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時期到新世紀，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學走過了40年的歷史進程，也鑄就了前所少有的歷史的輝煌。回顧這段篳路藍縷的行進過程，仰望這得來不易的文學偉績，人們不能忘懷那些為新時期文學竭盡心力的人們，尤其是那些披荊斬棘的開路者，激濁揚清的先行者。

在新時期文學從無到有、有小到大的發展演進中，文學的組織領導者、作家藝術家、理論批評家、編輯出版家等，都從不同的角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各自的突出奉獻。但比較而言，在那樣一個劫后復蘇的特殊時期，文藝的組織領導者因處于改革開放的風口浪尖，置身思想解放的前沿陣地，地位更為重要，作用更為重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高度評價周揚、張光年、陳荒煤、馮牧等老一輩革命文藝家的功績。而陳荒煤作為其中的一位，因在文藝組織的恢復與重建、文藝思想觀念的撥亂反正、文藝創作新潮的推波助瀾等多方面的除舊布新，不避湯火，嘔心瀝血，更引人為之矚目，也更令人難以忘懷。

一

志在文學創作的陳荒煤，自青年時代寫了一些小說、報告文學之外，1938年進入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任教之后，就根據當時革命文藝運動的需要輾轉于各個解放區，基本上以文藝的組織領導工作為主了。全國解放之后，他先后任過天津市軍管會文藝處長、武漢軍管會文教部副部長、中南軍區文化部長，中南局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電影局局長，文化部副部長，直到“文革”前夕被“下放”到重慶，之后一直處于被批判、被管制的境地。

1978年，恢復工作的陳荒煤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協助所長沙汀主持日常工作。中國社會科學院是“文革”后最早恢復的學術機構，復出之后的陳荒煤，在這一時期，迅速進入履職狀態，傾注著極大的熱情，全身心地投入繁忙而緊張的工作。據了解內情的王平凡記憶，這段時間，由陳荒煤主持或主辦的大事即有：組織全所同志進行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依托《文學評論》，深入開展揭批“四人幫”思想流毒，澄清被他們搞亂的文藝思想；主持編輯《周恩來與文藝》《周恩來與藝術家們》；提出總結30年社會主義文藝工作的經驗與教訓，并在所內外作《關于總結文藝30年問題》《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更好地發展文學事業》等重要報告；受院領導委托，在1979年主持召開“全國學科規劃會議”；為錯劃右派的同志落實政策，面向社會招聘年輕的研究人員，落實研究生的培養計劃與教學工作。這些工作，立足于文學所，輻射于文學界，無論是對于文學所的工作迅速走上正軌，還是文學界恢復正常工作狀態，都起到了積極而有力的引領與推動作用。

同一時期，長期處于停滯狀態的中國文聯、中國作協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恢復工作。1979年間，還在文學所副所長任上的陳荒煤，先后出任籌備恢復中的中國文聯黨組副書記，中國作協臨時黨組代理書記，并參與了第四次全國文代會、第三次作代會的籌備工作，并在第三次作代會上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1981年2月，陳荒煤重返“文革”前的崗位，復任文化部副部長，主管電影工作。1982年，改任文化部顧問。在此期間，他除去電影領域的創作與生產、研究與評論的組織與領導工作之外，還主導或參與主導了一些全國性文學與電影學術團體的組建與成立，如中國魯迅學會，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中國文藝理論學會，中國趙樹理研究會，中國電影評論學會，中國夏衍電影學會等。可以說，在百業待興的新時期，他為文藝事業的恢復和建設投入了最大的精力，付出了最多的心血。而且這些工作十分廣泛，行業相當多樣，跨越了文學、文藝和文化，涉及到研究機構、政府部門和民間團體。在新時期文藝的復蘇與建設中，陳荒煤顯現了他多面手的卓越才能，也做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貢獻。

