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書寫底層似乎成為文壇的一個突出現象,也成為批評界和理論界的一個重要話題。從形式上看,后者正是對前者的反應,但其實,二者的關系是平行的,都是處于同一歷史語境中對共同的歷史現實問題的回應與表述。一方面,關注底層的創作的確給批評界帶來了新鮮的刺激;另一方面,包括文學批評界在內的人文知識界、思想界早已表現出了對“底層”的興趣,底層文學這一概念和話題其實正是它闡釋與批評實踐的一個結果。眾所周知,所謂底層文學在20世紀文學史上并非新鮮事物,不說“五四”以來的書寫小人物的文學傳統與左翼文學關注底層的傾向,僅就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史來說,至少從形式上看,底層的場景、命運、生存狀態一直是文學表現的一個對象,雖然其在主流創作中所占比重有下滑的趨向。顯然,問題的實質不在于書寫、關注底層的文學的出現———事實上這也是不真實、不確切的,而在于底層文學何以會在當下重新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當我們重新討論底層文學時,真正的指涉及意義何在?

在底層文學的潮流和批評中,我依稀看到的是當代知識分子階層(主要是中下層知識分子)自身的焦慮。在中國社會市場化的過程中,依據對資源、利益的占有份額,以及影響、制定分配規則的能力,中國社會日益清晰地分裂為不同的階級。現代化已成為少數社會精英集團的現代化,居于金字塔頂端的精英群體日漸形成對社會利益、資源與機會的壟斷,并開始公然地對其他階層進行掠奪。隨著這一趨勢越來越明顯和劇烈,廣大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也發生了結構性變動,除了少數加入或依附于社會精英集團的知識權貴,這一階層在總體上已喪失了1980年代所擁有的社會地位,并且日益淪為少數社會精英集團的掠奪對象。比如在購房、醫療、教育、收入等方面,廣大知識分子已成為少數社會精英積聚財富的供血者,雖然他們的狀況要比社會下層如農民、工人好得多。這種在社會利益格局中的地位的變化,已難以再使一般的知識階層維持一種社會中上層的虛假想象,而在1980年代以來的一般想象和描述中,知識分子在社會分層中居于一個上層的位置,普遍的所謂精英知識分子的說法表明了這一點。雖然其中包括對精神價值這種象征資本或無形資產的尊重,卻也說明了他們在社會中的總體地位的優越。所以,在改革的前期,作為分享了改革成果和利益的階層,他們是現代化意識形態最有力的鼓吹者。但是,近年來現代化的邏輯與后果充分顯現后所出現的社會危機,卻使更多的知識分子對當代的社會政治狀況、制度安排有了新的認識(階級的差距與沖突,社會秩序、倫理秩序的喪失)。隨著知識分子階層自身社會經濟、政治地位的下降,以及在整個利益格局中的邊緣化,他們對現實秩序有了新的體認與判斷,普遍產生了被剝奪感與對未來的不確定感。這生成了一種對自身命運的焦慮,也導致了知識分子群體的普遍性的不滿。①

當然,我并不是說,批判性的知識分子都是基于自身利益而決定自己的發言立場,事實上有很多知識分子富于洞見的對現代體制的批判和他們具體的生存狀況沒有直接關系。但不可否認的是,當下眾多知識分子對于現代社會、中國現代化方案的不滿和他們自身的生活狀況有重要的關聯。底層文學的興起與批評界的熱情闡釋和這一背景不無關系。它不同于社會學、思想史領域內對于當代體制的批判,從一開始它就是一種意義含混并包含各種訴求與沖動的話語。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決定、至少是影響了關于底層的表述(文學表述與理論表述)的真正用意與可能達到的批判深度,也使它的面目與態度充滿歧義與曖昧。

