得之。托翁氣魄雄大，觀察深刻，故有此表現也。”（1942年12月4日）

他在1945年1月21日的日記中寫道：“讀臧克家兄所送《十年詩選》。描寫農村生活的作品極佳，為此是懷念過去，感傷的意味太濃。亦有許多首索然寡味。語言過于洗練，念不上口，此等處太舊詩化了。臧詩仍是中國詩傳統多，接受西洋詩之處太少。”短短幾句，卻是一篇完備的《臧克家詩論》，把臧詩的特征和成因，毫不藏掖地論述精當了。其紙短而意深，令人拍案叫絕。

在1945年5月2日的日記中，他在記錄了與胡風、張天翼閑談時，張天翼當面對胡風的批評態度表示不滿的實況之后，議論道：“（可取的）批評態度，謂心胸當寬，眼光當大，對友當容，對敵人當猛擊。若無原則，任憑意氣，則必處處樹敵，四面楚歌。胡風則謂見友方缺點，往往比見敵方劣跡更為使人惱恨，此則不可寬容。胡風不善處人，故以群（葉以群）等均對之厭惡，不與合作。天翼故諷之也。”這貌似記閑，其實是正論，坦陳胡風的偏執和褊狹，代表著大部分自由派作家的普遍看法。不禁讓人聯想到，胡風的論敵“構陷”他，可以悲憫，但友人們對他也多有怨懟，就可嘆了，這說明，胡風本人是有問題的。

具體到小說，吳組緗在1945年11月27日的日記中寫道：“簡單之題材，單純之主題，可以第一身寫；深刻之內容，繁復之場面非以第三人稱不辦。又說倒敘、插敘、直敘之不同，以為倒敘、插敘皆小巧之手法，纖弱之題材，輕靈之風格可用之，若夫宏深博大之內容還是堂堂正正平鋪直敘為宜。又說用技巧當不著痕跡，不以文掩其質。”讀了他的這段話，我便明白了，為什么他常對自己的寫作進行檢討，說自己“我受傳統文學修養之毒甚深，于文字技術力求整飭，下筆寫作，便有一‘做文章’之意念存乎胸中。”蓋因為他對寫作不缺乏科學的現代意識，只不過他對文字的刻意“講究”已形成習慣，即雕琢成性，成了下意識的動作。可以看出，他對“精致的寫家”的美譽是不太認可的。

他很自醒。

至于他對人生的議論，更是處處精辟，且不求周正，劍鋒畢露，偏往疼痛里戳——

比如他在1944年2月下旬（無具體日期）的日記中對理想主義、實際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特征斷然描述道：“理想主義者無視于實際，往往呈其幻想，腳不著地，及見得實際之一鱗半爪，乃大駭怪，而悲觀，而絕望，而自暴自棄，而隨俗浮沉，至此逐一變而為實際主義者。實際主義者何？即毫無理想，唯承現實，以現實為合理，為不可改移，而唯思于此黑暗丑惡之現實中，取得利益，以滿足個人欲望，世俗中人都是如此，社會之不能改進，民族之不能復興，皆以此故。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不同，以其執著現實認識現實故也；又與實際主義不同，以其懷有理想，而思期改革現實，以符合其理想故也。故理想主義多盲動，失之幼稚，而終無成就；實際主義者惟利是圖，本不期有所成就，故亦無成就；現實主義者尚改革，得寸進尺，游刃有余，必有成功。”他的論斷，語句雖佶屈聱牙，但理性勃郁，能說服人。

在1944年1月29日的日記中，他說：“我深感家庭之組織為人之桎梏，種種苦難與罪惡均由此而生。人之貪污，卑劣，窄狹，自私，甚至殘酷惡毒，細探根源，亦系由家庭組織而來。人之事業不能成就，才能不得發揮，亦往以此桎梏故。我甚至以為一切社會問題均當歸于此一家之病根。人們以為家庭中有情感，有溫暖安慰，因而不愿廢棄之，實乃由于惰性之觀念。真正社會主義之社會，將有更健全更偉大之感情產生，此是不待言者。”他之所說，是被種種人的生活所證明了的，話語雖冷酷，但底蘊是溫煦的，有過來者、大智者的善意。幾年前，一個文壇新銳曾對我說，我視寫作為生命，若誰與阻擋妨礙，即便是父母、妻兒、親朋、好友，也要與之決絕。當時我覺得他這個人很可怕，有不義樣相，后來他果然異軍突起，有大成就，現在看來，結合吳組緗的論述，他的態度，還是可以理解的，即便我從感情上還是不能接受他，但敬意還是有的。

關于痛苦，他在1944年11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說到悲哀）淡淡的悲哀最可怕。重大之悲哀使人號哭，可以發泄出來，唯淡淡的悲哀攖于心，拂之不去，使之莫可如何。正如暴風雨不可怕，以其痛快故，唯毛毛雨下得滿地泥濘，綿延不止，最為可怕。”這頗讓人會心，有人生經驗被驗證的滿足感。因為我多年前就寫出過自己的體驗：“父親死，死的現場我哭不出，因為還有安葬他的責任；當墳塋堆起，始知親人永訣，有了再也無法化解的永遠的痛，便破嗓大哭，聲如驢嚎。”

讀了他1944年7月11日的日記，我不禁放聲大笑。他記述馮玉祥面對異己、面對讒言，欲怒又止，因看到身邊斯文的乃師（吳組緗當時是馮的文化教員），不好發作，便故作瀟灑地說，人一不如意就罵天，而天并不生氣，仍把太陽照在他身上，把雨落在他田里。對此，吳組緗說道：“他自比于天，可知并無反省。”是他這輕輕的一聲點化，讓我忍俊不禁。因為吳的日記里多有對馮日常行徑的記錄，馮不過是一介丘八，肚量狹窄，心無點墨，但有自塑形象的意識，會裝潢門面，裝腔作勢罷了。

是精致寫作的修養，讓吳組緗的日記具有了巨大的信息容量、文學價值和語言魅力，也讓我們知道，文體無長短，文章無大小，只要態度認真，也會長在短處、大在小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