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繁榮與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其優勢獨具的體制與機制，依賴于深諳文藝規律的組織者與領導者。正是這種體制的有效保障，機制的有力運行，這些組織者、領導者的秉要執本和盡職盡責，才使新時期文學有了波瀾壯闊的奮勇前行，并走過90年代的風風雨雨，闊步走向新的世紀。因此，著力于新時期文學體制與機制的恢復與建設，又多方面發揮自己的組織才能與領導藝術的陳荒煤，不僅既往開來，建樹甚多，而且拔新領異，獨一無二。

二

陳荒煤與周揚、張光年、馮牧等老一輩文藝界領導者一樣，有著相似的經歷，多重的身份。他們都是以從事文藝工作的方式投身于革命事業，兼有文藝界領導人、作家、理論批評家的多重身份。因此，無論是身處研究機構，還是文藝團體，抑或是黨政部門，他都有著敏銳的思想警覺，活躍的理性思維和強烈的問題意識，并以順應時代潮流，切近文藝規律的方式，大力推動文藝界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撥亂反正的斗爭。

陳荒煤到文學研究所之后，便著手主抓了兩個方面的工作，一個是以《文學評論》《文學研究動態》等刊物為平臺，在文藝思想觀念上，徹底揭批“四人幫”，深入批判“兩個凡是”，以突破“左”的禁區的新問題、新觀點，推動文藝戰線的思想解放不斷向前。另一方面，提出以周恩來重視知識分子、推動文藝發展的文藝思想為指導，總結新中國文藝發展的經驗與教訓。為此，他寫作了深刻解讀周恩來重要文藝講話的《一個重要的歷史文獻》等文章，力求在闡發正確文藝思想的同時，厘清文藝的思想路線，端正文藝理論思想。對于陳荒煤在這一時期的作用，與陳荒煤同過事又了解他的許覺民表述過這樣的看法：“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文藝界貫徹執行撥亂反正的斗爭中，文藝界的一些老同志一直在前面作為先驅，起著振聾發聵的作用，陳荒煤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以為，正是從那時開始，文學研究所的工作逐漸進入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在1979年的四次文代會之后，文藝界逐步掀起文藝與政治關系的大討論。陳荒煤在這一重大文藝問題的討論中，不僅在文學所組織大家積極討論，各抒己見；而且利用一些全國性學術會議在更大范圍開展論爭。如1980年的廬山召開的全國高校文藝理論研究會，就以文藝與政治的關系為總議題。身為研究會顧問的陳荒煤，不僅全程出席，聆聽發言，參與討論，還在會議的發言中明確指出：“文藝為政治服務這個口號，不夠全面，不夠科學。它不能概括文學藝術全部復雜的現象，不完全符合文學藝術的特征規律，并不能概括文學藝術的全部功能。”這些旗幟鮮明的意見，有力地推動了這一討論走向深入并取得積極的成果。

因為長期從事電影事業的組織領導工作，陳荒煤在這一時期也特別關注電影界的思想解放與創作發展。1978年，他到云南昆明開會，聽說電影《阿詩瑪》的女主演楊麗坤因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而精神失常，由此聯想到好的電影不能公映，優秀的演員背負罪名，骨鯁在喉的他回京之后，便寫了一篇情真意切的文章《阿詩瑪，你在哪里》，發表于《人民日報》。文章雖由電影《阿詩瑪》的個案說起，但涉及的卻是怎樣看待“十七年”期間的影片，如何對待辛勤付出的電影工作者的大問題。這篇文章發表之后，立刻引起很大反響，并直接推動了“十七年”影片的解禁和遭受迫害的電影工作者的相繼平反。但寫這篇文章，陳荒煤冒了很大的風險，面臨了很大的壓力。有關部門的領導人對此文很有意見，使得胡喬木和周揚先后找陳荒煤談話。陳荒煤專給周揚寫信說明情況之后，在信的末尾坦然表示：“無非罷官，去做老百姓”。揭真相，決不掩飾，態度是何等堅決；說真話，絕不屈服，精神是何等的無畏。這怎能不讓人為之敬服？

