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嘉勵，1972年出生于浙江省玉環縣。1991—1995年，就讀于廈門大學歷史系考古學專業。1995年7月，進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從事浙江地區宋元考古、瓷窯址考古與研究。業余從事雜文寫作，既為個人抒情遣懷，也為考古與公眾之間情感、趣味與思想的連接，著有《考古的另一面》與《考古四記》。

在一處墓地，我看到現代人對古人的貪婪與無情。在另一處墓地，我看到了很多人對古人的懷念與溫情。而我呢，游走于兩邊，像個多愁善感的詩人，“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

——鄭嘉勵《考古的另一面》之“兩處墓地”

45歲的鄭嘉勵貌不驚人，占一個“瘦”字。作為這個年齡的中年男，每天跑5公里堅持三四年，簡直算一種操守。“田野工作者、主流學者、小眾網紅、學術暢銷書作家”，這是中科院考古所許宏老師給他封的——鄭嘉勵文字上過《讀庫》、演講露面過“一席”，名言是“我這考古工作吧，上班就等于上墳”。

最終覺得他有意思，還是看他的文字。《考古的另一面》里，有篇《一個清代女人的墳墓》：

“我抬起頭，一張張陌生的臉孔在眼前閃過，有人伸長脖子，有人屏住呼吸，有人氣定神閑，有人談笑風生。我想起魯迅先生的小說《示眾》，人們似乎在欣賞著一場百年不遇的演出，絲毫不認為眼前墳墓里長眠的是百年前自己的同類。

一小時過去，墳墓挖完了。里頭啥也沒有，除了一副尚未朽盡的骨架，從頭到腳，零零落落。看上去，這是個清代的女人，墓壙中沒有隨葬墓志，沒有人確切知道她是誰。這是一顆自天際劃過的流星，破碎的墳塋，只是流星曾經真實存在的證據。

她來過這世界，然后離開，如同蒲公英飄零于風中。把墳墓挖得這么深，寧靜地安息，是你的夢想么？然而，百年后的挖掘機，摧毀了一切。

參觀的人搖頭嘆氣，紛紛散去。有人憤憤不平，說這個清朝的窮光蛋，也不埋點什么，這么熱的天，既浪費我們的時間，也辜負了博物館的工作；有人神色凝重，好像領悟了什么，說這個清代女人真可憐，在今天還要被挖出來折騰。

在觀眾散場之后，民工們領取工資之前，他們把墓內的骨殖撿拾起來，裝在一個塑料袋中，擺在路邊。

我說：“我們找個清凈的地方，把骨頭重新掩埋吧。”有人說話了：“你看看，這里哪有清凈的地方，我告訴你，這邊的每幢房子都值幾百萬、上千萬。”說話的人，是民工頭。

我認為他的意見是正確的，這里的房子確實很貴。但我堅持說：“拜托了，我們最好還是想辦法找個地方吧。”

3月11日上午10點，跟鄭老師約在北京南站，位于地鐵C出口星巴克的二樓。“很多人趕火車會趕得很急，我有些時候很樂意到火車站，寧可早個一小時半小時坐在那里。你要么想點事情，要么讀讀書，然后等火車來。人啊，索性讓你沒有選擇以后，你就會靜下來。”這回，他隨身帶的是臺灣史學家黃寬重的《孫應時的學宦生涯》，南宋時期一個中下層官員的傳記。

頭一天晚上在北大考古文博學院聽他的《考古四記》新書分享會。天黑，地方難找，警衛難搞。最后踩著點兒終于摸索到時，自己已經氣喘吁吁、近乎黑口黑面了。還好，之后他和許宏以及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杭侃的對談實在是值回票價。

考古是安頓身心的一個東西，我們努力讓考古成為自己的宗教

北青報：我之前聽過許宏老師的講座，他說“考古是安頓身心的職業”，您能理解他這個嗎？

鄭嘉勵：當然理解。對任何人來講，職業既有養家糊口的一面，也有安頓身心的一面，我們的職業對我們的生活、思想產生很大的影響。人的一生就是不斷地在尋找自我的過程，我現在仍在尋找的過程中。我們很難有把握說自己已經找到屬于自己的人生目標和價值。找到人生意義最明確的一個指標，就是找到愿意為之奉獻、甚至愿意為之獻身的志業。這句話怎么理解呢，就是我們對某一種志業產生了一種類似宗教般的精誠。

事實上，對大多數人來說，找到人生理想，最簡單的方式——如果我們的頭腦足夠簡單的話——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宗教。宗教是賦予人生意義最直接、簡單的方式，當然前提是你信它。“好了好了，關于人生、關于這個世界、關于天下大道，我個人是沒有能力去尋找的，那么我就只聽一個人說，聽一個造物者說，從今以后，我個人任何想法都不要了”。理論上，確實是如此，但事實上像我們這樣的人，像我們中國這種信奉實用理性的國度，自己從小受科學的教育，你說讓我們非常死心塌地去信一個東西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們信仰的東西最終還是要靠自己去尋找。我還是愿意選擇一條勇敢者的道路，信自己，就是一條勇敢者的道路，也就是說，我的人生價值、我的人生意義，要靠我自己來賦予它，而不是靠某個權威、某個神靈。