盡管我們承認對于底層的文學的、理論的關注具有重要的意義,也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知識分子的道義與社會關懷,但我們又不得不看到,通過“底層”,許多知識分子(作家、理論家)表達的仍然是他們關于自身的想象。從這一意義上說,在關于底層文學的討論中,有些人對知識分子表述底層的真實性與可能性表示懷疑,不能不說是有道理的。雖然這一說法在理論上未必正確。②包括作家與批評家在內的中下知識分子群體借“底層”表達了他們對現實秩序的不滿與抗議。底層指稱著被現實體制徹底剝奪的群體,他們的存在,他們的苦難生存正表征著當代現代化方案尤其是其利益分配機制的不合法,其中不難看出自身利益受到損害的中小知識分子的義憤。在這一點上,知識分子站在了底層的立場上,在自我想象和潛意識中,他們已經處在了一個相對于社會精英集團的底層位置上。對于底層的文學書寫呈現了這種基于共同利益的對下層的同情,甚至同病相憐。但是,知識分子與所謂底層的共同利益是脆弱的,相對真正的底層,中小知識分子階層畢竟處在社會分配格局的有利位置,所以他們借底層所傳達的對于現實秩序的批判與質疑又是有限度的。如果我們研讀一下當代表現底層苦難的小說,不難發現很多作品還包含著隔岸觀火的旁觀者的津津樂道與暗自慶幸,另外還有一種深恐自己墜入其中的擔心與焦慮。根據我的閱讀體驗,關于底層的小說作品,有相當一部分屬于這種情形。這使整體的底層寫作(主要是小說)并沒有很多人想象中的批判現實主義力量及強烈的批判性。

這或許就是很多底層寫作(當然不是全部)對現實秩序的態度。在本質上,它是處身于社會精英團體與廣大下層之間,猶疑于兩個邊緣的中下知識分子的文學表述。它既是對于此前一直未納入視野的普通民眾苦難命運的呈現,又有著情感與觀念上的隔閡,缺乏真正富于思想、情感深度的對現實的批判激情。所謂底層寫作,雖然以現實關懷、批判性的面目出現,事實上卻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中國當代歷史危機的核心問題,支離破碎地呈現了下層生活的苦難片段,更無力、也無心以現實主義的文學激情去批判性地呈現民眾的真實生活場景,面對當代總體的歷史危機。事實上,對于底層的書寫盡管帶有對現實秩序的挑戰的色彩,或許也具有這種未必自覺的初衷,卻可能最終被主流意識形態重新收編,轉變為使當代危機合法化的敘事。如果底層文學對底層生活的書寫僅僅以獵奇心態來表現苦難,把苦難奇觀化;或僅僅將底層苦難視為一種極端化的生活處境,來書寫人性等超越性的文學主題;再或者只是將下層苦難作為一個當代小說獲得敘事動力的可能性。它事實上已經喪失了書寫底層的真正意義,化解了底層生活對現實秩序的潛在質疑作用,重新以美學的方式肯定了現實秩序的合法性。那么,它和“主旋律”文學對當代苦難的書寫性質有何差別呢?最多只是形式上的不同罷了。③

如果這樣的話,底層寫作又有何意義呢?它只對于蒼白乏力的當下文學創作和缺乏話題的當代批評有意義。通過底層寫作,底層的苦難成為一個豐富的素材庫,甚至帶有超出當代作家文學想象力的傳奇性,于是,它自然轉化為一個文學寫作的新的源泉。底層苦難被轉化為一個單純的文學問題,與歷史、現實無關。對苦難的書寫于是成為一種帶有虛假“人民性”的“美學脫身術”。④批評界也由此找到一個可以不斷增殖的話題,“底層”成為當代學院化學術生產體制的潤滑劑,風干為脫離現實危機的純理論的抽象。于是,這一話題可能內在具有的批判性潛能,也消融在晦澀的理論探討中。所以,吳亮對南帆等人的嘲諷也并非全無道理,雖然總的說來這場筆墨官司很無聊。⑤

從根本上說,底層不是一個文學或美學的命題,而是一個歷史的,乃至政治的命題,任何試圖使它純美學化的努力都是無意義的。當然,它并非沒有文學的意義,但這種意義要在歷史、政治的前提下展開。在此,我不得不重新面對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

“底層”對文學意味著什么?一方面,的確,文學的審美價值、意義并不能因表現內容或政治立場而獲得或喪失,同樣,是否表現底層并不構成判斷美學價值的尺度。但另一方面,判斷文學價值的標準是否只有美學的標準?是否還有道義的或政治性的尺度?我知道,這種表述可能令很多人警惕,認為不過是重彈判斷文學的政治的與美學的雙重標準的老調。我當然不是要以政治甚至政治立場來判斷、裁定文學,問題是,我們能否離開政治來看待文學或美學問題?這又是否可能?