三

新時期文學在創作上的第一聲春雷，當屬“傷痕文學”。而“傷痕文學”的開山之作盧新華的《傷痕》甫一發表，陳荒煤就看到這一作品在傷感之中隱含的思想銳意，代表的新的創作傾向，毫不遲疑地及時著文予以支持。隨后，伴隨著“反思文學”、“改革文學”、“歸來者文學”、“知青文學”等傾向向人們走來的新人新作，陳荒煤都以作序、寫信、撰文等方式，予以熱情的評說，積極的推介，可以說有求必應，不遺余力。正是這種熱情評新作、積極推新人的做法，使他成為新時期中發現“千里馬”最多的文壇“伯樂”之一。

1977年到1978年間，盧新華的《傷痕》，劉心武的《班主任》發表之后，在當時的文學界引起了不小的爭論。這個時候，陳荒煤挺身而出，撰寫了《〈傷痕〉也觸動了文藝創作的傷痕》《解放思想，相信群眾》等文章，不僅及時肯定了作品的突破性意義，而且對積極支持這些作品的討論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熱情洋溢地指出：“北京文藝界對《班主任》等一批作品的討論，上海《文匯報》對《傷痕》的討論，這個風氣開得好，好就好在積極支持一批年青的作者闖開了一些‘禁區’。”

197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出版《1977—1978年短篇小說》時，陳荒煤在《篇短意深，氣象一新》的序言中，興致勃勃地向人們評介和推薦劉心武、王亞平、李陀、張潔、賈大山、賈平凹等人的作品，并在精到細致的賞鑒中，情不自禁地寫道：“這一股新的力量，朝氣蓬勃，像一把尖刀無所畏懼地突破各種‘禁區’，奮勇前進！”在熱情的贊許中，寄寓著老戰士對于新生力量的殷切期望。

當工人作家蔣子龍一度遇到無理的責難，陳荒煤挺身而出，在為《蔣子龍短篇小說集》所作的序言中，義無反顧地指出：蔣子龍“不僅熱情洋溢地描寫了工業戰線上更多闖將，自己也做了文學戰線上的闖將”，從而給作家以排除障礙、繼續探索的勇氣。

青年作家曉風有感于文藝報刊重“名”不重“文”的現象，投書于陳荒煤，呼呼為青年作家打開創作的“閘門”。陳荒煤及時寫信予以支持，還就如何發現和培養文藝戰線的新生力量提出了許多切實可行的措施，并把兩封信一并交于《人民日報》發表，使更多的人們得以聆聽廣大青年文學寫作者的強烈心聲。

陳荒煤對于青年作者不僅熱情愛護，而且嚴格要求，經常向他們提建議、敲警鐘。他在《對青年作家的希望》一文中，建議青年作家在鉆研創作技巧的同時，學點馬列主義和文藝理論，在寫自己熟悉的生活的同時，努力去熟悉自己還不熟悉的新生活，等等。這既反映了陳荒煤對青年作家茁壯成長的深切關懷，也反映了他對青年作家所長與所短的深刻了解。毋庸置疑，這些工作對于青年作家發揮長處，糾正不足，以及造成更多文學新人出現的良好環境與氛圍，是或多或少地發揮了有益的作用的。如果說，新時期接踵出現的文學新人以他們扎扎實實的進步，證明他們不愧為文學創作中承上啟下的生力軍的話，這也向人們證明，陳荒煤及其老一輩文藝家、評論家，在扶持文學新人上的努力，卓有遠見，是做出了具有戰略意義的貢獻的。

1997年歲末，在陳荒煤逝世一周年之際出版的《憶荒煤》（中國電影出版社1997年12月版）一書中，匯集了文學文藝界從領導者、作家、藝術家，到評論家、研究者等100多人撰寫的懷念陳荒煤的文章，從方方面面記述了在與陳荒煤的交往中，陳荒煤對他們工作的支持、事業的幫助和個人的關懷。其中不少人都由陳荒煤名字中的“煤”字想開去，暢談陳荒煤“孺子牛”般的奉獻人生。如“荒煤仍在燃燒”（黃宗江、石曼），“荒煤之火永遠不熄”（張守仁），“永不熄滅的燃燒”（張抗抗）等。我想，這些飽含深情又頗帶象征意義的描述，是對陳荒煤一生辛勞的最好總結，是對他敬業精神的最好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