關于職業，有些人可能慢慢會把它當成了自己的宗教，有些人以音樂為自己的宗教，有些人可能是歷史，有些人可能是文學，像我們就努力地讓考古成為自己的宗教。許宏老師講“考古是可以安頓身心的一個東西”，這就是他在尋找自我過程中的體驗，考古職業對于他已經有了宗教的意味了。其實，這也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追求的。

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田野考古給我們知識和生活的滋養

北青報：您寫到最早是想學史學的，結果被考古系錄取了之后還挺茫然，對舊石器什么的毫無感覺，到實習的時候才開始產生興趣。為什么？

鄭嘉勵：小時候，我的理想是文學。七十年代生人，很多人的理想就是要做文學家。我念小學的時候就有很強烈的想法，如果我這輩子可以成為魯迅先生的話，今天能成為魯迅，明天馬上死掉我都樂意。當時就是這么想的。

但是，想法隨著慢慢長大之后會改變。小學想做文學家，初一還想做文學家，到高中的時候就想做歷史學家。因為那時候看范文瀾他們的書，那個愿望也很強烈。考大學，幾乎所有的志愿都是報考歷史系的。但像我們農村出來的孩子，報考志愿，最后肯定都會填寫“服從調配”，于是就被考古專業錄取了。

考古專業老師肯定給你講，反正是兄弟學科，彼此彼此。其實差別挺大的，尤其是史前考古。我剛才講了，它沒有文字，通過實物研究人的行為、行為背后的觀念世界，它無書可讀，以一種非常接近自然科學的田野調查方式來研究人類社會。這種方式和趣味，跟歷史學很不一樣，所以，我一開始就拒絕。

后來，漸漸發現，你說我對這東西完全就是討厭嗎？好像也不是。不感興趣，是你不得門徑嘛，你進不去，也沒有實踐，發現不了問題，也提不出問題，當然了無生趣。但在參加考古實習以后，情況就不一樣了，因為考古本身是實踐性很強的學科，課堂里講的東西很抽象，一到實踐中就容易明白。好比講唐代、宋代的瓷器有什么區別，課上講有什么用？拿一堆唐代瓷片、宋代瓷片擺在這里，你一看就明白了。

北青報：考古實踐的什么吸引到您？

鄭嘉勵：田野生活，有辛苦的一面，但也有很好的一面，尤其是你喜歡讀書、行路的話。比方我跑到一個新地方，就讀當地的文獻、當地的書，考古發掘的對象又涉及當地的遺址和文物，這就會給我們很多關于當地的新知識。考古的發掘對象，具有不可預見性，今天不知道明天的遺址會出土什么。這是一個探索的過程，假如我們真有興趣的話，它就會帶給我們以探索的充實。

我們每到一個新地方，還真不是浮光掠影地隨處走走。我們貼著土地生活，跟老百姓生活、勞作在一起，他們的喜怒哀樂會感染你，會影響你。你會接觸到很多不同的生活，這是在書齋里無法想象的世界。所以，考古工作一方面給我們知識方面的滋養，更有生活方面的滋養。我現在寫這兩本書，我的題材根本就沒有寫完，我還有很多的閱歷與積累，這些就是我的財富。一方面是知識的積累，一方面是生活的積累，這種生活、工作方式，就非常接近于古人標榜的那種理想化的生活，那就是“行萬里路，讀萬卷書”。

做墓葬，它直接涉及具體的人、涉及生死、涉及存在和虛無

鄭嘉勵：當然這是理想化的描述，任何工作都一樣，考古也有許多的艱難、辛酸，甘苦自知，不足為外人道。當我心情好的時候，確實會比較享受考古的工作狀態，年輕的時候，甚至覺得這樣的生活很滿足，每天有新發現，還有工資補貼。但是，隨著年齡增長，父母老去，孩子逐漸長大，我們的價值觀都會面臨重新的洗牌。

過去我感覺，只要有個考古新發現就滿足了，到四十歲你還會這么想嗎？四十歲，我可能會想，這個工作能不能給我帶來社會地位？能不能給我帶來社會認同？能不能給我們帶來更多的經濟回報？都很現實的，我上有老下有小。還有，我要在業務領域內獲得資源。原先的那些就不能滿足自己了。

