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負責評審及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文學院宣布，今年暫停評選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幾乎和這個話題一樣熱絡，人們又把“悲催”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拉扯了進來。

2006年年初，村上春樹憑借著《海邊的卡夫卡》獲得有“諾貝爾文學獎前奏”之稱的“弗朗茨·卡夫卡”獎，之后，每年成為熱門候選，但年年與諾獎無緣，堪稱“最悲壯的入圍者”。

陪跑12年之后，寫書40年跑步40年的村上春樹似可短暫停下腳步，但這或許只是外界一廂情愿的想法。

緣分與粉絲

村上春樹29歲開始寫作，第一部作品《且聽風吟》即獲得日本群像新人獎。1987年，第五部長篇小說《挪威的森林》上市至2010年在日本暢銷1000萬冊，國內簡體版到2004年銷售總量786萬，引起“村上現象”。

有評論說，其作品風格深受歐美作家的影響，基調輕盈，少有日本戰后陰郁沉重的文字氣息，被稱作第一個純正的“二戰后時期作家”，并被譽為日本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旗手。

“第一次接觸他要追溯到高中時代，接觸的第一部作品自然是《挪威的森林》，我相信這也是國內大部分讀者接觸到的第一部村上春樹的作品。” 新經典圖書編輯劉恩凡向記者回憶起與村上春樹最初的“緣分”。

說是“緣分”，是因為在出版行業工作10年的劉恩凡成了村上春樹作品的圖書編輯——這些作品包括《與小澤征爾共度的午后音樂時光》《愛吃沙拉的獅子》《大蘿卜與難挑的鱷梨》《圖書館奇談》《我的職業是小說家》等等，以及即將上市的《假如真有時光機》，是一部全新的旅行隨筆。

劉恩凡說，編輯村上春樹作品有一個最大體會，總是會跟一些很奇怪的知識點狹路相逢。“如果不是因為《假如真有時光機》這本書，我可能永遠都不知道(也不會想著去知道)冰島的羊是沒有尾巴的，海鸚是一種小時候只有黑白雙色、長大后卻會變得鮮艷醒目的萌系海鳥，西貝柳斯作為芬蘭國寶級作曲家，鋼琴竟是朋友眾籌、作為生日禮物相贈的，網紅熊本熊最初授權使用的周邊產品并非大家熟悉的毛絨公仔，而是佛壇……”

村上春樹的作品在很多時段都曾陪伴過媒體人簡潔，熟知的朋友都知道她絕對算得上村上春樹的忠實粉絲。“我看《挪威的森林》，當時并沒有太多喜歡的感覺。那時的讀書筆記里，我這樣寫：整本書都讓我不適，但又是令人思考的，它直指了死亡和寂寞。”

“不適感”在不自知中被消除，閱讀繼續，并從中找到了自己。后來，簡潔有機會采訪到村上春樹作品在中國的早期譯者林少華。

批評與反抗

這些年，每到10月份，諾獎頒布的時候，村上春樹就會被拉出來“示眾與接受調侃”。

得獎這回事，在現實中多有分野，各有各的立場與說辭。

“村上春樹得不得諾獎對我來說是沒有意義的，就算是個流行作家也好，他確實能止住我某種未知又莫名的痛苦。”這是簡潔的觀點，應該說出很大一部分讀者的心聲。

“假如有一天，村上春樹真的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作為他的部分作品的中文版編輯，我想我應該挺高興的，又該加印了！”這是劉恩凡的“玩笑話”，倒也有道理，畢竟加印意味著暢銷且常銷。

書評人思郁說，日本文學批評界對村上春樹的小說一向以批評為主。大多數作家都會在意別人的批評，但是村上春樹的小說，大多數都有著傲人的銷量，近些年又推向了國際市場，同樣占據暢銷書的排行榜。“這種商業上的成功是村上春樹抵御批評界對他批評的一種反抗。”

批評與反抗，相伴相生。特別是成為暢銷書，進入大眾視野，勢必會被更多地討論、批評和爭議，這是作家必須承受的。

中國作家閻連科觀察到，近十幾年來，在中國盛行的西方經典文學有一個特點：寫作的人物已經從社會歷史轉向了家庭。他把卡佛、門羅、喬納森·弗蘭岑等作家的作品稱作“苦咖啡文學”，在這類文學作品中，讀者只能看到一個人群在某一種情況下生存境遇中的小困難、小波折，看不到整個國家、整個民族或者人類面臨的生存困境。

“作家如果不給讀者提供本民族人群和個人最艱難的生存境遇，那么他的偉大是值得懷疑的。”他以村上春樹為例，雖然其小說比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大江健三郎、芥川龍之介的作品賣得好得多，但“在村上春樹的小說中，我看不到日本人今天的生存狀況”。

“門羅拿了諾獎，如果有一天村上春樹也獲諾獎了，整個世界文學對經典的轉移就已經悄然完成，那就是我們長期崇敬的偉大作品的災難。”閻連科最擔心的是，在經典轉移的過程中，一種文學被保留下來，另一種文學則被拒之門外。

職責與諾獎

“做一件事的時候，你是否覺得快樂，大概就是辨別必要與非必要的基準。我一直在偷偷祈愿，希望自己寫的小說在這個世界上能擔當起積極的職責來，哪怕只是一丁點兒也好。”

劉恩凡引用村上春樹的這席話，回應“村上春樹的作品好在哪里？是否被過譽了？”這個較為普遍且又乏味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說，我想他其實已經獲得了他想要的最真實的贊譽。”

“讀過村上春樹的很多部散文作品后，漸漸了解了現實生活中的他，是一個有強烈的好奇心、不同尋常的腦回路以及海量知識儲備的有趣、有料、有溫度、有想法的人，絕不同于他筆下的那些小說人物，過著離群索居的孤絕生活。”劉恩凡在這“奇妙的反差中”找到了樂趣。

不難發現，輿論場出現了一道鴻溝，討論者與被討論者并不處于同一語境。村上春樹并不愿意介入這一“博彩話題”。

“我想強調的是，在中國乃至世界，有太多人把諾貝爾文學獎當作唯一的文學評判標準，絕對不是這樣的。我們也不要天真地以為它就是一個純粹的文學獎，它常常是各種因素平衡的產物，有時是文學和政治的平衡，有時又是文學、政治甚至經濟的平衡。”《世界文學》主編高興如是說。

村上春樹在他的首部自傳性作品《我的職業是小說家》中也寫道：“但凡名字叫獎的，從奧斯卡金像獎到諾貝爾文學獎，除了評價基準被限定為數值的特殊獎項，價值的客觀佐證根本就不存在。若想吹毛求疵，要多少瑕疵都能找得出來；若想珍重對待，怎樣視若瑰寶都不為過。”

劉恩凡相信村上春樹窮畢生之力，追求的一定不是這個獎項，而是比獎項更重要的東西——

“作家最重大的義務就是為讀者不斷寫出更高質量的作品。眼下自己在干些什么？今后又該干些什么？對于這些，我是一個尚在摸索之中的人，是在文學這個戰場的最前線，以血肉之軀沖鋒陷陣的人。在那里九死一生，仍舊奮勇前行，這是我被賦予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