現在或許是走出純文學的迷思的歷史時刻了。1980年產生的純文學的想象,從一開始就具有政治性,這一點已經無需再多說。作為一種特定的意識形態實踐,它最初具有的革命性潛能已消耗殆盡,成為導致了今日文學總體的乏力與蒼白的一個重要觀念因素。“純文學”已牢固地建立起一套關于文學的主題、技巧體系與判斷標準(比如寫人性———尤其是人性的復雜性、內在沖突、現代技巧、非現實主義),時至今日,在它當初的革命性耗盡之后,日漸淪為書寫瑣屑悲歡的托辭,欲望化書寫的掩護。當下文學充斥著細節肥大癥與破碎性的社會經驗,無法提供盧卡契所謂“總體性”的對社會的想象方式,只是以純文學的形式高度不純地傳播著當代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或非政治的政治觀念,從而成為現實秩序的粘合劑,主流意識形態的合謀者。在這種觀念看來,“主旋律”小說,不可能是好文學,金庸等也很可疑,衛慧、棉棉卻可以是或可能是好文學,因為它符合好文學的標準。所以,這種文學觀念其實和消費主義的文學觀沒有真正的界線,只是一種形式的區分,事實上,當下所謂“好文學”多是消費性、商業性的讀物,“純文學”更多地具有了優質商品的招徠意義甚至欺騙色彩,比如余華的《兄弟》就是當下語境中的“純文學”。當初純文學的鼓吹者與實踐者李陀對純文學的指責正源于此。他重提介入現實的文學傳統,對抗的正是純文學的狹隘與沒落⑥。

但是,在純文學的神話已經幾近破滅的時候,仍然未能擺脫純文學想象的作家們卻從“底層”看到了延續純文學夢想、同時也擺脫純文學危機的方式。以純文學的那一套慣例來書寫底層,一方面似乎對過往純文學不介入現實的致命缺陷進行了修正,另一方面把底層納入了純文學的主題與形式,成為“美學的脫身術”,甚至成為書寫具有消費性的欲望場景的合法借口(如近年對底層苦難的書寫非常熱衷于表現下層出身的女子賣身的故事,但表達的重心卻不在賣淫的社會根源,而轉向了欲望化的性與愛)。 2006年,一貫以純文學標榜的《小說選刊》風格大變,將底層的旗幟貼在封面上(封面都是大幅以下層民眾為對象的圖片),重點推介表現底層的文學,但其改刊的直接的壓力卻是純文學無人喝彩的市場失敗,改刊后,零售量果然大增。這說明,底層的確響應了社會性的閱讀期待,面向底層于是也成為一個重要的市場策略與文學姿態。但《小說選刊》選登的底層文學大多仍然是改頭換面的“純”文學,話說回來,即使該刊想選載真正的底層文學,也很難實現。

所以,當下的底層文學其實很難名副其實,除了《那兒》等少數的作品,它并沒有讓人看到文學的新的希望。“底層文學”這個讓人激動的詞匯并沒有兌現它的承諾。也沒有充分釋放“底層”所內含的對于文學寫作的生機與可能性。對于真正的底層文學來說,具體的美學風格可能不是緊要的,是否有真正的底層人士來書寫也是不重要的,甚至是否表現一般意義上的底層都不是至關重要的。真正的有力的文學,應是和當代批判性的思想結合起來,直面現實的文學,它對當代權力形式和體制加以批判———通過活生生的真實場景,呈現主流意識形態所刻意遮蔽、扭曲的歷史。只要是以另類的批判性的立場來書寫歷史的文學,它就不可避免地會是底層文學,盡管它表現的可能是上流社會的場景。說到底,底層并不是一個表現領域或題材的限定,而是一種文學的態度。否則,那些所謂表現底層的文學仍然可能只是一種姿態,卻暗中反對著底層。

當然,或許我們不應對“新出現”的底層文學要求過高,即使是帶著普遍的隔膜,盡管有諸多的問題,近年的底層文學的興起,仍然有巨大的意義。它可以被視為初步擺脫純文學的迷思并尋求新的文學可能性的開端。底層作為一個現代化的病灶,一個巨大的歷史問題被納入了文學和批評的視野,這為文學掙脫當下困境提供了某種契機。