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韓開春的《少年與自然》系列叢書即將出版，認真閱讀了他發來的樣稿，應該可以這樣說，我之前對韓開春的論斷，在這個書系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驗證，即“韓開春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兒童文學作家，而應該是一個了不起的自然文學作家”。

據開春老師說，《少年與自然》叢書共八本，先期出版四本，即《蟲蟲》、《與獸為鄰》、《水精靈》和《雀之靈》。單從書名上來看，《蟲蟲》以蟲字相疊，雖然不置褒貶，但對蟲子的喜愛之情溢于言表。寫獸類時，作者則平等地稱其為鄰，而寫雀與魚蝦之類水族時，均以“靈”字相稱。書名的變化，反應了韓開春近幾年創作觀的轉變。

在早期的《蟲蟲》中，韓開春用“兒童體驗，成人視角”完成關于蟲蟲的故事講述，將一個頑皮孩童玩蟲經歷，寫得妙趣橫生。蟲子們在小韓開春手中歷經悲歡離合，玩蟲少年自以為擁有一雙“上帝”之手，可以隨意操控蟲子們的命運。愛之，則百般呵護；惡之，則肆意殺戮。

0２

我們必須承認，在童年韓開春的心中，所謂是非、善惡、美丑等標準，只是源于一個鄉村孩子最原始的認知和最樸素的情感，而在這種標準下作出的判斷往往是嚴重悖離了事物的本質。如果完全用童年時的視角來寫昆蟲世界，那么這本書的價值可能會大打折扣。對此，韓開春作了調整，那就是用童年的體驗與成人的視角相結合，來完成關于蟲蟲的故事講述，正是這樣的調整，才能夠使韓開春超越童年認識的局限，不時抽身出來，對童年玩蟲行為作不斷的反思，從而將讀者引向人與自然、人與自己等哲學層面的思考。

正是基于這種思考，韓開春開始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其實，人不是蟲子命運的主宰，人無權用那雙所謂的上帝之手，去決定蟲子們的命運。這個認識，自然而然地映射在以后的創作中。《與獸為鄰》中，韓開春放棄了“兒童體驗與成人視角” 式的寫作方式，而是站在一個平等的角度，更為客觀地去敘述時莊那片土地上人與獸的故事。作為鄰里：誤解，矛盾，沖突，友誼……這些都常有的事，是一種常態，常態的本身即意味著其達到了某種平衡。同樣道理，人與獸，在大自然中本身就是互為鄰里，誤解，矛盾，沖突，友誼……糾纏了上百萬年。當然，在糾纏之中，人與獸也在自然法則之下達成了一種平衡。在原始時代，人與獸彼此傷害時，也只是各自認命，并不記恨；彼此幫助時，也很快相忘于江湖。而伴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人類漸漸走向了食物鏈的頂端，從而自命不凡地封自己為萬物之靈長，視萬物為芻狗。人與獸之間，由原先的“誤解，矛盾，沖突，友誼……”的復雜關系，變成人對獸的單向度殺戮，自然的平衡就此打破。

人類的殺戮能力越大，破壞力就越強。進入工業文明時代，情況變得越來越糟糕。梭羅的《瓦爾登湖》、《種子的信仰》、《遠行》等一系列自然隨筆的問世，形成了一個強大的磁場，吸引了一大批追隨者，人們甚至因為梭羅的貢獻，甚至忽略了其前輩吉伯特·懷特和詹姆斯·奧杜邦等人及他們的自然著作。梭羅通過其自然隨筆，意在讓人們在自然中去驗證，人是可以盡量地去靠近自然過“極簡生活”的。與梭羅幾乎同時代的約翰·巴勒斯對“那片回蕩著鳥兒歌聲的林子和長著野草莓的田野”，情有獨鐘。他的力圖通過其經典作品《醒來的森林》，完成“把人們送回自然”的使命。當然，梭羅與約翰巴勒斯們的努力，并未見多少成效。相反，人與自然的關系日漸緊張，一直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美國農林業生產中大量地使用殺蟲劑，導致環境急劇惡化。雷切爾·卡森通過長期的研究，撰寫《寂靜的春天》，表達了自己的觀察與憂思，呼喚環境保護，引起轟動。其本人也因此成為保護生態環境的先鋒和衛士而為美國人民所愛戴。

反觀中國今天的環境狀況，我們不得不說，較之百年前的美國，更為嚴重。中國人與自然的關系，沖突空前激烈。而我們很少有作家對此問題作出系統而深入的思考，更不用說給出解決問題的方案。仔細閱讀韓開春的這個系列作品，我們可以看到韓開春的創作野心，就是努力破解人與自然的關系的困局。他意識到，在中國，梭羅的“體驗自然”，已無必要；巴勒斯“把人們送回自然”，更無可能，因為自然已經破壞殆盡。如果有人要去寫一本類似雷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森林》，去反映自然生態的惡化程度，似乎也顯得多余，因為我們的環境本身已然充分說明的一切，我們的環境問題空前嚴峻。那么我們該怎么辦？

0３

韓開春寫鳥與魚蝦等水族時，書名都有一個“靈”字，這體現了韓開春對動物的重新認識與定位。他推翻了原有的標準，從《蟲蟲》中人主宰論，到《與獸為鄰》中的萬物平等論，再到《雀之靈》中的推崇動物論（客觀上講，《水精靈》在敘述過程中，一定程度上悖離了作者的創作初衷，對此，筆者將另外撰文評論）。