我們在某個遺址、墓地的發掘中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我們也寫考古報告，但我們發現它的影響力幾乎就只局限在全國的幾個同行之間。當然我們的學術價值并不是說一定要依靠公眾、社會的認同，但是一個學者客觀的影響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取決于這個學者能夠為社會、為公眾提供什么樣有影響的文化服務。我們能夠為他們提供多大的文化產品，才能獲得多大的回報。這不是功利的說法，事實如此。社會現實也會逼著你去想。

北青報：那怎么辦呢？

鄭嘉勵：我就想“還是做歷史時期考古吧”。2000年前后，在我們浙江考古所，做歷史時期考古，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除了做越窯、龍泉窯，沒有第三種選擇。浙江是青瓷的故鄉，瓷器是一個非常大門類的物質文化遺存，公眾也關注。我要是一直做陶瓷，可能今天坐你面前我就穿唐裝了，談談青瓷鑒賞，焚香喝茶的，會顯得很風雅。我從1998年起做了八年的越窯青瓷，寫了一些文章，后來發現自己不能滿足，我覺得這個領域太過專門了，無法跟具體的人、具體的歷史事件以及人的喜怒哀樂聯系在一起。

后來，我開始做墓葬，墓葬可以涉及具體的人、涉及生死、涉及存在和虛無。再后來我又做城市考古，比如杭州臨安城、嘉興子城。城市是一個時期、一個地方的政治中心，那時代最重要的人物、最好的建筑、最精華的東西都集中在城市，就是那個時代物質、精神文化的大集萃。

顯然，墓葬和城市考古的題材相對于瓷窯址，更容易跟史學的議題去對接。表面上看，我的選擇好像這樣那樣，朝三暮四，其實我是以自己的方式去回歸到自己高中時期的志愿，我過去的志愿就是做歷史研究。這就是尋找自我的過程，盡管這個過程是不自覺的。

“考古，不能吃，不能穿，有什么用？”這是個粗魯但深刻的問題

北青報：什么時候開始寫雜文？

鄭嘉勵：2010年以后開始寫，很晚了。我的趣味，基本上是史學趣味。我做墓葬，做宋墓，在浙江幾乎就我一個人做。有些墓葬題材很好，發現也重要，比如《徐謂禮文書》等等，所以很容易就讓我在宋史學界有一定的影響。但是，我又會發現，考古生活有很多東西沒有表達出來。比如在配合基建的考古發掘中，我有很多對歷史、對人情世故、對社會、對人生，包括個人生活的想法，這些東西不吐不快。

我的文字里面，有很多向魯迅先生致敬的地方。這也是不自覺的。其實，還是在以迂回的方式回歸自己少年時期的理想，因為我兒時的理想就是做魯迅這樣的文學家。初心跟青少年志趣才是更加本質的自我。年輕時我們有很多理想，在參加工作以后，結婚生子以后，很多理想慢慢就迷失掉了。40歲以后，好像經濟條件漸漸都改善了，但我依然好像不感到快樂，可能就是因為我們年輕時候的愿望和理想越來越遠了。一個人有很清晰的自我意識不容易，但是很多的行為，其實都是少年時期的情結在發揮影響。

北青報：現在好像考古也挺紅的，像《國家寶藏》那些節目，大家還都挺愛看的。您《考古四記》中最后一句話是：“‘考古，不能吃，不能穿，有什么用？’——這是個粗魯的問題，也是個深刻的問題，我愿意帶著這個問題繼續求索。”大家現在對考古表現出來的興趣，在您的理解和接觸里面，您覺得是什么樣的原因？還有您覺得這個東西，它對老百姓真的有什么用？

鄭嘉勵：我覺得人對歷史文化產品的消費，這種需求是永遠存在的。任何時代歷史讀物都是一個時代的剛需，過去有蔡東藩，現在有當年明月、易中天。我們不能說這些東西一定有多好，但是民眾對它們始終有需求。考古是歷史的一部分，而且是歷史中有實物遺留的、更可把握的、更有代入感的、有溫度的歷史。公眾對考古有需求，很正常。

北青報：是出于了解未知的興趣？

鄭嘉勵：民眾對歷史文化產品（考古當然包含在里面）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有些人可能確實是對探索歷史發展規律有興趣，有些人可能對里頭的政治權謀感興趣，有些人可能對它的經濟價值或藝術感興趣，這些都無可厚非。因為每個人的需求不一樣，我們的文化產品要在多方面、多層次滿足他們的不同需求。

我們以海昏侯墓為例，它受到公眾的高度關注是很自然的。一方面因為海昏侯這樣非常特殊的戲劇化的身份，還有墓葬里面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很多的金銀財寶，還有考古發掘本身的探索的過程，很多人對它感興趣。有些人會感興趣劉賀的命運，有些人關注文物的藝術審美，有些人純粹對金銀財寶有興趣。這些需求是多層次的，都值得尊重。事實上，我們如果能夠給人家提供多層次的需要，這才是比較理想的文化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