萬物平等論，無疑是來自美國極具聲望的“美國新環境理論的創始者”：利奧波德。他反思了人類的文明，認為真正的文明“是人類與其它動物、植物、土壤互為依存的合作狀態”，真正的倫理應當是“大地倫理”，是將人類視為“生物共同體中的一個成員”并自覺維護大地共同體的倫理。韓開春在此基礎上，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他沒有止步于利氏的“大地倫理”說，因為在利氏的理論中，人的地位顯然還是高于動物的，所謂的“要求作為生物共同體中的一個成員，人類要自覺維護大地共同體的倫理”，人仍是主導地位，對動物的所謂倫理，是一種高高在上的賜予。

韓開春的“推崇動物論”中體現的則是人必須匍匐在大地上，向動物學習。因為在人與動物的長期交往中，彼此的友誼，動物可能更為忠誠；彼此的誤會、傷害，動物似乎更容易原諒我們。比如《雀之靈·麻雀》篇中，在那個聲勢浩大的“除四害”運動中，韓開春猶如一個史官，滿懷悲愴的心情，秉筆直書那些人類對麻雀犯下的滔天罪行：

“大隊喇叭里提前幾天就通知某一日統一行動，要生產隊的各位社員準備好各種能夠發出響聲的用具，連上學的孩子也在老師的督促下帶了臉盆鍋鏟等工具。到了那天，大隊喇叭里一聲令下，鳥銃、鞭炮一起炸響，就像晴空里響起霹靂一樣嚇人，所有能發出響聲的東西都被人們用了起來，大鼓、銅鑼、鐵片、瓷盆，甚至有的人把燒飯的鍋都提了出來，所有的人都敲啊，打啊，尖叫啊，個個都像發了瘋一樣，尖銳的噪聲一浪高過一浪，那些可憐的麻雀從窩里、草叢里、房頂上、樹梢上被驚起，在空中東一頭西一頭地飛來撞去，好多麻雀就這樣有的被撞死，有的被嚇死的，更多的是因為被驚嚇不能落下歇腳，飛到最后，實在不能堅持，就從空中一頭栽到了地上，生生地被累死了，那天晚上，清點“勝利果實”，集中到一起的死麻雀堆得就像一座小山一樣。”

這場屠殺一點也不遜于希特勒屠殺猶太人、不遜于紅色高棉大屠殺、不遜于南京大屠殺……人類的歷史，鮮血淋漓，至今仍讓人不寒而栗，冤冤相報，似乎永無窮盡。彼此和解，難上加難。韓開春竟然將史書般沉重而又沉痛話題，不動聲色地融入一個看似簡單的關于麻雀的故事中。人類的冤冤相報的死結，在麻雀的世界卻輕易解開：

“好在時間不長就有專家出來說，麻雀的食譜并不以谷物為主，它的口糧里的主要成分還是各種害蟲，對農民來說，是利大于弊。人們一聽這話，知道是冤枉麻雀了，才趕緊把它從“四害”的行列中開除，停止了對麻雀的剿殺行動，這樣，麻雀才僥幸逃脫了被滅絕的命運。到我出生以后并開始記事時起，麻雀又成群結隊地在莊子上到處蹦跳、唧唧喳喳了，好像壓根兒就忘了十幾年前人們對它們的所作所為了。”

麻雀是慈悲，還是智慧，我們無從知曉，但自許為萬物靈長的人類，與它們相比，是不是要渺小得多。也許正是基于這些原因，韓開春，才褫奪了萬物靈長那個“靈”字，并把這個字虔誠地獻給了鳥類。我們在這本《雀之靈》中，完全能夠感受到作者的那份崇敬之情。燕子的美善、喜鵲的神圣、烏鴉的率性、八哥的可愛、畫眉的浪漫、苦哇子的悲情……或美其容，或麗其顏，或妍其態、或婉轉其喉。

0４

通過這個“少年與自然”系列，韓開春對人與自然的關系的認知，漸漸明晰起來。由玩蟲少年，終于成長為一個負責任的自然文學作家。韓開春完全憑借一己之力，構建起一個自然文學的大廈，他站在梭羅、約翰·巴勒斯、利奧波德等巨匠的肩膀上，看得更遠一點。體驗自然、把人們送回自然、大地倫理等理念，都無法解決中國當下的環境問題。那么，韓開春的探索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的。在前人的基礎上，我們不妨向動物學習，也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開春的網名叫“自然之子”，每次跟開春聊天，我特別喜歡看他閃動的頭像，那是一只美麗的刀螂，它仿佛在向我傳達某種神諭，正是這些神諭，讓我覺得我可能比別人更懂得開春作品想要傳遞的真實訊息。我更愿意把他的這一個系列看作是向我們的同胞——“蟲獸魚鳥”致敬的文字。我相信，萬物有靈，它們應該能夠讀懂一個叫“自然之子”的自然文學作家的誠意。

梭羅曾說：“到冬天，一聽到棠棣、美洲商陸、杜松這些植物果子的名稱，我就會覺得神清氣爽；難道天堂不是由這些簡單的樹木果實構成的嗎？”我想對于韓開春來說，天堂里除了有植物，還必須有那些蟲蟲、獸、水精靈和雀之靈。在人與麻雀之間，韓開春找到了一個對應點，那就是孩子跟麻雀一樣：不記仇。所以韓開春繼《蟲蟲》之后，特別強調了作品“再回童年，重建天堂”的母題。是孩子讓他看到了希望，孩子的不記仇的美善品質使他們有資格擔負起這一神圣使命。因此韓開春用這個系列向自然致意的同時，他的本意亦是向孩子及保有孩子一樣純粹品質的成人致敬。只有更多的人關注并加入到這個“重建天堂”的工程中來，這個世界才有可能變得更好，更純粹。

對于我個人來講，我是想把這四本書，特別是《雀之靈》奉為自然文學的“圣經”，一讀再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